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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模式成败与中国政治前景
——江南红色文化大讲堂讲座大纲
张宏良 （最近先后两次在无锡“江南红色文化大讲堂”做了讲座，这是在两次讲座基础上整理的讲座大纲。无锡毛泽东思想学习组创办的江南红色文化大讲堂和乌有之乡江南书社，是当今中国红色文化运动的其中一个红点，这些红点标志着席卷中国的红色大潮，已经由以唱红歌为主的自发阶段，开始上升到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自觉阶段。这个历史性转折，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把毛泽东思想重新变成国家意识形态的历史潮流已不可阻挡。） 近期，以唱红打黑著称的重庆模式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现在，以李庄案为代表的重庆反水现象则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深切担忧。人民关注重庆模式，是因为看到了希望，人民担忧重庆反水，是因为不愿意看到政治清算的白色恐怖再次降临中国。从戊戌六君子到四一二政变，到抗战胜利后的还乡团，再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治清算——镇压造反派，中国每一次红色大潮失败后的政治清算，无一不是如同地狱般恐怖，所以，作为中国极端右翼势力马前卒的李庄律师团，一发出要如同镇压文革派那样进行政治清算的威胁，立刻引发了重庆反水现象，重庆以司法机构为代表的官僚队伍、以党报媒体为代表的舆论队伍，以及包括大学教授在内的各界精英，纷纷倒戈重新站到了坚决与人民为敌的极端右翼势力一边，极端右翼势力的巨大黑云，再次遮蔽了中国政治天空刚刚出现的一抹曙光。 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摆到了中国人民面前。不仅人民关心这个问题，几乎所有政治势力都在集中讨论这个问题，在目前中国极端右翼势力以各种形式召开的李庄案庆功大会上，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甚至已经讨论到了具体个人。他们一致认为，如果薄熙来执掌中国政法工作，中国司法前景将一片黑暗；相反，如果是广东某某执掌中国政法工作，中国司法前景将一片光明。有人干脆就把中国前景概括为是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两种出路，在此，我们暂且不去谈论广东模式，从广东富士康“13跳”到深圳警察押着妓女游街示众；从法律规定富人可以随意冻结穷人财产到深圳电视台有奖问答题“东三省属于哪个国家？”；从电视台号召种植转基因主粮到逮捕判刑反转人士、用暴力为外国转基因食品进入中国保驾护航；特别是针对重庆特警为民工讨薪的正义做法，深圳明确宣布民工集体讨薪是违法犯罪……等等所有这些丧尽天良的罪恶现象，全都发生在广东，足以诠释什么是广东模式，如果再联系到此前曾经下令公安局与企业签署协议为老板保驾护航，动用装甲车在城市巡逻威慑百姓，扬言为保卫蛋糕不惜“杀开一条血路”等，人们就会知道为什么极端右翼势力会高喊广东模式了。只是今天，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广东模式，因为广东模式无非就是30多年旧有道路更加疯狂的继续，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是为什么重庆模式会成为当今中国各派政治力量角斗的中心，重庆模式的成败，会牵动中国亿万民众的目光，会影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命运。 我们主要讨论一下四个问题：一，重庆模式特殊的历史意义；二，重庆模式已成为当今中国政治斗争的焦点；三，重庆反水的重大经验教训；四，重庆模式对中国政治前景的影响。 一，重庆模式特殊的历史意义 1，重庆模式的历史性质。目前全国各地都在讲重庆模式，各种政治力量也在讲，虽然立场态度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但是关注程度几乎一样，都把重庆模式与中国政治走向联系在一起，与美国相联系的极端右翼势力，甚至把重庆模式看作是中国的“文革重演”。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重庆模式？重庆模式的本质特点是什么？为什么重庆模式会牵动各个方面的政治神经？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重庆模式的话，那就是：重庆模式是21世纪中国社会发生的一场伟大的改良运动。 薄熙来入主重庆千日维新最大的历史贡献，就是社会改良或者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改革。之所以要把改良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是因为改革与革命一样，本来是十分神圣的事情，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事情；改革是通过完善现有制度推动社会历史进步；革命则是通过新旧制度交替推动社会历史进步。如同使一个患者恢复健康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中医疗法的改革；另一种就是通过西医疗法的革命，革命就是西医疗法的外科手术。可见，虽然改革与革命的方法不同，但都是推动社会从良向善的行为，可是反观当今中国就会发现，中国改革教进行的所谓改革，并非是把社会推向进步推向良善，而是相反，是把社会推向邪恶，是要复活历史上所有邪恶事物，并且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复活，而是要把所有邪恶事物推向极端。比如改革前已经绝迹数十年的卖淫现象，目前就发展到了历史极端，中国古代只是青楼有妓女，现代西方国家只是红灯区有妓女，目前中国则是大街小巷遍地妓女；至于无一食品不用毒，更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罪孽现象，甚至在古代作品关于地狱的描述中，都没有出现过所有食物都用毒造假的罪孽现象。值此一点就可以看出，中国极端右翼势力的所谓改革，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改革，而是一场复活邪恶和灭绝良善的特殊历史运动，不仅不是改革，反而是对改革不折不扣的反动。薄熙来的千日维新运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是名副其实的社会改良运动。 只是重庆的改良运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改良运动，而是和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相联系的改良运动，所以我们才称之为是伟大的社会改良运动。由于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改良运动成功的先例，所有改良运动几乎全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血腥报复而告终，以至于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改良——失败——革命的政治循环，所以重庆改良运动才会引起那么多人关注，特别是重庆改良运动又是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在客观上是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第一阶段，而社会主义又是与所有精英集团不共戴天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必然会引起所有精英集团的殊死抵抗和联合镇压，在全世界精英阶级联合起来的强大力量面前，重庆改良运动要想获得成功，则更是难上加难。人民大众正是本能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以唱红歌的方式自发地组成了重庆改良运动的强大群众基础，以此来表示对重庆改良运动的支持。 2，重庆模式的历史背景。美国前总统布什曾经宣称，20世纪是共产主义兴起和灭亡的世纪。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已经团结起来的全球精英阶级的主要任务，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方法就是改革。无论是西方国家的精英集团还是中国精英集团，都想通过推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消灭社会主义运动划上一个圆满句号。在通过经济体制改革铲除了社会主义合法性之后，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打倒共产党的任务便水到渠成地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也是把苏联东欧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送进历史坟墓的共同路线图。 虽然中共中央所有文件都规定得十分清楚，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否定和自我完蛋；改革是要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而不是要终结和消灭社会主义。