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学者忆孔飞力：历史洞见比纷繁的史实更加重要

罗油

众学者忆孔飞力：历史洞见比纷繁的史实更加重要

美国知名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Kuhn）教授于北京时间2016年2月11日逝世，享年83岁。直到2月15日汉学家魏希德发了一条R.I.P的推特，孔飞力逝世的消息才在中国引爆。与此同时，霍普金斯大学副教授梅尔清（Tobie Meyer-Fong）在Facebook上发起了纪念孔飞力教授的活动，众多海外汉学家、历史学家纷纷撰文响应，从学术理念和生活细节还原了一个生动的孔飞力——而不仅仅是“[size=13.63636302948px]写《叫魂》的[size=13.63636302948px]那个人”。正如这些学者所言，“在严格意义上，我从来不是他的学生，但他毫无疑问是我的老师”，“有如此多并非他学生的人都发表评论称他对自己如何重要，这一事实或许点破了他的意义所在”。凤凰文化综合编译了部分文章，以飨读者。
   香港大学张乐翔教授：
“孔飞力说一等的学术是改变研究范式的，我曾以为《叫魂》连二等都算不上。”
在过去的几天里，随着孔飞力教授逝世的消息传开，他的朋友、同事和学生纷纷发表了纪念文字。我想或许自己也能加上几句。我要谈的是从他身上学到的关于如何做历史学家的几条教益。
第一条是在他帮我们准备综合考试的一次非正式讨论会上学到的。我当时还只是研究生一年级，但是因为有一大批准备参加他所在领域的二年级学生（阿列克斯、安妮、法比安、海宏、马修、凯伦、洛雷塔——我很可能还漏了几个），他决定为我们每周开一次会，专门准备综合考试。有一次会上，刚开始没多久，他就告诉我们学术工作有三种：“第一等”的改变了领域的研究范式——它们彻底改变了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从而增进了我们的知识；然后是“第二等”，它们增进了我们对某一方向的了解，但并没有改变我们的视域；“第三等”的用处在于，我们能够通过它们知道自己是否对这一领域感兴趣。
就像研究生一般会做的那样，我想我们马上去了公共休息室，要看看在孔飞力那并不怎么用心的阅读书目里，哪些是一等，哪些是二等，哪些是三等。同样像一个典型的研究生那样，我认为其中大部分是二等，甚至还可以分得更细：二等上、二等下，等等。只有几部作品被认为是素质低下，其中当然就有《中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我们给《叫魂》的评分甚至更低，虽然考虑到它在汉语世界中的影响力，或许它是一部“第一等”的作品。当时《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还是本新书（相对来说），而《生活在他者世界的华人》尚未完稿。我很想知道现在我会给它们定成几等。
回想起来，他非常简洁清晰地——这是他的一贯风格——为我们列出了作为历史学家应该追求的目标。光是阅读些文献，讲一个故事出来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努力将讲述的故事与意义更重大的主题联系起来，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挑战现有的范式。《叫魂》就是这一思路的光辉典范。
第二条是在他角落里的办公室里学到的。当时我已经确定了论文题目——这个题目也是间接通过他得知的，他建议我去读读许大龄的《清代捐纳制度》。在一次会面中——很可能是关于准备研究生三年级的大会，在会上我们必须在全系面前正式展示自己的研究主题——他提到了选择研究主题的一条基本原则，我想它对所有人文社科的学者也都适用。他说重要的是找到某个能够横跨社会、经济、政治脉络的事物，事件、机构、团体等等，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发现边界在何处，以及它对我们试图研究的时间和地域的意义。或许这只是把“要研究就研究大问题”换了个说法，但它让我能够一直专注于整体图景，而不是陷入细枝末节，以至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至于第三点，他大概已经跟我们这些跟着他做研究的人重复过很多遍了。