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炮儿满口的“他妈的”，是不是正宗北京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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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炮儿满口的“他妈的”，是不是正宗北京范儿？

老炮儿满口的“他妈的”，是不是正宗北京范儿？

电影《老炮儿》带动了又一波“大院子弟”话题热，还顺便火了北京话，“嗅蜜”、“搓火”等生僻方言词知名度大涨。居然六爷、闷三儿、话匣子张口不离的“你丫”、“我X”等“京骂”，也不污了，而是正宗“北京范儿”。

但也有人不认这范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就在微博上表示，粗鄙的语言不是老北京传统，“从前的老北京人是不爆粗口的。你看看老舍的作品中有几个人说脏话？不能说完全没有，但那些是坏人，被鄙视的。以粗话为荣的风气是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是‘文革’。”
严锋不是北京人，但北京人、相声演员徐德亮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徐德亮说，不少北京孩子包括他自己都言必称“丫”，不然觉得不亲切，但老人却很反感：“反正我们小时候不这么说话。”他也提到了老舍，“找老舍先生的录音听听，或者听听侯宝林，听听六爷每次溜冰都听的袁阔成，听听那个时候的北京话，多好听，多温文尔雅。”那老北京人怎么说话呢，应该跟说相声似的，“骂人不带脏字儿。”这个“老”怎么定义呢，他也是以“文革”为界，把现在粗话不离口的北京话称为“新北京人的文化”。
说“文革”前老北京人不爆粗口，恐怕难讲。毕竟鲁迅1925年在《论“他妈的”》一文里就把《老炮儿》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他妈的”定义为“国骂”，说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听到这类口头禅。最多是上层社会的人持于身份不愿意说这么直白，底层社会就算满口脏话，却不能入史书，留诸后世。以至于千百年后，我们很难知道祖宗们怎么骂娘。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马脚，《战国策赵策》中借齐人鲁仲连之口讲了一个故事：周烈王驾崩，诸侯都去吊唁，齐国使臣去得比较晚，新继位的周显王就派使者去齐国斥责，齐威王大怒，骂了回去，“叱嗟，而母婢也！”直译是“你妈是下人”，意译嘛，大概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什么什么养的（前面那个“叱嗟”，略相当于如今的“我x”）。看来情绪激动下的骂街，从古至今都差不多一个思路。
而被大家推崇为“文雅老北京话”代表的老舍，笔下也不是完全没有脏话，更不全是“被鄙视的人”说的。《骆驼祥子》中，人力车夫祥子第一次被逃兵抢了黄包车，只偷回几匹不足以弥补损失的骆驼，几年努力化为泡影。其他人力车夫知道了骆驼的事，还私下嚼舌头，传他此前能买车也是“发了私财”，祥子听了气坏了，“发财？妈的我的车哪儿去了？”
绕着弯儿骂人，与其说是“老北京”的专利，更多的还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端着心性的北京人的自我要求。梁实秋甚至把骂人称为艺术，“骂人要骂得微妙含蓄，你骂他一句要使他不甚觉得是骂，等到想过一遍才慢慢觉悟这句话不是好话，让他笑着的面孔由白而红，由红而紫，由紫而灰，这才是骂人的上乘。”
老舍其实对自己的作品也有这样的要求，虽然写底层人民，却要进行艺术化处理，鲜少出现脏话，但他也明白，祥子这样在社会最底层的苦力车夫，受了欺负舌灿莲花地骂回去就太假了，一句“妈的”是最实在不过的。
那么，“新北京话”中是不是比“老北京话”多了很多粗口，变得更不文雅了呢？
鲁迅曾表示，“他妈的”也有别的用法：一次他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这已经不是骂娘了，甚至还透着点亲昵，可以说是“妈的”从骂人向语气词的一个转变例证。《老炮儿》里三两句话不离国骂，有些桥段也是亲昵暧昧得很。六爷去找许晴扮演的话匣子，话匣子刚洗完澡穿着浴袍，身段影影绰绰的风韵犹存，教训六爷“还不好好看着你那小破店”，六爷说“先看着你吧”，话匣子回，“看他妈谁呀”。然后六爷就激动了，就要开始把“干嘛”那“嘛”字儿去掉了。
鲁迅是把“妈的你尝尝看”作为国骂“偶有例外”的用法，看来至少在1920年代，“妈的”的主流用法还是骂人，并不是《老炮儿》里面北京话大规模推广的用法。
从一个骂人的词，进化到一个可实可虚，可骂人可撒娇的万能粗口词汇，这是一个飞跃。“你丫”“我x”等词同理，小流氓地痞无赖说，普通人说，连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挺爱说。以前“京味小说”的代表老舍，作品虽然写底层人士，但偶尔用一句粗口，都是精心掂量过的。1980年代以后新“京味”的代表王朔写小说，题目就一股京骂的味道——《我是你爸爸》。王小波的粉丝群干脆叫“王小波门下走狗”。
而现在遇到骂街的，大概只有说相声的会转弯抹角地骂一句“你怎么嘴里叼一袜子”，大部分北京人都会直接吼回去，“你他妈嘴巴放干净点儿。”——肚子里的十八道弯已经被捋成了一根筋。
这中间变得太快，似乎缺了重要的一环，不如回过头来看看严锋的论断。粗话自下而上、自粗鄙向风俗的普及，和“文革”有无关系？
“文革”横扫一切地批判旧的风俗礼仪，以批判为中心的文艺作品更是褪去了一切修辞，把文雅视为“小资产阶级”趣味，革命导向使得从文艺作品到日常语言，都流行直白而有力量的表达。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1966年开始在北京流行的歌曲《鬼见愁》歌词，这两句大白话歌词精确概括了“文革”期间的“血统论”，现在还有很多人知道。后面还有几句更直白：“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呼口号）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歌词是北京四中的学生刘辉宣所作，他和诗人北岛是同班同学，刘辉宣后来回忆说写这首歌的原因是同学们开会的时候要求弄个“有声势的歌”到台上唱一唱，他编好以后大家还帮着有意改难听一点，结果一炮而红，唱遍大江南北。北岛日后也回忆，合唱之时，最后一句还会被不断重复强化，“滚他妈的蛋”唱了一遍又一遍。