可是，在实际过程中，改革却变成了打倒共产党和消灭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只是最初把打倒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深藏起来，先进行消灭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消灭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过程，也就是一个社会财富向极少数人手里聚集的过程，是一个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发展过程，当社会矛盾尖锐化到超出人民大众忍受极限时，意味着共产党执政的道义基础已经被摧毁，在政治上为共产党送终的历史机会也就到了，此时只要打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共产党就必死无疑，这是走上改革道路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死亡陷阱，可以说是无一例外。苏联东欧这些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这样垮台的，中东北非这些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这样垮台的。中国能否摆脱苏联东欧和中东北非的悲剧命运，能否跳出支配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周期律，关键取决于在社会矛盾大爆发之前，能否找到一条改良道路，于是便有了重庆模式，重庆模式的历史任务就是要为陷入困境的中国共产党找到一条改良之路，一条由丛林社会通向和谐社会的转变之路。 3，重庆模式的历史意义。此前我们一直在讲，重庆模式的意义，就在于它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仍然具有自我更新的政治能力。只要看一下当今中国的险恶环境，就会知道这个意义是何等重大。就内部矛盾而言，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政治腐败、社会腐烂以及道德堕落的矛盾，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以及生态崩溃的矛盾，买办汉奸势力猖獗的矛盾，极端右翼势力夺权的矛盾，三大精英集团之间“军阀混战”的矛盾，以及各个精英集团勾结外资瓜分国有资源的矛盾等等，所有这些矛盾无一不是已经达到尖锐化程度；就外部矛盾而言，美国对中国军事包围已经形成，操纵周边国家不断瓜分中国东海和南海的领土和资源，中国转变发展方式与“中美国”的存在基础越来越不共戴天，世界资源短缺使西方国家越来越无法容忍中国发展，中国的能源资源、金融资源、网络资源、技术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等各种资源的被控制，表明美国肢解中国的战略已经启动，中国本土的动乱和战争一触即发。看到这些内外矛盾，就会深刻理解重庆模式的重大意义和作用。 二，重庆模式已成为当今中国政治斗争的焦点 重庆模式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政治斗争的焦点，其中有些问题是重庆模式固有的，有些问题则是外部因素附加的，也就是说，重庆模式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一个政治符号，一个政治标签，一个政治概念，许多问题不在于是否与重庆有关，而在于是否与当前政治斗争有关，重庆模式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所涵盖内容早已超出了重庆本身，这是重庆模式比较特殊的地方，也是许多重庆人士所不理解的地方。比如广泛流传的薄熙来那句“民生才是硬道理
公平也是生产力”，就经常有重庆的同志解释这不是薄熙来的原话云云，他们根本不懂得，这是不是薄熙来的原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句话使人们拥有了批判“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合法武器。人们真正所关注的并不是当前重庆发生了什么，而是未来中国会发生什么，这是重庆模式成为当今中国政治斗争焦点的根本原因。 第一，能否实现转变发展方式的焦点，集中在重庆模式上。转变发展方式已经提出多年，至今也没有转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转变发展方式是要重新分配蛋糕，国内外现有的利益集团不答应。 一是美国不答应。“中美国”殖民经济循环圈已经形成了美国物美价廉的物质基础，中国3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等于是用相当于中国半个总产值的财富，换取了美国1200吨被称为美元的废纸，这些纸币如同中国乡镇政府打给农民的白条一样，是根本不能变现的“纸上财富”，当薄熙来下令重庆要花掉每年收取的百分之八十外汇时，才发现这些美元根本就没有变现途径，只能到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国家去买地，今年起这些国家又纷纷禁止把耕地卖给中国，这样一来，中国手里3万亿美元的纸币就真正变成了一堆废纸。如果中国转变了发展方式，不再向美国输血，不再用商品换取纸币，而是用商品换取商品，恢复贸易的本来功能，那么，美国超市中物美价廉的商品就会消失，美国在世界各地发动战争的费用就会短缺，目前美国发动战争的费用，几乎全部来自于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资金。所以，美国无论如何不能允许中国转变发展方式。 二是国内利益集团不答应。中国精英集团已经通过所谓市场化改革，在中国建立了一套现代奴隶制度，迫使中国老百姓没有任何报酬地完全白干。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老百姓的工作好像有工资有报酬，但实际上却没有任何报酬，老百姓以工资形式得到的报酬，转手又被高房价、高药价、高物价、高学费等形式全部收去了，仅仅一套住房就能够榨干一家三代人的收入和储蓄，老百姓又如何能够摆脱白干的奴隶地位！至于用双手建造了中国数百个现代化大城市的2亿7千万民工，则连白干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们还处于没有完全“进化”到人的牛马般牲口阶段。现在，要转变发展方式，让精英集团放弃现代奴隶制度，这是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答应的，莫说是在和平条件下绝不答应，即使是发动战争也绝不答应，无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废除奴隶制度的战争都是最残酷的战争。 正是因为转变发展方式重新分配蛋糕引起了国内外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所以中国才出现了两种模式：一个是广东模式，即所谓做蛋糕的模式，其特征就是通过加强对人民大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镇压，维护现有的发展方式，这种镇压既包括加强汉奸队伍进行舆论镇压，又包括加强军警力量进行武力镇压，宁可把钱花在维稳上，也绝不把钱花在民生上；另外一个就是重庆模式，即所谓分蛋糕的模式，其特征就是加大穷人的蛋糕比例，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并通过唱红打黑震慑住地方豪强，优化穷人生存环境，与其把钱花在维稳上，不如把钱花在民生上。如此一来，中国人民大众与极少数精英集团之间的斗争，在当前便表现为是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之争，人民大众的希望、穷人的希望，寄托在重庆模式身上；精英集团的希望，富人的希望，寄托在广东模式身上。由于分蛋糕是穷人和富人之间难以调和的阶级对立，所以广东模式喊出了要在穷人中“杀出一条血路”的恐怖口号。 第二，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集中在了重庆模式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合法性，以及中华民族在当今世界文明中的历史地位，关键取决于对中国近代以来三场大革命的评价，这就是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对这三大革命的否定和妖魔化，特别是对这三大革命领袖毛泽东的妖魔化，是30年来美国及国内极端右翼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获得的最大思想胜利，他们就是凭借这种思想胜利，在道义上打掉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合法性，占据了中国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并进而要在政治上也同样取代共产党占据主导地位。 可以说，像目前中国这样，执政党不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而是由政治反对派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是人类政治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荒谬现象。之所以会形成这种荒谬现象，最初是由XXX极端狭隘的政治报复心理和极端聪明的政治智慧造成的：极端狭隘的政治报复心理，使XXX纵容极端右翼势力对三大革命尽情妖魔化，从而把共产主义世界观彻底清出了意识形态领域；极端聪明的政治智慧，又使XXX通过军警牢牢保住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XXX的政治双重性，造成了中国政治领导地位和意识形态领导地位之间的历史分离，共产党拥有政治领导地位，共产党的反对派拥有意识形态领导地位。