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文化老人们最后的启航和痛苦

香蕉

“1979年春天的一个日子，我陪荒煤去上海，走在上海的马路上。那天我按照地址陪荒煤一起去看饰演阿诗玛的女演员杨丽坤，那天上海的天气一如现在的北京，很寒冷，但是我们走得满头大汗。终于在一个很狭窄的一个弄堂里头，一个很低矮的房子找到了杨丽坤，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身材臃肿、目光呆滞的可怜人。”25日，时隔37年后，在人民文学社举办的新书《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座谈会上，前文化部副部长、作家陈荒煤的秘书严平对当时的细节记忆犹新。

1980年代文化老人们最后的启航和痛苦

“我称他们为‘文坛的掌门’”

“我印象深的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荒煤好像因为我们走了太多的路，找得很艰难，但是见到她的时候，他好像全部力气都用光了，一下变成一个很沉默的人。”讲起这段往事严平语气平和，“我当时也很吃惊，怎么这样呢？后来我很快就明白了。他知道杨丽坤经历了什么，但是他内心深处是希望所有这一切没有发生。他的那种沉默当中有很多无奈和痛楚。这样的细节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在《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一书中，这样的细节比比皆是，严平既是书写者也是历史的亲历者。作为前文化部副部长荒煤的秘书，她与书中八位昔日文坛“掌门人”周扬、夏衍、沙汀、何其芳、荒煤、许觉民、冯牧、巴金都有过交往，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史料。因此书中鲜为人知的史实随处可见，比如周扬对自己“十七年”中所犯错误的概括、夏衍等人围坐一团关于“三十年代”的率真聊天、何其芳的那段少为人知的美丽故事、荒煤在长安街发出的那声长叹、晚年巴金与女儿李小林的沉重对谈等等。
“我记得一个细节，好多年前，那时候我非常年轻，因为一些问题满怀困惑和委屈的去找夏衍讨论问题，他先是一语道破其中的原由，然后笑着对我说，’根本不要在意这些，还是多读一些历史的书吧。’他用最简单的语言化解复杂的问题，现在我觉得当他们已经成为书中的人物和历史时，我知道他们都在，他们在书中伴我们前行。”严平回忆道。
“记忆是零散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它会突然联结在一起，那个时候我是用年轻人的心感受着那个年代，体会着那个时代的氛围和那种流淌在这些老年人血管当中热情的血脉，也看到了这些老年人为了最后的希望和热情所拼力付出的一切。”严平讲到，直到好多年以后，她才清醒认识到，她有幸经历80年代那样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又有幸最近距离近距离接触到举足轻重的一些人物。“我称他们‘文坛的掌门人’，他们既是新中国文化发展的见证者，同时也是让我们难以忘记的普通老人。”
“真正忘记老人不容易，因为他们经历过风雨和革命的考验，原来性格中的某些东西已经被掩盖了，只有在特殊的场合下才又重新显露出来。”严平还记得陈荒煤说过的这句话。在她看来，1980年代正是这样特殊的场合，新的历史机遇为人们搭建一个展示自我的大平台，这些刚从‘文革’阴影中走出来，有着双重身份的掌门人，他们身上猛然萌发出来奇异的火化，显示出来就是他们本质上的光彩，就像一颗颗浑厚的宝石，平时看起来没有什么光彩，一旦在风雨闪电，强光闪烁时闪现出动人的光芒。
“我正是在那样一个年代目睹了他们最后的启航，最后的辉煌，也目睹他们再次从辉煌走向失望，走向生命的终点。在这个充满坎坷的过程中，他们覆盖在表层的图腾岩石一般坚硬的外壳终于脱落了，让我们有可能看到包裹在重重坚硬外壳上柔软的内核。”严平表示，目睹老人们精神上的痛苦或许给她的印象更深，也更沉重。
“这个痛苦是由变革带来的，一个人要对自己信仰的东西重新做审视，要经历多么巨大的裂变，我觉得这几乎就是血肉模糊的厮杀。假如没有梦想，痛苦或许会更少，生活或许会更平静，境遇会少许坎坷和悲哀，然而这就是生活，在追随真理的路上，他们注定要付出，注定要燃烧自己，注定会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严平讲道。

1980年代文化老人们最后的启航和痛苦

夏衍
一曲不复存在的挽歌
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认为“严平此作是为1980年代文人所作的一曲不复存在的挽歌。”孙郁提出：“这个书通过大量的细节，丰富的史料告诉我们左翼运动走过曲折的历程。书中对于人物命运的勾勒很让人感动，其中也折射出他们的焦虑、挣扎、痛苦。这个书看了以后让人轻松不起来，让人有沮丧感，我们还在历史的巨大的阴影下，我们今天恐怕很多文化人远不如周扬和夏衍。”
“严平的书将30年前我们高山仰止的老人们，活生生地带到我们面前。”作家张抗抗从三个方面概括了严平此书的特点：
“首先这部书是在一种沉重的思考中展现出它的深刻性和复杂性。里面体现了人格的裂变。”她以书中写何其芳的章节为例，认为严平笔下的何其芳“既写出了‘诗人毁坏’的历史因缘，也写出了‘好人好官’未泯的良知。”
“其次，严平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在场者，她是亲历的，于是你读这个书的时候会觉得它是非常亲切的。此外，严平还通过大量的细节的描写给人一种可信感。”张抗抗举书中情节为例“比如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人到周扬那里去，看到他房间里面挂着一件红的大衣；写跟许觉民老师看电影，拿着电影票到了门口，许觉民上楼的时候跑步上去。这些细节使枯燥、严肃的历史变得非常生动，同时也渗透着一种善意的、理解的、女性的体贴在其中。”
“最后，严平的每一篇文章，思路都是很不同的。比如写何其芳，以‘你的名字是一个问号’为切入点；写冯牧的时候主要取他在云南的线走。走出云南，最终又回到云南，编织成一个生命的圆环。冯牧给我的感觉一直是比较严肃，比较有距离感。看严平的文章我顿时就觉得有光彩了，这种色彩和温度的感觉，显然是用了心的。”
“我记得巴老躺在病床上的眼神，很多人说那是坚强热情和责任，但是那里面存在很深的失望和忧郁。夏衍直到最后的阶段都保持着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清晰认知和执着，那样的大智慧必须有那样的性格才能著称。我记得沙汀像孩子一样的眼神，还有荒煤老人在后期说，他说这是一场闹剧。这让我想起来仍然觉得太多对历史的无奈。有时候我想他们实在是太复杂的一群人，他们辉煌中的黑暗，他们喧哗中的孤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了解和理解，包括我自己。他们并不期待理解，就如同和西方对真正最近距离接触自己的人所说的，请不要写我。”
尽管如此，严平还是写下了这些星星点点，“写下这些历史的碎片，我很难忘记他们的痛苦，我相信他们的痛苦对今天和以后的人们都有着很深刻的解释。写下这些一方面是对自己的记忆有所交代，同时也是借自己的绵薄之力对困扰于心的问题做点滴的探寻。”座谈会最后，严平回顾了她写作的动机。

1980年代文化老人们最后的启航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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