中国思想文化的未来会回归传统儒学吗? ——与王学典教授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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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思想文化的未来会回归传统儒学吗?
　　——与王学典教授商榷
　　不久前，王学典教授将自己于2015年7月在山东省“全省社科理论骨干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上的演讲记录，整理成文，以《中国社会科学高速发展的局面正走向终结》为题在各大网站发表。笔者屡屡拜读，甚为感慨。王教授文中滔滔宏论，确有石破天惊之力。但其主要论点的逻辑支撑，笔者却不敢苟同。笔者虽一介布衣，不学无术，但自认为还懂得一些常识常理，而再高深的学术论证，其基本的逻辑支撑，恐怕还离不开最简单的常识常理。故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向王教授请教。
　　一，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或“河西”或“河东”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王教授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整个中国正在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他说：“以三十年为界我们至少可以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一个是从1919年到1949年，全盘西化，向西方完全打开了大门，占主流地位的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虽然日渐强大，但并没占主流地位;从1949年到1979年，到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们完全向西方关上了大门;从1979到2009或者是到十八大，整个这30年是在反文革、清算文革、质疑文革的基础上展开的，大的口号叫改革开放，全面向西方开放，向西方靠拢，所以八十年代是个全盘西化占主流的时代，这一点为大家所公认;从十八大之后，一个全面本土化的时代已经开始，我们正在进入新的时代。
　　我以为，王教授以“西化”、“本土化”为尺度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走向进行这样的历史划分，尽管有诸多不准确之处，但毕竟有其轨迹可寻，其中多少也有些道理。问题是，指导这样的划分总有一种基本的价值取向吧?而在王教授那里，这种基本的价值取向是什么呢?如果笔者说得不错，那就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本土化，应该是中国整个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正流。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王教授以为，从中共十八大之后出现的中国思想文化潮流的“归本正源”，并非从天而降，是有经济政治和现实生活的载体的，这个载体你叫大国崛起、民族复兴也罢，叫“特色社会主义”也罢，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罢，叫“和谐社会”、“盛世小康”也罢，总之，和中国传统儒学中“内圣外王”(尽管由道家率先提出，但却贯穿于儒学精神之中)、举贤荐能、王道仁政、以民为本等等的治国实践是血肉相连、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或许在王教授看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至少经济成就，实质上是执政党重新实践了中国本土具有数千年传统的儒学治国理念后才取得的，而随着整个政治实践向中国本土化回归，那么整个思想文化的本土化回归，也就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了。
　　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吗?我认为，中国近现代所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真相，和王教授所描述的历史走向，恐怕大相径庭。
　　我以为，中国近现代发生的这个大变局，之所以为中国三千年历史之未有，是因为三千年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面临着被近代崛起的西方工商文明所取代、所替换的脱胎换骨的历史变迁。华夏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甚至是唯一的由古代轴心文明延续至今的实体文明，如果说，一个文明实体的独特的生存方式构成了这个文明的全部内涵的话，那么，这种生存方式中的生产方式，显然是处于整个文明实体中的轴心位置，或者对这个文明实体的整个物质生活起着支配性的作用;而所谓一个文明实体中的精神文化领域，不过是作为这个文明实体中的全部物质生活的观念形态出现的。因此，可以这样说，当一个文明实体中传统的生产方式被另一种文明实体中更先进的生产方式取代时，它的整个物质生活方式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同样，这种变化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在这个文明实体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中。但是，切不可这样误解：当一个文明实体的生产方式被新文明的生产方式取代时，这个文明实体就会被更先进的文明实体所取代。事情绝不是这样，只要这个文明实体不是被其他文明从整个物质生活形态和地域上所解构甚至所消灭，它就不会被其他文明所取代。正像一个人，他可能整个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但他绝不可能因为改变了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他还是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实体而存在，他的个性、年龄、生活习惯、生命中的遗传基因——总之，所有作为个体生命固有的本质特征仍然没有改变。
<p>　　因此，追踪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所发生的历史变迁的轨迹，就离不开西方工商文明取代华夏农耕文明这个基本的历史真相。而从这个基本的历史真相出发，那么，对于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走向问题，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几个基本判断，以构建认知这个历史走向的逻辑框架。第一，在中国的整个国土上，西方工商文明取代华夏传统的农耕文明，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否则，中华实体文明就会被开除“球籍”，这一点，无庸置疑;第二，两个文明生产方式的碰撞，必然引起两个文明作为观念形态出现的文化的碰撞。而在两种观念形态长期的较量之中，双方都以走极端的方式——即彼此以全盘否定或彻底颠覆对方的极端方式进行，是不可避免的，是符合事物发展往往以两极矛盾运动方式进行的规律的，甚至在某些历史时段成为常态。但是，这种“否定之否定”之哲学过程的结果通常是“既克服，又保留”，即以将对方全盘否定的方式来保留其中有价值的东西;第三，随着新的生产方式被移植过来，那么为这个生产方式服务的所必须的文化体制、文化观念也会被移植过来，但是，这种移植仅仅是价值观念、思维和行为方式的转变，而不是外科手术式的“换头术”，也就是说，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文化形态不可能整个地被西方文明所替换，而是紧紧围绕生产方式所必须的那一部分文化观念、文化体制、价值取向被替换，而且这种替换是植入式的、嫁接式的，即经过异体排斥的考验而自然地成活在原来的肌体上。比如，围绕工业化进程，西方近现代各门自然科学必须植入中国传统的文化体制，在学术研究领域，广泛设置自然科学的各门学科，以及与工商文明紧密相关的经济类、法学类、政治类、人文类、社会类等学科，在教育体系尤其高等教育体系中设置相应的课程。但是，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无论怎样全面占领中国传统文化的阵地，但它们却无法占领由中国数千年文明基因组合而成的、作为民族基本生活方式而存在的文化领地。比如，中国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习俗文化，伦理文化，心理文化等等，这些，都是作为文明实体个体生命的特质和个性而永存，尽管它们也发生变化，但只能沿着基因遗传的方向变化，决不可能被其他生命的异体基因所取代;第四，然而，即便那些围绕生产方式所必须的西方文化观念或文化体制的移植，也面临着和中国传统文化相搏的生死决斗。这个生死相搏的过程就是“异体排斥”的过程。当然，无论这个过程如何曲折和反复，西方文化的成功植入是迟早的事，除非中国不要工业化，不要现代化，重新退回到农耕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