而在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执政党（统治集团）的政治领导地位和意识形态领导地位都是统一在一起的。 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地位和意识形态领导地位之间的分离，使当今意识形态领域里精英阶级的绝大部分，全都站在了反对和否定共产党的立场上，他们拿着共产党的钱，用着共产党的权，凭借共产党出的名，再用这些围剿和镇压拥护共产党的人。李庄案和茅于轼案就是典型。李庄案律师团的那些法学大佬，无一不是凭借共产党出的名，当的官，发的财，却又无一不是恨不得立刻就打倒共产党。茅于轼案更是如此，我们曾经询问过许多西方国家的媒体记者，如果把茅于轼造谣辱骂毛泽东这些话，放在日本天皇身上，放在英国女王身上，或者放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开国领袖身上，政府会不会干预，警察会不会抓捕？得到的所有答案都是肯定的。可是在中国，茅于轼不仅一直逍遥法外，甚至还借助腾讯、新浪、网易等各大媒体接连不断地进行挑衅，最近更是走进美国之音演播室，向全世界辱骂毛泽东。茅于轼挑战人民大众的胆气来自于何处？就是来自于中国右翼精英集团的支持，来自于共产党内部反动势力的支持，当人民大众起来反对茅于轼造谣辱骂毛泽东时，中国数百名文化精英聚会支持茅于轼，党内反动势力更是趁胡锦涛主席和习近平主席出访期间，对签名公诉茅于轼的许多学者发动突然袭击，北京个别大学的校领导，拍着桌子威胁恐吓参与签名的教师，把反对茅于轼当作反党事件进行打击。秦桧和岳飞之间的忠奸颠倒，一时间在中国学界大规模上演，现代风波亭更是遍布整个京城，当今中国的亡国危险甚至远远超过南宋。在共产党内部占据了领导地位的极端右翼分子，利用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权力，对拥护和捍卫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人士进行残酷打击，把越来越多的人民大众逼上反对共产党的道路，以此来彻底摧毁毛主席建立的群众维稳模式，把中国牢牢钉死在军警维稳模式上。而依靠军警维稳，古今中外从未有过成功的先例，所有依靠军警维稳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死路一条。虽然那些基础官员并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指使他们这样干的人却完全知道是在干什么。 所谓“欲灭其国，先去其史”，妖魔化三大革命和三大革命领袖毛泽东的结果，就是彻底摧毁了中国的理想主义、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把中国共产党放在了道义法庭的被告席上，把中华民族放在了道义法庭的被告席上。无论什么人，只要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只要是否定中华民族，立刻就会成为民主斗士和人权英雄，美国更是运用世界最强大的传媒手段接连不断地对中国搞评选，从官员到流氓，评选范围无所不包，而评选标准只有一条，就是反对共产党和解体共和国。一时间，反对共产党和解体共和国，成为当今中国最时髦的政治选择，成为名利双收的最佳途径，不仅国内媒体全力拥戴，甚至西方国家的所有政客全都支持，不遗余力地授予极端右翼人士包括诺贝尔大奖在内的各种世界级大奖。就在共产党的道义资源和历史合法性岌岌可危之时，重庆模式出现了，中国老百姓出场了，他们以“唱读讲传”的方式，重新肯定了中国三大革命和三大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再次唤回了中国的理想主义、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特别是习近平副主席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导地位、坚持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合法性的一系列讲话，更是预示着中国的红色意识形态有可能复活。而一旦红色意识形态复活，那么，国内外右翼势力经营数十年形成的颜色革命的思想土壤，剥削有理压迫有理的罪恶价值观，分裂中国和肢解中国的战略机会，将会统统丧失掉。显然，这是国内外极端右翼势力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所以重庆模式便成为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焦点。 第三，中国各派政治斗争的焦点，集中在了重庆模式上。中国有句话，叫做“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句话最适合于重庆模式，中国各派政治斗争的焦点集中于重庆，并非完全是因为重庆自身的因素，而是因为重庆模式体现着再次走到十字路口的中国何去何从的历史选择。当今中国各种内外矛盾的日趋尖锐化，标志着中国再次走到了历史选择的十字路口，各种政治争论和政治斗争的焦点，愈来愈集中到一个问题上，就是中国共产党还有没有自我更新的能力？毛派共产党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仍然具有自我更新能力，完全有能力像当初宗喀巴更新藏传佛教，路德、达尔文更新基督教那样，通过自我更新走向新生；而带路党则坚持必须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右派带路党推翻共产党的理由是要实行多党制，左派带路党推翻共产党的理由是要建立新的政党。虽然在对待毛泽东的思想信仰方面，左右派带路党之间水火不容，但是在推翻共产党这个政治斗争大目标上，左右派带路党之间却是完全一致，并且双方在内外夹击毛派共产党人方面配合得十分默契，基本上是右派带路党围剿谁，左派带路党就扑向谁。目前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全都把注意力转向了重庆模式，左右带路党自然也就扑向了重庆模式。右派带路党指责重庆“文革复辟”，是在警告共产党不要发动群众，否则就是“文革复辟”；左派带路党批判重庆“资本主义复辟”，是在警告老百姓不要靠近共产党，否则就是投降派宋江。总之，重庆模式已经成为要把共产党置于死地的一个政治突破口。 或许有些人不理解，重庆千日维新历时三年，期间虽然不断有人唧唧咕咕，但是从未形成大的风浪，现在为什么会突然成为中国政治斗争的焦点？答案很简单，因为中共18大，这就是重庆模式“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地方。中共18大之所以在各种政治力量看来都至关重要，就在于中共18大将会使中国具有转变发展方式的强大政治力量。本来，用科学发展观代替经济发展观、用以人为本代替以资为本、用和谐社会代替丛林社会，标志着胡锦涛新政已经完成了理论上的转变，并且试图在“不折腾”的情况下完成实践上的转变。但是，如同此前我们多次强调的那样，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了不劫富就不能济贫，不锄强就不能扶弱，不除暴就不能安良，“不折腾”就不能稳定，不能和谐，道理很简单，你不折腾腐败势力和右翼势力，腐败势力和右翼势力就会折腾人民，人民被折腾得七窍冒烟，也就谈不上和谐稳定。而重庆模式则恰恰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重庆唱红打黑的实质就是折腾，唱红是在精神上折腾邪恶价值观，打黑是在政治上折腾邪恶黑势力。重庆唱红打黑这一折腾，把共产党和人民大众再次折腾到了一起，找到了17大以来由理论转变向实践转变飞跃的一条现实途径。 这条现实途径的解决，其冲击力不亚于第二次改革开放，它意味着中国社会政治转型将不再仅仅是一种理论和政策，而将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包括《德国之声》等越来越多的西方媒体都确认，中国的全面左转已经不可逆转。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可靠标志，就是习近平、薄熙来等一大批体制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毛派共产党人的政治表态，特别是近来习近平一系列讲话所反映出的捍卫国家、捍卫人民、捍卫革命、捍卫历史、捍卫原著的坚决态度，预示着中共18大将有可能结束中国在历史十字路口的徘徊，带领中国进入正反合的第三阶段。如此一来，中共18大便成为中共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带有历史转折性的大会，成为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高度关注的大会，成为极端右翼势力不惜一切要阻挡和逆转的大会，阻挡和逆转的政治突破口，就选择了重庆，选择了重庆模式。 国内外极端右翼势力选择重庆模式作为政治突破口的原因，还在于他们用来妖魔化18大人选和纲领的两方面内容，在重庆都能找到。一是把红二代接班妖魔化为是封建遗风，以此来阻止习近平、薄熙来等红二代进入最高领导层；二是把唱红打黑妖魔化为是文革遗毒，以此来阻止18大选择党群一体化的发展道路。选择这些东西的目的，并不是要通过这些东西本身起到什么作用，而是要用这些东西点火，用这些东西来激起民愤和官愤，把中国推入中东北非的混乱泥潭。 三，重庆反水的重大经验教训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中国历史上改良运动从来都没有成功过，重庆模式作为一个局部地区的改良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甚至最终遭到失败，更应该是不足为奇的必然现象。连极端右翼势力在总结李庄案胜利的基本经验中都明确指出，李庄案的胜利表明，像重庆这样一个局部地区要与全国抗衡是肯定不会成功的，无论薄熙来有多么强势，最终肯定都会失败。