老炮儿满口的“他妈的”，是不是正宗北京范儿？

“他妈的”就这样进入了歌曲领域，开创了政治语言粗俗化的“新局面”。随后，红卫兵的演讲、辩论、大字报、歌曲和诗歌中，就大张旗鼓地使用“他妈的”了。

还有林彪的粗口也被直接写进歌词：“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林彪作为视死如归的将领在战场上粗这么一句，有几分豪气，但又是完蛋又是老子，写进歌词也是头一遭。同样是战场上视死如归，1936年陈毅表达出来却是“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粗话”是底层人民的语言特征，在向贫下中农学习、抵制一切小资产阶级趣味的“文革”语境下，直接有力的粗话成了表达的最好方式，由底层向上层普及，被大范围传播。说话文雅不再是身份的象征，满口粗话才是与群众打成一片。
语言这东西，受环境影响很大。经历了一场粗话教育洗礼，人们的语言习惯自然就变了不少，表达方式也就变了。王朔这样从军区大院走出来的小说家，语言还是充满京味儿，但却天然带着大院的粗俗。他写讽刺小说，虽然也讽刺这套东西，用的却是纯熟的大院以粗俗著称的语言。
作为“京骂并非老北京范儿的话题”最佳例证的老舍，在努力接革命地气的话剧《龙须沟》里，也费尽心思安插了不少个“他妈的”，然而却透着生疏，远不如他“骂人不带脏字儿”的老北京风格来得纯熟。
语言这东西，也讲究一个自然。说粗话虽然不值得提倡，但冯小刚和导演管虎也都说，电影里这么多粗口，实在是为了表现人物而为之。六爷从小就打茬架，还为此进过牢，丢下了老婆孩子，他交往的一帮兄弟，一个个也一文不名，真心凑不出10万元钱——这样一个人，说白了还是一个地头蛇、老流氓，他有情怀有规矩，但在不说粗话的“老北京”眼里，也还是不上台面的。塑造这样一个人，与其满口仁义道德，真不如一句“妈的”来得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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