在一次关于中国历史编纂学的研讨会上，他说历史学家的任务之一，便是写出一部让被研究的人也能认同的历史著作。换言之——如果我们在写一部关于乾隆皇帝的书，那么如果乾隆皇帝读了我们写的东西，他是否至少有可能认同书中的内容呢？当然，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答案（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如此）。但它至少提醒我们，在对待过去时，我们某种程度上必须要用与所研究的时间地域一致的视角，这很重要。这或许是在挖苦那些理论导向的研究，但是他表达的方式非常合情合理（我在这里并没有将这一点表现出来），以至于即使你想要反对也很难做到。
这可能就是他的秘密武器——不管是在发言还是写作中，他的话总是那么简明扼要，强劲有力。他使用的是最简单的语言，然而却有极强的说服力。要是我还能再问他一个问题，探究他的智慧，那该有多好……
[size=13.63636302948px]荷兰莱顿大学中国史教授魏希德（Hilde De Weerdt）:
[size=13.63636302948px][size=13.63636302948px]“孔飞力用自己的成果表明，[size=13.63636302948px]历史洞见比纷繁的史实更加重要。”
[size=13.63636302948px]这段话是为了回应梅尔清（Tobie Meyer-Fong）教授为孔飞力撰写纪念文字的号召。我不是孔飞力的学生（当然，我是不能觍颜自称有此殊遇的），而且我也会一直为没能和他在一起更长时间而倍感遗憾。但是，有如此多并非他学生的人都发表评论称他对自己如何重要，这一事实或许很好地衡量出了他的意义。
[size=13.63636302948px]我在孔飞力的招牌课程“清代文献”学到了很多。有两件事尤其重要，而且我到现在依然几乎每年都提到它们。
[size=13.63636302948px]第一，我们被要求只根据屈指可数的文献提交一份计划申请书。孔飞力向我们保证，即使读的东西不是那么多，我们也同样能够针对材料提出好的问题，提出论证表明为何需要这笔资助来进一步考察这份材料，以及思考可能会得到什么结果。这对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很新鲜的，尤其是那些在非常不同的中高等教育体系中接受过训练的人。我仍然认为，这是我做过的最有挑战性，印象最深的课堂作业之一。
[size=13.63636302948px]第二件事也许更重要。在作业发回来的那一周，他一开场就解释说，失败总是学术生涯的一部分。“如果我把所有没做成的事情都放上去，那我的简历就要长十倍。”在我的同事或学生在准备申请职位或资助时，我仍然会把这句话原原本本地说给他们听，同时告诉他们这句话的出处（现在我意识到，把这一段放进对他杰出学术成就的纪念辞里或许并不合适）。也许孔飞力最令人惊讶的一点就是，即使他当时已经是系里资格最老的教师了，但他依然没有忘记作为一名一年级博士生，以及之后的青年教师意味着什么。他用自己的成果表明，历史洞见比纷繁的史实更加重要。
[size=13.63636302948px]我会怀念孔飞力、他的背包、他的纽扣。他那些有着绝妙标题的著作有着不言而喻的价值。
[size=13.63636302948px]杜克大学周成荫（Eileen Chow）教授：
[size=13.63636302948px]“他退休后的梦想是做一名为穷人提供无偿法律咨询的[size=13.63636302948px]法律界大侠。”
[size=13.63636302948px]许多人都已经通过电子邮件和Facebook分享了自己对孔飞力的怀念，所以我觉得也应该说几句。
[size=13.63636302948px]我对孔教授的记忆可能与你们中的很多人都略有不同，因为在严格意义上，我从来不是他的学生。但他毫无疑问是我的老师。
[size=13.63636302948px]在我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工作的第一年的第一次教师大会上，我们在探讨今后的指导方针时提出在职位描述里用“文化研究”这个词，孔飞力对此嗤之以鼻——“什么是‘文化研究’？难道不是糟糕的历史研究吗？”在这次会议后，有人告诉他我的新头衔实际上正是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助理教授，于是他亲自来到我的办公室，并向我道了歉。