右翼势力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要在污水桶里澄清一杯水是根本不可能的，薄熙来在重庆的改良运动，如同空想社会主义大师欧文在英国的试验工厂，失败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就这一点而言，薄熙来很有些唐·吉可德大战风车的理想主义悲壮形象。但是，与欧文和唐·吉可德根本不同的是，薄熙来不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同时还是一个政治家，重庆改良运动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告诉人们，重庆改良运动的失败是受局部区域所限造成的，如果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未必就会失败。薄熙来揭示了这一点，习近平明白了这一点，这就意味着在失败的重庆模式基础上，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成功的中国模式，就这一点而言，无论重庆模式最终结局如何，哪怕是彻底失败，它都已经都圆满完成了辉煌的历史使命。 虽然作为历史祭品的重庆模式，将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闪耀着胜利者的光辉，但是，作为现实生活中的重庆改良运动，毕竟遭受到了重大挫折，重庆反水现象相当严重，极端右翼势力的反扑相当猖狂，他们对改变中共18大政治格局充满信心，中国再次发生“4.12”政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必须认真总结重庆改良运动遭受挫折的重大教训。 1，没有跨过文革这一关，被宰杀于文革这把尖刀之下。此前我们一直强调，文革已经成为宰杀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一把政治尖刀，如果不能立刻终止对文革的妖魔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必死于这把政治尖刀之下，绝没有哪怕是一丝一毫幸免的可能。文革探索的大众政治制度，本来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最伟大的政治贡献，也是21世纪人类社会变革最伟大的主题。可是却被妖魔化为是“十年浩劫”，这是国内外右翼势力能够把中国共产党钉死在道德洼地上的根本原因。现在即便是不能肯定文革，不能重新评价文革，至少也应该像俄罗斯立法禁止妖魔化前苏联那样，禁止继续妖魔化文革。因为事情越来越清楚，妖魔化文革已经不仅仅是妖魔化毛泽东，而是妖魔化共产党，妖魔化社会主义，妖魔化中华民族。我们绝不能为满足个别人对毛泽东、对共产党的深仇大恨，而任凭其毁掉中国共产党，毁掉中华民族！ 眼下的重庆反水就是证明。李庄案律师团用来策反重庆司法界、党报媒体等机构进行反水的成功方法，就是把重庆唱红打黑指责为是“复辟文革”，并以文革后造反派遭受残酷镇压这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政治清算相恐吓，结果一出手便把重庆各界官僚学者吓得魂飞魄散，争先恐后地纷纷反水，用李庄案律师团的话来说，就是形成了“体制内人的坚守”，为了形成更大规模的“体制内人的坚守”，由北京“体制内的人”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控诉文革浪潮，李庄律师团控诉重庆复辟文革的公开信和辩护词，一夜之间便在网络上铺天盖地蔓延开来，整个中国大地掀起了妖魔化文革的黑色狂潮，不仅重庆各界官僚纷纷反水，甚至连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都发表社论控诉共产党“文革浩劫”，赞扬国民党“军政、训政、宪政”的民主探索，对李庄律师团“殚精竭虑”的忧国忧民精神，表示由衷敬佩。 文革这个大棒之所以能够一棒便置重庆改良运动于死地，一是文革能够唤醒官僚集团共同的阶级意识；二是对文革的妖魔化会使官场之人避之惟恐不及；三是最为重要的，文革后对造反派的镇压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治清算和政治镇压，具有极大的政治震慑作用。英国大革命后的复辟运动，没有对造反者进行大规模清算和镇压；法国大革命后的复辟运动，也没有对造反者进行大规模清算和镇压；苏联东欧复辟后同样没有对造反者进行大规模清算和镇压；唯独中国革命后的复辟，对造反派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清算和镇压。所以在当今中国，只要把文革这个大帽子一晃，对方立刻就会恐惧万分、瑟瑟发抖，即便本人不怕，也会为儿女未来担忧，毕竟“清算50年”对于个人而言，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这就是一句“小蒋积德，蒋家享用多年”，就能够把许多官员吓得直尿裤子的根本原因，对文革派的清算和镇压，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手段最恐怖的清算和镇压，“文革遗毒”这顶大帽子无以复加的巨大威胁力，就在于此。在围剿重庆之前，李庄案律师团曾经成功打捞过许多地方的黑社会老大，所用方法与李庄案完全一样，无论是在哪个地方，只要一句“文革遗毒”，当地官员立刻就会乖乖就范。什么叫剥削阶级专政？什么叫法西斯专政？只要看一下人们在“文革遗毒”面前那幅失魂落魄的恐怖样子，就会知道阶级专政的强大力量，只可惜中国老百姓对这个道理懂得的太晚了，当中国老百姓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了实行阶级专政的机会，他们已经由阶级专政的主体，变成了阶级专政的对象。 2，完全作茧自缚于一套打击良善、保护邪恶的法律体系。历史将会证明，中国共产党最冤枉最愚蠢的历史举措，就是让那些坚决要打倒和推翻共产党的法学精英，帮助起草和建立了一整套法律体系。结果就是，否定重庆改良运动，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那些法学精英，发誓要和共产党拼老命的那些法学大佬，几乎无一不是参与起草和建立当今法律体系的法学专家。这些依靠共产党成名成家后又要坚决打倒共产党的法学精英，最令人注目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们不仅起草和创立了一套自我保护的法律体系，还通过共产党的嘴把这套法律体系宣布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现在，当极端右翼势力利用这套法律体系要推翻共产党时，共产党才发现这套法律体系完全是作茧自缚，无论怎么做，自己都永远处于违法地位，再加上一句包藏祸心的“法比天大”，更是牢牢捆死了共产党打击颠覆势力的手脚，哪怕是抓捕一个颠覆分子，全世界都会立刻打上门来，对中国政府提出严正警告和交涉，警告中国政府如果不放人将会如何如何云云。当然，这种警告和交涉，仅仅限于用来保护为美国战略利益服务的极端右翼分子，而不包括绝大多数中国人，如果是爱国进步人士或者一般老百姓，则可以随便打杀而绝不会有任何西方国家过问。 重庆李庄案就是在这套法律体系面前失败的，李庄律师团一句“违背程序正义”，重庆方面立刻束手就擒、撤诉放人，连李庄律师团自己都没有想到会胜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彻底，所以随即便趁热打铁把李庄案上升到复辟文革的政治高度，在北京大学、政法大学等许多地方掀起了控诉文革、批判重庆模式的政治浪潮。寄托着国家转型希望的轰轰烈烈的重庆改良运动，就此遭受到重大挫折，李庄案变成了重庆模式的滑铁卢，重庆有能力战胜黑老大、黑官僚，却没有能力战胜黑律师，因为这些黑律师都是当今中国法律的起草者，在他们当初起草法律时，就想到了今天，所设置的大量法律条文，就是为了用在今天。把重庆模式成功地定为复辟文革之后，又派出茅于轼调转枪口，直接指向共产党和开国领袖毛泽东，用尽各种极端下流的谣言辱骂毛泽东，妖魔化共产党，当信仰毛泽东的人民大众愤而反抗时，才发现法律完全站在茅于轼一边，公安局就是依据现有法律拒绝对茅于轼立案调查，并对茅于轼依法提供保护，使共产党在茅于轼问题上陷入了有史以来最为尴尬的被动地位。茅于轼是“零*八*宪*章”的签署者，排名远在刘曉波之前，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右派，从来不掩饰否定共产党的根本立场，这次造谣辱骂毛泽东时更是公开声称共产党不抗战，而只是利用抗战之机夺取政权。全国各地人民为捍卫对毛泽东的信仰，挺身而出替共产党鸣冤，就一般道理而论，莫说是共产党，就是随便任何一个政党，单就此事此时来说，也应该和维护共产党的人民大众站在一起，至少不应该和茅于轼站在一起。可是，让未来历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许多地区和部门，全都和茅于轼站在一起：以《浙江日报》为代表的官方媒体和茅于轼站在一起，以腾讯网为代表的资本媒体和茅于轼站在一起；有些部门和大学的党组织和茅于轼站在一起；甚至有些地方的警方都和茅于轼站在一起。虽然和茅于轼站在一起的原因有千差万别，有的纯属于执行公务，但是把他们和茅于轼拴在一起的因素却完全相同，这就是现有法律。 在此之前，我们就一直强调，当今中国法律是典型的“西门庆立法”，“西门庆立法”与西方国家一般精英立法所不同的，就是不仅把人民大众排斥在立法过程之外，甚至中把武松这类代表人民大众的精英同样排斥在外，参与立法的几乎是清一色的西门庆。这不仅是当今中国政治面临大动乱的根本原因，也是伪劣假冒产品和有毒食品遍布全国的根本原因。大家可以想一下，为什么同样的企业同样的经营者，凡是出口外销的产品就很少劣质有毒产品，凡是国内销售的产品就是劣质有毒产品？道理很简单，法律环境不同：国外法律保护消费者——维权成本很低，侵权成本很高；中国法律则相反，保护造假用毒者——维权成本很高，侵权成本很低。为什么中国法律要与国外法律相反？