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节：我们选择和贬义词“三八”站在一起

我这萌萌的家

我出生在3月9日的凌晨，我的妈妈告诉我，原本她在3月8日就已经进了产房，但是坚持到第二天才生下了我。我有点好奇，问她为什么，她扬扬眉说道：

“三八嘛，总是感觉怪怪的……”

人的直觉，有时候是非常敏锐的。就在我长大成人的这些年间，“三八妇女节”在官方话语和民间文化两个层面上的分裂，逐渐从潜藏的裂痕演变为明白敞亮的各走一路。一方面，各种“三八红旗手”的评选仍在进行，“妇女节”的庆祝仍然一年不落，单位发发洗衣粉和热水壶，媒体拍拍参会的民族风和女代表，有条不紊，十分和谐。另一方面，随着港台文化的入侵，“三八”一词迅速变成“搬弄是非的女性”的代名词，而“妇女”也越来越多地让人联想到围着锅台和娃娃团团转的大妈大婶，她们被暗示为年老色衰、丧失吸引，不再是被男性注视的对象，而仅仅成为社会中的工具化存在，“三八”与“妇女”的相连，更加剧了这一节日在民间被污名化的程度。

于是，妈妈在我出生之时的那点小小盘算，仿佛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隐喻：一个母亲，不会去算良辰吉日、以求飞黄腾达，只想在她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让她还未出生的孩子，尽力避免被污名化的命运。

妇女节：我们选择和贬义词“三八”站在一起

对于很多女性来说，逃避那些污名，实在是人之常情。

同样在80年代末期，山东大学在妇女节的相关活动中，率先提出了“女生节”的概念，并选定在“三八妇女节”前夕的3月7日加以庆祝。“女生节”的提出，迅速获得了全国各大高校女生的芳心。一个既能享受男生们的问候、赞美与关爱，又能避免“妇女”这种称呼的节日，让姑娘们如何拒绝呢？

“女生节”踏着轻快甜美的脚步，从一校传遍全国，从高校进入中学。在我初中的时候，学校已经流行在3月7日互致问候、甚至递送贺卡了。我们班上还有一位男生，会在每年的“女生节”带来一大包进口糖果，分给班级的女生们。我们享受着充满水果甜味儿的节日一天，也从未觉得有何不妥。

直到三年后的中考，我考入本校的高中部，因为发挥并不太好，所以对能不能进入实验班心里没底。我和那个发糖果的小男孩相约一起去看分班结果，出人意料的是，他的名字在实验1班的名单里，而比他高7分的我，却落到了实验2班。

他很肯定地安慰我说，一定是名单搞错了，因为他知道几个成绩比他还低的哥们儿，同样在实验1班。他拽着我去招生办公室找老师，那位女老师非常淡定地告诉我们：为了实验1班男女比例平衡，确实男女生分数线有所差别，因为“女生没有男生后劲足嘛”。

15岁的我不知道该如何消化这个消息，眼泪刷地一下流了出来。身边的男孩同样满脸意外，非常尴尬。我们默默地走出办公室，在回家的路上，他掏出一颗糖递给我：

“你别哭了，吃点甜的心情会好……”

我知道他并无恶意，但是那一刻，我实在无法接下那颗糖。

我非常想告诉他，我并不想要什么糖果，我只想和你坐在同一间教室里，接受最好的教育。那是我应得的。

回家以后，我问妈妈该怎么办，她沉默良久，最后告诉我：孩子，你是女孩，所以你要更努力才行。

半学期后的期中考试，我考进了年级前十。

那次考试，我们班有8个姑娘，考入了年级前45名。

后来，我高考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进入北大，然而这种“比他们更努力”所抚平的性别差异，并未因此彻底解决。而且，随着我从本科念到博士，我周围喧闹的声音也越来越多。很多人忧心忡忡地为我的年龄、前途和婚姻做打算，觉得一个好好的小姑娘竟然成了“女博士”，她的人生简直要完蛋了，还是快点拴住一个不怕死的男人，或许生活还能获得救赎。某次被迫和传达室大叔进行寒暄，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女孩子，读书差不多就行了，读个博士，四年以后可就二十八九啦……”

“可是大叔，就算我不读博士，四年以后照样还是二十八九啊！还不如多读点书，免得等到年纪大了，还是一副没见识的样子。”

但是口舌之胜终归是口舌，我还是无可救药地掉进了“女博士”这个魔鬼化+污名化的身份之中。

这个25岁的我，和彼时15岁的我，面临的困境其实是一样的。十年，无论我多努力，所能做的，无非是从一个污名化的境地，逃离到另一个污名化的境地。这不是因为我后劲足或不足，成绩好或不好，而是因为，我是女性。

我们身在中国的知名学府，大多出自典型的中产家庭，收拾打扮一番，样貌也都还算体面。作为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未来的精英阶层，我们有100种方式，可以逃离“污名”，可以不被叫“女博士”而被称为“青年学者”，可以不被叫“老学姐”而被称为“白富美”，可以不被叫“妇女”而被称为“女生”……

可是，那又怎么样呢？

我们年轻，所以我们可以过“女生节”，享受男生的礼物和赞美。

我们貌美，所以我们可以过“女神节”，享受屌丝的膜拜和跪舔。

我们有钱，所以我们可以过“女王节”，享受商家的服务和吹捧。

然而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年轻、不再貌美、不再有钱，我们是不是就不配再做女性？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能成为供男权社会和商品经济觊觎的猎物，我们是不是就只能成为那个“阁楼上的疯女人”？

并且，现实比假设更残酷的是：当你过于年轻、过于貌美、过于有钱，他们一样会窃窃私语，质疑你的身家背景、感情生活、能力道德，然后继续把一盆又一盆污水泼在你的身上。

其实，污名，是无法逃离的。

当他们向这个位置泼污水的时候，我们逃走了。但是他们转而找到另一个借口，向我们现在的位置泼洒污水，我们只能再次逃走了。我们一直奔跑，永不停歇，直到有一天精疲力竭，跪倒在他们面前，要求加入他们，成为递送污水的一员。

我只是想趁自己还有力气的时候，停下来，站到那个已被污名化的“妇女”的位置，和一百多年前芝加哥勇敢罢工示威的女性一起，和二三十年后容颜老去、鬓染风霜的自己一起，告诉那些向我泼来污水的人，他们是错的。

无论男女，我们都可以在停止这场泼污水的无聊游戏之后，变得更好。而这个中止的开关，需要我们共同拉下。

我想要的，不只是今天的爱心早餐，还是二十年后，我在厨房切菜的时候，你在旁边打着鸡蛋和我聊天。

我想要的，不只是你摸着我的脸、赞美我的容颜，还是你拉着我的手、我们彼此讲述光环背后的艰辛。

我想要的，不只是清空了购物车的“买买买”，还是此后一生，无论事业谁强谁弱、薪水谁高谁低，都能够彼此尊重、彼此支持、彼此欣赏。

我并不想当女生、女神和女王，如同我并不想要十几年前的那颗糖一样。我想要的，是成为一个可以被我们彼此都正视的性别身份。



“我们生下来时，社会是这样，是我们的无奈；我们的孩子生下来时，社会还是这样，是我们的无能。”

我选择和“污名”站在一起，只是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我的孩子降生的那刻，无论是光棍节还是妇女节，无论是三七、三八还是三九，TA都看到一个干净的世界，都能为自己的性别、身份与生日，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