[size=13.63636302948px]我无意冒犯——而且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同意他的观点的！——但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这位地位崇高，传奇般的先辈。最早读他的书时，我还是个本科生呢。由于这件事，我们这么多年就“糟糕的历史研究”这一话题进行了许多次非正式的调侃性对话。也许是为了证明什么，虽然当时我就像大部分第一年工作的教师一样，都有些头脑发热，什么都想看看，但我还是决定旁听他的清代文献课程——毕竟我到那里就是为了学习孔飞力中国历史学派的。令我惊讶的是，我现在每周安排中都有一项雷打不动的项目，其中我能感受到智识上的同志情谊，而它的起源正是这堂课。谁会知道钟人杰起义会成为剑桥冬季的一片宁静绿洲？
[size=13.63636302948px]在我开始设计一堂关于全球唐人街的课，并写一本相关的书时，我从孔飞力身上获取了不可估量的知识和联系人——他给我看了当时还在草稿状态的《生活在他者世界的华人》中的几章，邀请了著名的华裔美国学者，社区活动家麦礼谦（Him Mark Lai）来到哈佛，甚至还带回了一张新加坡旅游图给我——直到今天，我还会在课上用到他的书和这张地图。有一个学期，我们互相到对方的课上讲课——他讲的是海外中国人的历史，我讲的是唐人街。我们的研究路径差异极大——我知道现在还记得，当我在他的课上开始放《霍默·辛普森在唐人街》的片段时他皱起的眉头——但我也记得他柴郡猫一般的咧嘴大笑。他从此再也没有就“文化研究”这个问题指责过我了。
[size=13.63636302948px]在他成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后，他在任何时候都在考验我，支持我，指导我，保护我。他告诉我，在回绝“声誉卓著”的大学委员会职位或者系里的新增任务时，让他去“唱黑脸”。在我与校方商议薪水的时候，他坚定地支持我出任管理职务。此外，在我第一次怀孕的时候——当时哈佛大学可没有正式的产假——孔飞力给我直接批了病假和事假，而且没有解除我的管理职责。孔飞力坚持，所有年轻教师都应该享有授课补助金和暂停试用期计算的待遇，称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与个人判断无关。当时系里——整个大学也是——的女性很少，我后来才发现，他经常让李惠仪（Wai-yee Li）照看我——不仅是在工作上，也包括我的个人生活情况。这些年里，如果在工作日她知道我独自一人，或者孔飞力因为主任事务在剑桥忙到很晚，她就经常会请我们两人到她家里吃晚饭，她做的菜好吃极了。当我想起孔飞力时，最常出现的场景就是我们在李惠仪或者奥摩尔（Omer）的欢迎桌上辩论，有时会谈到深夜。在他们家里，孔飞力感到非常舒适，甚至还会打个小盹。我们会继续在他身边说笑，直到他醒来，然后他便会斗志昂扬地反驳我们，或者提出富有智慧的见解。
[size=13.63636302948px]孔飞力对政治和社会正义的热切兴趣很有感染力。他会召集我们一起去到新罕布舍尔州拉票（在大部分选举期，马萨诸塞州当选的人都没什么悬念）。在他极少的闲暇时间中，他也会跟我们讲法学院的新动态，此时我也会怀着敬佩之情侧耳倾听。他曾经告诉我们，他退休后的梦想就是拿一个法学学位，通过马萨诸塞州的律师资格考试，当一名公设辩护律师，为那些交不起律师费的人提供无偿法律咨询。当我听闻他健康恶化的时候，我自然对他和他所爱的人感到非常悲伤，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知道，如果他能够实现这个梦想，他一定会是一位博学多识，斗志昂扬的法律界大侠。
[size=13.63636302948px]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孔飞力教授。我永远是孔飞力学派的一员。
感谢多伦多大学东亚系研究助理杨松林提供的帮助。
凤凰文化原创编译，转载请注明出处。译者：姜昊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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