道理同样很简单，因为中国经济改革是一个掠夺过程，必然要立法保护掠夺者和侵权者；中国政治改革是一个要打倒共产党和解体共和国的颠覆过程，所以必然要立法保护颠覆者。由于以往这种与人类文明相悖逆的法律体系，危害的对象几乎都是老百姓，并没有直接危害到共产党，所以共产党没有注意，现在对方把矛头指向了共产党，共产党才感觉到了厉害，只是这时的共产党已经被自己制订的庞大法律体系牢牢捆住了手脚，如果沿着右翼势力设置的所谓法制道路走下去，只能是眼睁睁地滑向历史坟墓；相反，如果不顾现有法律束缚，又会成为海内外“天下共击之”的道德猎物；在道义上完全陷入了两难困境。 可见，按照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天道人伦的基本要求，按照宪法党章的基本原则，全面修改现有法律，彻底废除“西门庆立法”形成的罪恶条款，恢复法律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的本来面目，使法律由作恶工具，由约束人民和打击人民的工具，变成保护人民、打击敌人、惩治罪恶的工具，是当今中国摆脱危机、走向和谐的一个重要条件。 3，党群分离，党不相信群众。党群一体，兵民一体，本来是中国共产党的制胜法宝，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群众维稳模式，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牢固基础。可是，后来XXX改变了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以党官一体化取代党群一体化，以军警维稳模式取代群众维稳模式，从此把中国推上了日日夜夜提心吊胆的走钢丝道路。重庆模式就是要探索重新实现党群一体化的道路，通过唱红打黑和民生政策，找到了一条把已经分离的党群关系再次结合起来的现实道路。在重庆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也都通过唱红歌的方式向共产党靠近，有可能再次形成共产党强大的执政基础。可是，面对如火如荼的唱红歌运动，中国共产党却发生了动摇，不相信人民群众会主动团结在自己周围，把三座大山、下岗失业等罪恶都算在极端右翼势力头上，因而对席卷全国的红色大潮犹疑恐惧，本能地采取了打压措施，结果给了极端右翼势力以可乘之机。他们一方面借助美国等西方势力抑制住中国政府，另一方面借助于中国政府抑制住中国红色大潮，巧妙地利用中国“百姓怕官，官怕洋人”的历史逻辑，不仅没有在红色大潮中遭受灭顶之灾，反倒趁机坐大了自身势力。这是目前中国极端右翼势力能够突然向重庆出手并且能够大获全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如此，中国老百姓仍然如同慈祥母亲呵护不孝儿女那样，在全力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美国大使洪博培不顾外交基本礼节，公然参加北京的所谓颜色革命，在如此奇耻大辱和公开挑衅面前，中国政府连个屁都不敢放，是中国老百姓自发地拦住洪博培，指责他侵犯中国尊严的无耻行径，引起了全世界舆论关注，为中国讨回了一点儿颜面，并且以此警告美国等西方势力，如果在中国发动颜色革命，中国人民将有能力将其变成红色革命。这是中国在躲过苏联东欧劫难之后，再次躲过中东北非厄运的根本原因。中国老百姓再次扮演了自南宋以来，已经扮演了无数次的悲剧角色——为民族大义不惜牺牲自己!当初30万红军被国民党杀得只剩下2万人，提出的口号不是找国民党报仇，而是北上抗日。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大义牺牲自己的伟大壮举，感动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拼掉无数性命，把江山送给了中国共产党。现在，中国人民又以当初红军同样的方式，回报了中国共产党，在被共产党层层打压的情况下，不是趁颜色革命之机推翻共产党，而是挺身而出捍卫共产党，抗击西方国家的颠覆势力。许多毛派共产党人前脚走出共产党的监狱，后脚就去抗击西方国家对共产党的颠覆运动。从他（她）们身上，人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生命伟力。有些人受林语堂、胡适等下贱文人的影响，不理解中华民族的这种伟大精神，对此说三道四，其实，中华民族能够饱经忧患、历尽劫难，而生生不息的生命伟力，就在于此，中华民族能够成为历史留存下来的唯一文明古国，所凭借的就是这种生命伟力。 目前，以公诉茅于轼的形式而自觉走上捍卫毛泽东和共产党道路的数万民众，就是这种民族伟力的现实反映，就是已经觉醒的人民民主的伟大力量，不要小看这数万民众所代表的伟大民主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国内外极端右翼势力头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正是在这把利剑的威慑之下，颜色革命才会在中国难产，中国共产党才会坐稳江山。最近我们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多次指出，中国不会成为苏联东欧和中东北非，不是因为中国反对派的势力比他们小，更不是因为中国的矛盾比他们缓和，而是因为中国老百姓在官僚民主和资本民主之外，还知道有第三种民主，所以不愿意成为前两种民主斗争的炮灰，而苏联东欧和中东北非的老百姓不知道还有第三种民主，因为他们没有毛泽东，没有文化大革命。还有，中国不会成为苏联东欧和中东北非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中国老百姓比任何一个国家的老百姓都更加害怕分裂和动荡，“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历史上历次分裂和动荡给中国老百姓带来的灾难，太深重太惨烈了，只要还有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希望，中国老百姓都会坚持在和平统一的基础上，解决各种矛盾和危机。这也是当今中国老百姓不支持颜色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岳飞宁可走上风波亭，也不愿与金兵合流消灭朝廷，同样是因为这个原因。当今已经觉悟的人民群众在遭受当局重重打压之下，仍然与国内外颠覆势力进行殊死搏斗，也同样是这个原因。 只是，如果单纯依靠中国老百姓的风波亭精神，来自发地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那就等于是一只脚已经踏入了历史坟墓。希望中国共产党要万分珍惜中国老百姓的风波亭精神，不要把岳飞逼成吴三桂，中国老百姓一再拒绝走中东北非的道路，这是中国之福，也是中国共产党之福，可是来自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某种强大力量，却硬是要把中国老百姓逼上中东北非道路，操纵法学界和媒体界妖魔化重庆模式的，就是这股强大力量。而妖魔化重庆模式的目的，就是造成更加彻底的党群分离和党群对立，把共产党变成四面楚歌的孤家寡人，以实现打倒共产党和解体共和国的目的。连伊朗总统内贾德和俄罗斯的普京这些资产阶级政客都知道，战胜西方颜色革命颠覆活动的唯一途径，就是依靠和发动民众，中国共产党更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4，体制内马克思主义力量太软弱。李庄案首席律师、才华横溢的斯伟江说得好：“李庄案的胜利全靠体制内人的坚守”，不错，李庄律师团完全是依靠体制内反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力量，获得了巨大胜利。相比之下，目前体制内马克思主义力量却十分弱小，这是30多年来非毛反毛运动的必然结果。体制内马克思主义力量的极其弱小，不仅使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甚至造成了许多地区和部门政权的汪伪化，党校党报的反党现象，就是地方和部门政权汪伪化的表现。中央党校几个教授长期坚持反党立场，天天散布共产党饿死几千万人，党内不仅没有人站出来抵制，反而各地大肆吹捧这几个反党教授，只有乌有之乡为代表的左翼媒体在进行顽强抵抗，后来胡锦涛主席发表了“党校要姓党”的讲话，习近平副主席又采取了相应组织措施，才算刹住了党校反党的不良风气。现在又出现了党报反党的现象，《浙江日报》所属媒体公开发表造谣辱骂毛泽东的文章，并且在建党九十周年之际，大骂共产党不抗战，建国后屠杀老百姓几百万，饿死老百姓几千万。更为让人不解的是，《浙江日报》竟然把全部媒体交给拥有美国背景的胡舒立来掌管，胡舒立连续七年被入选美国评比，是美对华战略的重量级人物，把数千万党员辛辛苦苦用党费建立的庞大媒体交给这样一个人来掌管，党报又怎么不会成为反党工具？而与此同时，中国华为公司在美国兼并一家小公司，仅仅因为华为公司老总曾经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招来美国国会出面，否决了华为公司的兼并行动，并且永远禁止华为公司在美国兼并任何美国公司。两相比较，中国地方和部门政权的汪伪化，已经严重到何等程度！ 党校党报通常被认为是最传统最坚固的意识形态堡垒，现在连党校党报都汪伪化到如此地步，整个国家意识形态沦丧到何等程度，体制内马克思主义力量已经弱小到何等程度，就可想而知了。陈奎元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又是胡锦涛主席当年在西藏工作时的搭档，曾经几次试图发起反冲锋，夺回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主导地位，结果每一次都是铩羽而归，如果不是乌有之乡等左翼媒体出马迎战右翼势力，陈奎元当时就会被“批倒斗臭”。批判普世价值事关国运盛衰，是党中央的重大决定，陈奎元挂帅出征，战事一开，右派立刻如同疯狗般成群结队扑向陈奎元，而陈奎元则是单枪匹马，数万家官方媒体竟无一上前助战，任凭陈奎元被极端右翼势力大肆围剿，又是乌有之乡等左翼网站为民族大义挺身而出，迎战普世价值派，方才击溃了极端右翼势力对陈奎元的围剿，极少数官方媒体才逐渐站出来批判普世价值派。 