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为什么说美国是当代罗马

当兵的那点事

[摘要]希拉里本人的外交政策就是要建立一个四边形体系，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这个四边形体系构成亚太印度地区集体安全体系的中心。

刘仲敬：为什么说美国是当代罗马

美国的群众动员能力与军事输出，其实与古罗马帝国的内政外交结构是很类似的。（本文为刘仲敬在“新民讲堂”第一讲《新旧罗马与现代世界》的录音整理）
罗马在它政治发展的最后阶段，相当于雅典和叙拉古那种群众领袖就表现为军人领袖。罗马晚期的军事首领，像凯撒之类的，他们所统帅的军队在罗马政体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其实就是雅典和叙拉古的街头群众所起的作用。只不过罗马的军事传统强大，而且征服了世界，公民战士也就习惯于从分享世界战利品的程序中间实现自己的利益。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民主派的最佳领袖就不再是雅典的街头煽动家，而是军团的领袖。罗马的军团，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根据公民团体组织建立起来的，所以煽动军团的手段，实际上跟雅典街头演说家煽动群众的手段是相去不远的，只是他们的军事性要稍微强一点。我们可以回顾罗马的历史，像马略、凯撒、安东尼这些人煽动罗马老兵的做法，你就可以看出，那就是克莱翁煽动雅典民众那些做法的一个翻版。莎士比亚曾经捏造过安东尼像罗马公众演讲，最后说服他们反对布鲁图的事情。这个演讲当然是捏造的，但是实际发生的程序跟莎士比亚捏造的情况也确实是相差不远。凯撒在发动战争以前，无论什么战争以前，他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他的军团战士发动演讲，呼吁这些战士起来支持他。
这种政体，你可以把它称为是军事民主制。罗马的民主化和军事化是联接在一起的。因此罗马的凯撒主义和罗马的帝国，本质上讲，是罗马共和国民主化的一种产物。在叙拉古或者雅典，民主化产生了小城邦的僭主；而在罗马，产生了世界帝国的元戎。世界帝国的元戎，他把叙拉古城邦用来抢劫和杀害本国富人的那种技术发展到全世界范围内。罗马军团的领袖或者元戎，无论他在城邦内部的表现是怎样的，他在罗马城邦以外的整个世界是有权行使战争权力的。这种战争权力构成了罗马世界最初采取的形式。罗马福利制度的开支，民主制度的开支，最终都要落实到罗马军团对全世界所行使的战争权力。其实这种技术就是一种国内的高人权和国外的低人权互补。罗马怎样才能维持国内的高人权和高福利呢？这些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必须依靠被罗马征服的各种降虏和战败者，特别是埃及的谷物和黄金来维持。因此，罗马的宪制最终就和全世界的世界体系结合在一起。
罗马要不断的支付越来越多的福利和军饷开支，而这两者基本上，本质上讲就是同一回事，因为最主要的福利开支就是军团退伍老兵的福利开支。而平民的福利开支之所以能够扩大，从原则上讲也是因为罗马的公民和士兵是同一个团体。每一个公民从原则上讲都是战士，每一个战士从原则上讲都是公民。如果你加入了罗马军团，那实际上就是已经获得了罗马的公民权了。你享有罗马公民权，最主要的义务就是要承担军事义务。要支付这样的开支，必须由那些不需要承担军事义务的其他外邦人，特别是像埃及这样的吏治国家来支付。可以说，罗马的福利制度和民主制度从本质上来讲是合一的，他们都是罗马公民战士武德的体现。而埃及降虏或者是其他地方的被征服者，由于没有武德、没有共同体的德性，他们必须负责支付罗马人的福利。
而罗马人得到了全世界的转移支付以后，就渐渐的有义务为全世界提供秩序。例如在埃及和叙利亚发生纠纷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双方都要尽可能争取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支持。罗马人支持哪一方，哪一方基本上就是赢定了。即使你像叙利亚安条克那样，一度在战场上已经获得胜利，已经深入到亚历山大，但是听到罗马元老院和人民一声令下，他们也就不敢打任何一场战役就乖乖的撤出了埃及。这种仲裁权力发展到最后，就使罗马军团的真正出动变得不必要了。只要罗马做出裁决，外邦基本上是不敢不遵守罗马的裁决的。