体制内马克思主义力量的弱小，使得体制内非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在意识形态领域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肆意妄为，无所顾忌，对待马克思主义，比之嫖客对待妓女还要随便，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加之又用法律捆住了共产党的手脚，结果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力量，从意识形态领域进一步扩展到政治领域，加上经济领域原本就是他们的天下，这样他们就把共产党的领导完全变成了空壳领导，顶着共产党领导这个空壳，来打击共产党的支持力量，排斥体制内的马克思主义力量，镇压体制外的毛派共产党人力量，形成了极端右翼势力的绝对优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体制内马克思主义领导者掌握了权利，也没有办法行使权利，因为行使权利离不开一定的舆论环境和法制环境，离不开特定的权利运作平台，这次重庆遭受滑铁卢之败，就与此有关。据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的说法，在李庄律师团背后，中国极端右翼势力组织了数百个律师准备潜入重庆，利用他们手中所谓“铁证”在判决后进行示威，西方各大媒体也做好了报道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迫使重庆方面撤诉放人，让右派获得了关键性重大胜利。 5，中国左翼力量还不成熟，形成了与右派带路党相呼应的左派带路党。中国体制内外的极端右翼势力在共同的阶级利益基础上已经团结起来了，可是中国体制内外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和毛派共产党人还处于相互分离状态，不过，随着内外矛盾的发展，体制内外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和毛派共产党人，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在客观上形成了某种程度的互动配合，这种体制内外马克思主义力量的互动配合，在抑制国内外极端右翼势力发动颜色革命方面，起到了巨大震慑作用，这也是目前中国社会能够保持统一和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能够保持这种互动配合不遭到破坏，李庄律师团以及数百个律师对重庆的政治攻击，原本不能够掀起如此滔天巨浪，单凭左翼运动的强大震慑力量，就完全能够挫败他们的阴谋。可是，左派内部突然冒出的一股带路党势力，干扰和破坏了原本健康发展的左翼运动，他们打着所谓“工人无祖国”的旗号，张口“暴力革命”闭口“彻底推翻”，口口声声指责中国是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应该按照当初列宁的教导，帮助美国打败中国政府，以此来创造无产阶级革命的成熟条件。这些左派带路党在借助美国推翻共产党方面，甚至比右派带路党更加积极，个别影响较大的左翼网站也参与进来，把这种喧嚣炒得沸沸扬扬，一下子把体制内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和其他社会进步力量给吓懵了，毕竟汪伪政权左右合流的殷鉴不远，各种进步力量不可能不对这种喧嚣心惊肉跳，加之体制内外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毛派共产党人又没有一个可以及时沟通的信息交流平台，这就使原本就十分脆弱的体制内外的左翼互动配合突然陷入瘫痪，给了极端右翼势力以可乘之机，趁机掀起了妖魔化重庆模式的排空浊浪。由此可以看出，带路党将再次成为中华民族摆脱危机、实现崛起的最大毒瘤。虽然左派带路党和右派带路党形成的社会条件完全不同，目的也完全不同，但是就其对中华民族的毁灭作用而言，左右派带路党则完全相同。 目前随着极端右翼势力的回潮，左右合流的趋势日趋明显，越来越多的海外民运刊物和极端右翼人士，纷纷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支持所谓“毛派中的真正造反派”、“毛派中反共的民主派”，同时把复兴社会主义的毛派共产党人称为是“改良主义保皇派”，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法西斯骨干力量”。最有意思的是，坚持左右合流的那些左派带路党，他们在旗帜网等左派网站发表文章时，以“彻底革命派”的身份出现，而在炎黄春秋、凯迪网以及民运刊物等右派媒体发表文章时，又以各种“民主派”的身份出现。他们对毛派共产党人的攻击也是带有双重性质，在左翼内部他们把毛派共产党人称为是“宋江投降派”，在左翼之外又把毛派共产党人称为是“极左法西斯势力”，竟然给同一个人在同一时刻带有截然相反的两顶帽子，如同一个人同时站在地球两极一样荒谬。目前左右带路党攻击的主要目标，就是重庆改良运动和乌有之乡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左右夹击的攻击一浪高过一浪，重庆改良运动和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形势极其险峻，特别是重庆改良运动，已经面临夭折的危险，社会主义复兴运动，也面临着“4.12”的随时重演。 这次左翼运动遭受的重大挫折告诉我们，如何解决左派带路党问题，将是对未来中国左翼运动的巨大考验，也是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考验。 四，重庆模式对中国政治前景的影响。 处于崛起和毁灭十字路口的中国，需要在矛盾大爆发之前找到崛起的历史突破口，重庆模式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历史突破口，重庆模式生则共和国生，重庆模式亡则共和国亡，历史把中国和平转型的希望，把中国共产党浴火重生的希望，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薪火相传的希望，寄托在了重庆身上。如果重庆能够跳出中国历史上改良运动无善终的历史宿命，中国就有希望跳出社会大崩溃的兴亡周期律；相反，如果重庆仍然重蹈历史上改良运动绝无好下场的历史覆辙，那么，中国也必将重演历史上改良失败后大动荡大分裂大整合大革命的历史一幕。 中国历史上历次改良失败后，随后出现的无一不是大动荡大分裂的历史惨剧，这一点与西方国家大不相同，西方国家改良运动失败后，随之而来的往往是大革命，而中国改良运动失败后，除了辛亥革命等极少数情况之外，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大革命，而是大动荡大分裂大割据，在经过长期战乱之后，才会出现大整合，在大整合中重新走向统一安定。由于当今中国阶级矛盾的尖锐化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崩溃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外部威胁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中国历史上所有外敌都是要征服中国，唯独现在是要灭绝中国），所以一旦重庆改良运动失败，所造成的大动荡大分裂的历史惨剧，也必将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改良运动相比较，重庆改良运动的目标最低，只不过是要做到“干活给钱”，禁止富人雇佣流氓拖欠工人工资。重庆改良运动的这个要求之低，甚至低到了连黄世仁、南霸天都能够接受的程度，是马克思做梦都不会想到的剥削程度，生活在欧洲的马克思认为资本家最坏也就是想方设法压低工资，而绝没有想到中国的资本家干脆就不发工资，需要重庆政府派遣特警端着冲锋枪才能要回工人的部分工资。“干活给钱”，本来是奴隶社会之后历代剥削阶级都没有突破的文明底线，不仅西方资本主义没有突破这个底线，包括中国历代剥削阶级也没有突破这个底线，万恶的周扒皮半夜里爬起来钻进鸡窝学鸡叫，充其量也只是为了让长工多干活少拿钱，还没有坏到要不发钱的程度。可是现在，“干活发钱”居然变成了重庆改良运动努力实现的目标。如果连如此可怜的改良目标都不能实现，天理将会沦丧到何等程度，人民将会绝望到何等程度，矛盾将会激化到何等程度，将会完全超出人们最悲观的预期，由此而形成的矛盾大爆发，其惨烈程度势必也会超出历史上任何一次大崩溃。 “干活给钱”是最最基本的天理，既不存在主义之争，也不存在左右之分，存在的仅仅是天理、良知和人性，并且是最后一点儿天理、良知和人性。如果连这最后一点儿天理、良知和人性都已经完全丧失，这个社会也就不再是人类社会，而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兽类社会，随之而起的无论是动荡还是革命，也都将不再会有任何理性，因为理性是人类社会的现象，绝不会出现在兽类社会。到时候中国所能够出现的，只能是佛家所说的末法时代和基督教所描绘的世界末日。要知道，社会动荡的惨烈程度，往往不是取决于矛盾尖锐化的程度，而是取决于天良丧尽的程度，在天良和人性已经完全丧尽的情况下，绝不可能会出现比末法时代和世界末日更好的情况。重庆改良运动失败将要把中国带入的，将只能是这样一个时代，一个比末法时代和世界末日更加悲惨的时代。“干活给钱”已经是有古往今来最低最低的天理了，已经是文明社会最低最低的人性了，如果连这最低最低的天理人性都不能实现，都还要镇压，并且还是作为一种模式去镇压，那么这个社会还能够叫人类社会？莫说是人类社会，即使在兽类社会中，又有谁可曾见过如此野蛮现象？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已经低到不能再低的要求，却遭到了中国极端右翼势力的疯狂打压。以北京的买办势力为主体，以广东的汉奸势力和法学精英组成的“第五纵队”为两翼，组成了声势浩大的神圣同盟，联合围剿要满足老百姓最低要求的重庆改良运动，他们把重庆唱红歌称为是“颜色治国”，把重庆打黑称为是“搞政治运动”，把推行民生政策称为是“文革遗毒”，把红二代主政称为是“封建遗风”，其中最主要的攻击，则是集中在重庆改良运动“分蛋糕”的民生政策上。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坚持“干活不给钱”发展方式的主要理由，就是所谓要做大蛋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加快发展生产力。显然，要做大蛋糕，就不能分蛋糕，因为穷人分一块富人便少一块，只有穷人一块都不分，富人的蛋糕才能保持最大；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降低经济运行的成本，而降低经济运行成本的最好方法，就是干活不给钱；要加快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少消费多积累，减少老百姓的收入和福利，中国GDP增长速度之所以能够高出西方国家4到5倍，就是减少老百姓收入和福利的结果。2007年中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甚至不足12%，而世界平均水平超过50%，西方国家更是高达70%以上，如果再考虑到中国这12%的工资的绝大部分，还要用来负担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等巨额支出，老百姓真正能够用于日常生活的收入则更是难以想象的可怜。 而与此同时，中国财富喷涌的惊人程度完全超过了古往今来任何财富神话，近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巨额财富，前30年巨大劳动积累变现的巨额财富（仅毛主席留下的8万多座水库，市值就超过20万亿人民币，而这只不过是前30年积累财富的沧海一粟），子孙万代共同拥有的资源被这一代人几乎全部卖光而变现的巨额财富……所有这些财富莫说是按照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进行分配，即便是按照当今任何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分配原则进行分配，也足以能够保证13亿中国人民过上现代化的富裕生活。暂且不论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国，成为全世界经济总量第二大国，中国商品遍布西方发达国家每一个家庭，中国廉价资源维持着西方发达国家超市的物美价廉，世界各大赌场为吸引中国人全都换上了简体中文，单就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这一项来说，平均每个家庭就是1万美元，相当于6万多人民币，其中三分之二借给了人均收入超过中国几十倍的美国。可见当今中国蛋糕之大，已经大到了何等程度！不仅仅是美国老百姓在大肆享用中国蛋糕，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每一个国民，可以说无一例外地都在享用中国蛋糕，只有制造这个巨大蛋糕的中国2.7亿民工和9千万下岗工人，在眼巴巴地盼望着享用蛋糕的那些富人、官人和洋人，能够多留些蛋糕渣给自己。正是因为中国无与伦比的巨大蛋糕，几乎全部被富人、官人和洋人占有了，老百姓只不过是得到了一点点儿蛋糕渣，所以才有了毛派共产党人的崛起，才有了中国红色大潮的兴起，才有了转变发展方式的新口号，才有了重庆改良运动重新分配蛋糕的新探索。只是到目前为止，重庆改良运动还没有提出要改变蛋糕分配比例，还没有提出要增大穷人那一块蛋糕，而仅仅是按照现有分配规则，把应该分配给穷人的那一小块蛋糕，如数送给穷人，就这样一点点儿改良，便招致了国内外极端右翼势力的联合围剿，比欲将重庆置于死地而后快。为了表示对重庆特警讨薪的否定和敌视，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借助深圳市公开宣布，老百姓集体讨薪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如此一来，老百姓就彻底陷入了绝望深渊：个人讨薪会遭到老板雇佣流氓殴打，集体讨薪又会遭到武警镇压，无论怎样都找不到任何一条活路。 重庆改良运动，就是想给老百姓留出一条活路，如同欧美资产阶级那样——二战后欧美之所以能够出现几十年的和平发展，就在于欧美资产阶级给老百姓留了一条活路；所以，薄熙来所做的，并不比海瑞更多。只是让中国老百姓绝然不会想到的是，不仅“干活给钱”的重庆改良运动有可能会遭到彻底失败，还有比“干活不给钱”更加可怕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这就是此前我们曾经多次指出的那样，让老百姓欢天喜地地管杀父仇人叫爹！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等法学大讲堂上，就出现了让老百姓管杀父仇人叫爹的悖逆天理现象，那些为中国买办集团和美国资本集团充当先遣军，疯狂围剿重庆模式和狂热歌颂广东模式的法学精英，受到了青年学子如痴如狂的热烈欢呼。看着那些青年学子在侮辱自己母亲、残害自己父亲的右翼分子面前鼓掌欢呼，让人不由得想起了鲁迅先生那句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以及北京老百姓比鲁迅先生更加深刻的那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更加深深理解了当初屈原和陈天华的悲愤和绝望。那一刻，人们就会感到当今中国极端右翼势力，是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反动势力，他们的强大，不仅仅在于他们拥有强大的物质力量，而在于他们拥有建立在兽性文化和汉奸文化基础上的强大精神力量。兽性文化和汉奸文化，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罪恶现象，中国历史上有汉奸，却从未有过汉奸文化，更没有过兽性文化，兽性文化和汉奸文化，是当今中国的独特现象。正是这种兽性文化和汉奸文化，导致这一代青年学子迷失了人性发展的方向。最近的渤海漏油事件，再充分不过地说明了这些青年学子的鼓掌欢呼已经可悲到了何等程度。美国康菲公司污染了中国840平方公里海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污染中国海洋的最高赔偿金额是20万人民币，消息传来，国人无不悲愤莫名、欲哭无泪，按照这个法律，即使把中国4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全部污染掉，最高赔偿额也只有20万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400万平方公里海域，还不如北京一套商品房中的一个卫生间值钱！而起草和制订这类法律的，恰恰就是青年学子鼓掌欢呼的那些法学精英。中国历史上不乏汉奸，特别是抗战时期遍地都是汉奸，可是却从未有过青年学子欢呼崇拜汉奸的现象，现在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意味着中华民族将要经历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灾难时期都更加巨大的灾难，将要面临比南宋、晚清和民国三个汉奸最猖獗时期还要更加惨重的亡国大祸。 面对极端右翼势力特别是普世价值派强大的政治围剿，薄熙来一再申辩重庆并没有重搞文革。薄熙来说得没错，重庆改良运动完全是在为中国这口高压锅安装排气阀，从重庆老百姓高呼“共产党又回来了”这句口号可以看出，这个排气阀安装得相当成功，如果照此发展下去，中国转变发展方式，走向和谐社会大有希望。只是今年七一之前风云突变，各种极端右翼势力突然联合起来，特别是在党内反党集团的带领下，用广东的做蛋糕模式完全压倒了重庆的分蛋糕模式，彻底堵上了重庆尚未安装成功的排气阀，非要让中国这口高压锅爆炸不可。对此，许多人总是疑惑不解，极端右翼势力几乎占有了整个蛋糕，党内那些买办势力更是处于为所欲为的地位，他们为什么要搞垮中国？道理很简单，就是为了保护他们富可敌国的巨额腐败资产。这是由中国政治的传统特点决定的，中国政治的传统特点，就是从不追究前朝官员的腐败罪行，李鸿章的子孙后代之所以能够十分安逸地在世界各地搞联谊会，就是因为大清王朝已经灭亡，李鸿章从大清王朝获得的巨额腐败资产也就不再有人追究，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不追究，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不会追究，新中国建国后搞过那么多次政治运动，就是没有搞过一次追究国民党官员腐败行为的运动，特别是对于那些海外人士而言，只要对新中国态度友好，根本无人追究其巨额资产的来源。 中国政治的这个传统特点，为当今中国埋下了巨大祸根，它告诉中国的贪腐集团，只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毁掉，大家就能够获得安全，子孙后代就能够永享腐败资产。于是，当今中国的贪腐集团、买办集团和汉奸集团，便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消灭债权人运动”，千方百计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债权人消灭掉，把中国这艘大船沉没掉。在这个问题上，中华民族传统家庭伦理道德不仅没有起到任何约束作用，反倒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加速作用。一个人越是具有传统家庭伦理道德，越是要成为一个好父亲、好爷爷、好丈夫，就越是要成为毁灭国家的大汉奸，家国之间已经达到了不共戴天的对立程度。这就是倡导家庭伦理道德的儒家学说近来再次兴起的根本原因，传统儒学特别是所谓新儒学，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买办汉奸维持心理平衡的文化基础。如果没有儒学孔家店的“好父亲、好爷爷、好丈夫”等家庭伦理做支撑，那些卖国祸国的买办汉奸，根本就找不到做人的伦理基础。