刘仲敬：为什么说美国是当代罗马

罗马既然已经享有了这种单方面的事实权力，尽管这种事实权力在古希腊时代的国际习惯法中其实不存在，但是在罗马最终崛起以后，实际上已经造成了这个样子，那么自然而然的，外邦在发生纠纷的时候，他们的外交就要比内政重要得多。无论你怎么样整军经武，如果你得罪了罗马元老院的话，你还是要输的。如果你能够把罗马元老院、人民和公民大会争取到自己这一边，即使你输了，也可以赢回来的。因此，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可以说，他们游说罗马选举这个院外活动，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国家的生死大事。无论是城邦和城邦之间的冲突，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冲突，还是城邦和国家内部的不同党派之间的冲突，所有的参与各方都很清楚，他们的命运最终都要取决于他们派驻罗马的院外活动集团的能力。这种情况又造成了新的事实权力。这些院外活动集团游说罗马城邦的固定体系渐渐的变成了：第一是这些外邦本身宪法结构的核心部分；第二，是变成了罗马世界国际体系的正常组成部分。
对现代世界来说，罗马和美国的相似性是很明显的：美国本身内部的政治力量并不见得希望把美国的游戏规则投射到外部去，因为输出秩序对于它来说是一个额外负担；当年罗马的元老院也不是很希望额外的负担仲裁希腊和其他各邦的法律义务，充当这个最高法院。但是最终等到这种仲裁无法避免的时候，那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输出秩序本身是需要耗资本的，最终你不得不把这种消耗资本的过程加以稳定化和合宪化，也就是说，罗马必须运用它自己的普世权力，从需要依赖罗马秩序输出的各邦当中收回成本，然后这个体系才能够长期运转。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海湾战争的时候也已经出现了。美国如果要出兵到海湾维持秩序的话，那么一方面，海湾本身的产油国因为接受了这个秩序输出，必须对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支付一部分费用；另一方面，主要依赖海湾石油的国家，特别是日本、韩国这样的东亚国家，它也必须为美国军队支付一部分费用。因为美国军队保卫的并不是美国自己的利益，而是石油运输线，其中既包括中东产油国的利益，也包括东亚用油国的利益。
美国愿意做单方面，或者说能够单方面输出秩序而不大求回报的地方，实际上也就只限于是欧洲或者希腊，这是因为美国本身的宪法结构依赖欧洲的历史根源、罗马本身的宪法结构依赖希腊的历史根源的缘故；但是在欧洲和希腊以外的世界，这样的游戏是不存在的。罗马或者是美国早晚会通过某种手段，像他们目前以非正式和零星的方式进行的秩序整合，加以正规化或者常规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国际体系本身就会很难维持下去。例如北约本身已经在冷战结束以后，在欧洲已经发挥了一种类似司法仲裁的权力。在北约开始的时候，它只是北约本身的一种内部防卫的集体安全体系，它只保卫北约成员国的安全，对北约以外地方的秩序本身不负任何责任。但是通过南斯拉夫冲突、科索沃战争，以及现在的乌克兰冲突树立的先例，美国及其盟友实际上已经可以对集体安全体系覆盖以外的地区发挥一定的仲裁权。这个仲裁权虽然还没有强大到相当于判决的地步，但是已经足以造成这样的路径约束式的条件，以至于你如果忽视了这个体系的仲裁，你将来的日子会很不好过，如果你遵循这个体系的仲裁的话，你做事的成本就会低得多。
这样的仲裁权，虽然本身还不具备正式法律的权威，但是它已经是享有一种准习惯法的地位了。只需要把它稍稍升级一下，就可以纳入国际法和习惯法，就可以作为习惯的一部分，构成以后行动的参考和先例。因为后来的国际体系的演化是强烈的受到原先先例的约束的，所以像波斯尼亚危机、科索沃危机这样的行动，一旦形成先例，就会对乌克兰危机或者格鲁吉亚危机或者今后的类似行动形成一定的约束。后来的决策者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有极大的可能性，因为以前是这么处理的，所以以后也要这么处理。不要说是在欧洲本身，即使在非洲这样的地方，像索马里危机或者卢旺达危机这样的人道主义灾难，本身就会对以后的美国和联合国和全世界处理非洲危机的程序产生极大的影响。克林顿政府处理卢旺达危机，就严重的受到了以前索马里危机的影响。而卢旺达的人道主义灾难发生以后，非洲再发生战乱又要严重的受到卢旺达人道主义危机的处理先例的约束。这样的先例不断的积累下来，逐步的就会形成国际社会的一种规则产生体系。
在东亚，韩国、台湾、菲律宾这种不具备完全维护自身周围秩序能力的地方，美国的军事和政治干预本身也构成了一种通过不成文的解释输出秩序的过程。像日美安保条约，在96年以后的历次解释、修改的过程中间，就不断的把它的适用范围向南海、向东南亚方面不断的延伸。延伸的理由是，这个安全体系相对于北约在欧洲安全体系中发挥的重要性来说，基本盘是太小了，如果不能把日本、穿过南海、通向马六甲的那条航线上的主要地区覆盖进来的话，这个安全体系本身是不完美的。美日联盟在这个区域内，实际上发挥了通过条约解释对这些地方实施秩序输出和仲裁的任务。而这个秩序输出和仲裁不断的通过其他的机制，把有能力介入这个区域的强国拉进来，例如像印度、澳大利亚诸如此类的国家。
希拉里本人的外交政策就是要建立一个四边形体系，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这个四边形体系构成亚太印度地区集体安全体系的中心。而这个集体安全体系在东亚这个生态位上起到的作用，非常接近于北约在东欧起到的作用：它本身就像是一个生态网的骨架，骨架本身先要搭建起来；那么各小国通过它们跟这个骨架之间的各种互动关系，就会沿着这个骨架，不断的产生新的惯例；新的惯例产生和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个集体安全体系自动的就会羽毛丰满。它会像北约一样，通过最初比较有限和具体的任务，逐步发展到一个更完善、更规范的仲裁体系。而这样的仲裁体系在欧洲、东亚、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不断的积累起来，又通过美国本身联络起来以后，自动的就构成一个准万民法的体系。

延伸阅读

《守先待后》 | 刘仲敬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5年10月

刘仲敬：为什么说美国是当代罗马

本文转自腾讯文化合作自媒体——微信公众号  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xinminshuo ），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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