到现在，人们才真正理解了毛主席晚年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深远历史意义。 随着重庆改良运动遭受重挫，随着中国极端右翼势力疯狂回潮，随着中国高压锅的排气阀被再次堵死，全世界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预期突然逆转，呈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悲观预期，全世界的中国股票纷纷暴跌。春江水暖鸭先知，大船将沉鼠先逃。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晴雨表的股票价格，率先展示了对中国未来的不安和担忧，大规模做空和抛售中国股票的恐慌浪潮，从美国华尔街开始波及全球，进而波及到中国本土，世界各大顶级金融投资公司纷纷抛售中国股票，如同逃避瘟疫一样地纷纷逃离中国概念股，凡是与中国相联系的股票无一不是持续性暴跌。此前我们一直强调指出的中国已经走到崛起和毁灭十字路口的判断，正在成为全世界金融资本的共识，虽然重庆改良运动的最终结局还没有确定，转变发展方式的游戏也还没有宣告彻底失败，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也还没有做出最后选择，但是，政治嗅觉最为灵敏的那些市场“先知先觉”者们，却已经从极端右翼势力的回潮中看到了中国未来的悲惨前景，纷纷做出相应抉择。不仅是国际金融大亨对中国做出了悲观预期，包括希拉里那样的政治家同样对中国做出了悲观预期，直斥中国想要躲过中东北非的厄运，完全是“白日做梦”，甚至连中国周边那些弱小国家，都开始聚集在一起，商量如何趁机瓜分中国南海的领土和资源。中国的确是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极端右翼势力有可能会彻底毁灭中国。其实，不仅是外国资本和政府，包括中国老百姓也都能够感受到巨大灾难的日渐降临，道理很简单，如果连习近平、薄熙来等红二代都会遭到“小蒋积德，蒋家受用多年”的灭门威胁，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命运将会如何，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又会如何，可以说其悲惨程度将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 虽然当今中国的社会矛盾和环境矛盾足以把一切炸得粉碎，但是导致中国可怕未来的却远远不止是这些，远比这些矛盾更加可怕的，是中国正在成为21世纪第一个主权被抽空的国家。早在数年前我们就曾经指出，小农经济时代，财富和土地相联系，国家之间主要是争夺土地；工业经济时代，财富和市场相联系，国家之间主要是争夺市场；虚拟经济时代，财富和规则相联系，国家之间主要是争夺规则。世界进入了争夺规则的时代，谁掌握制订和修改规则的主导权，谁就能够掌握世界财富。中国火山喷涌般形成的巨大财富，就是被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一系列不合理规则，变成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享用的财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世界一体化制订的一系列殖民化规则，不仅抽空了中国绝大部分社会财富，甚至抽空了中国绝大部分国家主权。 美国通过中国巨额外汇储备，抽空了中国的商品定价权和货币发行权，迫使中国的商品价格和货币发行跟着美国走，完全掌握了中国通货膨胀的主导权，进而抽空了中国的经济主权；美国通过WTO强迫中国出口稀土等战略资源，10年后将彻底掏空中国稀土等稀有金属资源，标志着中国已经丧失了资源主权；美国通过“美日安保条约”强占中国钓鱼岛和东海资源，通过军事联盟操纵南亚国家侵占中国南海诸岛和资源，标志着美国正在抽空中国的领土主权；美国通过支持台独、藏独、疆独和民运等分裂势力，通过国会一系列决议支持中国极端右翼势力，正在掏空中国的政治主权，美国国会关于中国的一系列决议，超过了美国对其他所有国家决议的总和，而中国人大常委会却没有任何一个有关美国的决议，可以说，当今美国对中国政治的干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初英国对大清王朝、日本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程度，这标志着中国正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失去政治主权；以《海洋法》和《物权法》为代表的一系列束缚中国手脚的法律，标志着中国正在失去法律主权，《海洋法》规定污染中国400万平方公里海域的最高赔偿额不得超过20万人民币，《物权法》规定即使花一美元买走中国全部财富也属于“善意取得”，对此持有任何异议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把已经被历史所否定的西方资本主义丛林文化，以及建立在资本世袭制基础上的金钱文化，强行确立为是普世价值，并通过中国现行教育制度、科研和文化体制，强制全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必须接受，标志着中国正在失去文化主权。 总之，当今中国除了军队之外，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正在失去国家主权，只是这种国家主权的丧失，不是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实现的，而是通过一系列不合理规则实现的；不是被入侵的外国军队和扛枪的伪军剥夺的，而是被西方发达国家领导的国际组织和国内汉奸学者剥夺的。可以说，在表面独立和繁荣之下，被各种规则抽空国家主权，是21世纪西方发达国家支配和奴役世界的主要方法，不幸的是，中国成为了这种方法的第一个牺牲品，成为了21世纪第一个主权被抽空的国家。这就是当今西方发达国家每一个家庭都在享用中国创造的财富，而中国自己每年却有数百万人死在医院外面的根本原因。 近来更是出现了让中国老百姓感到特别恐惧的现象，中国外交界、法学界、经济学界的精英突然掀起了“中国利益必须服从世界利益”的舆论大潮，声言“世界是大道理，中国是小道理，小道理必须服从大道理”，大家都知道，所谓“小道理必须服从大道理”的说法，是要为全局牺牲局部利益的说法，目前世界需要中国牺牲什么，美国总统奥巴马回答的很明确：“13亿中国人要达到美国那样的生活水平，将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浩劫和灾难，地球将会陷入崩溃”。而目前中国已经走上了这条发展道路，按照奥巴马的说法，目前中国与整个人类已经形成了不共戴天的两难选择，要么毁灭人类，要么毁灭中国，此外，绝不可能再有第三种选择。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那些在海外已经准备好退路的汉奸学者突然大造“中国小道理必须服从世界大道理”的舆论，不能不引起每个中国人的高度警惕，毕竟印第安人灭绝的殷鉴不远，毕竟灭绝一个庞大民族的转基因布局已经形成。此前，我们只知道毛主席留有一个复兴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的大棋局，现在才知道，中国还有另外一个大棋局，一个让改革不可逆转的大棋局，而在这个大棋局上所跳动的关键棋子，竟然是与共产党有深仇大恨、与人民革命有血海深仇的极端右翼分子和死心塌地的汉奸分子，他们不仅与共产党有深仇大恨、与人民革命有血海深仇，还与中华民族不共戴天地生死对立，一定要把中华民族置于四分五裂的历史死地而后快。现在，这两个针锋相对的大棋局已经同时运转起来，结果已经不再仅仅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中华民族是生是死的问题，是中国或崛起或毁灭的问题。 本来，体制内外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内外的毛派共产党人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经过多年奋斗，总算推动中国走上了转变发展方式的新的发展道路，总算看到了中国恢复国家主权、复兴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崛起的希望曙光，可是，重庆改良运动的重挫以及有可能出现的彻底失败，广东模式[①]的崛起以及极端右翼势力的全面回潮，使中国继鸦片战争之后很有可能会做出第三次错误选择——第一次是洋务运动的改革开放引来了八国联军，第二次是民国初年黄金时代的改革开放引来了日本侵华战争，这一次选择错误引来的将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40多个国家和中国周边10多个国家的联合入侵——亡国灭种的悲剧将不可避免。中国有句俗语，叫做事不过三，就是说上帝允许一个民族犯错误的次数是有限的，一般不超过三次，现在是中国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仍然如同晚清和民国那样第三次做出错误选择，那么，等待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将绝不会比印第安人更好。 这就是重庆模式最终成败对中国前途命运的历史影响。 2011-7-19-星期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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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9 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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