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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长征第五次“围剿”①
在这里，我甚至不能概括一下中国南方苏维埃的引人入胜然而迄今只有片断记载的6年历史——这是注定要成为长征史诗的序曲的一个时期。毛泽东曾经简短地谈过苏维埃的有机发展和红军的诞生。他谈过共产党人怎样从几百名衣衫褴褛、受饥挨饿然而年轻有为的革命者中建立起一支几万人的工农军队，到了1930年，他们已经成为那么重要的夺取政权的力量，以至于南京不得不对他们发动第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最初的一次“围剿”和随后的第二、第三、第四次“围剿”，都失败了。在这几次战役中，红军每次都消灭了国民党许多个旅和整师整师的军队，补充了自己的武器弹药，吸收了新战士，扩大了自己的领土。

同时，在红色非正规军的攻不破的战线这一边，人们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呢？在南方苏维埃的整个历史中，竟然没有一个“外面的”外国观察家进入过这个红色区域——除了苏联以外的世界上唯一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这实在是我们时代令人惊奇的事实之一。因此，外国人所写的关于中国南方苏区的一切情况，都是第二手材料。但是有一些要点现在已经可以从友敌双方的报道中得到证实。这些要点清楚地表明红军受到拥护的基础。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捐税减轻了。集体事业大规模地建立起来，到1933年，单单在江西就有了上千个苏维埃合作社。失业、鸦片、娼妓、奴役儿童和强迫婚姻都被消灭了，不打仗的地区的工人和贫农的生活条件已经大大改善。在巩固的苏区里，群众教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某些县，共产党人在三四年内达到的人民识字程度，超过了中国任何其他农村地区多少世纪来所取得的成绩，包括洛克菲勒支持和晏阳初主办的花了许多钱的定县群众教育实验在内。在共产党的模范县兴国，将近80％的人口都识字了。

这些成就至少现在已被大量客观的证据所证实。但是关于小小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其他方面，虽有许多文献资料可证，讨论它们时仍不免引起争论，而这不是本书的范围所及。假如共产党能保持和巩固南方的根据地，他们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呢？在这里我们会陷入纯粹的预言，我们所下的结论自然会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

对南方苏区的任何推测现已成为学究式的行为。因为在1933年10月，南京发动了第五次，也就是它最大的一次反共战争，一年以后红军终于被迫实行总退却。当时几乎人人都以为这是事情的终结，是红军的丧礼进行曲。他们这种看法是如何的大错特错，差不多要两年以后才显示出来，一个历史上罕见的、非同寻常的卷土重来，随着事态的发展达到了高潮——蒋介石自己的生命竟然会落入共产党人手中，而蒋却一度曾经真的相信他自己吹的牛皮，以为他已经“消灭共产主义之威胁”。

在反共战争进入第7年之前，消灭共产党的尝试没有取得任何显著的成就。共产党人当时在江西的很大一部分以及福建、湖南的广大区域享有实际的行政控制权。此外还有一些同江西不直接毗连的其他苏区，它们位于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四川、陕西等省。

在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动员了90万左右的兵力来攻打红军，其中大概有40万人——约360个团，积极参加了江西福建地区的作战以及针对鄂豫皖红军的作战。但江西是整个战役的关键。在江西，正规红军能够动员18万人的总兵力，包括所有的后备师，此外，大概还有20万游击队和赤卫队；但是他们总共只能集合起不到10万枝枪，他们没有重炮，而手榴弹、炮弹和其他弹药的供应又非常有限，都是瑞金的红军兵工厂制造的。

蒋采用了一种新的战略，来充分发挥他的最大长处——优越的资源、技术装备，从外界得到源源不绝的供应的便利（而红军却没有通向外界的渠道），机械化战争，以及一支由将近400架可飞行的作战飞机组成的现代空军。红军曾经缴获几架蒋机，他们也有三四名飞行员，但是他们没有汽油、炸弹和机械师。这一次蒋不再侵入红色区域并试图用优势兵力进行猛攻的办法来占领苏区，这种办法在过去已被证明是招致灾难的了。他现在用他的大部分军队来包围“赤匪”，并对他们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

这样做的代价是很大的。蒋介石建筑了几百公里军用公路和数以千计的小碉堡，这些碉堡可以用机关枪火力或炮火连接起来。他的以夺为攻的战略战术，有助于削弱红军在运动战中的优势，并且突出了红军人数少和资源缺乏的不利条件。实际上蒋在他著名的第五次“围剿”中在苏区周围建起一道长城并逐渐把它往里推。它的最终目标是要像一把钳子那样包围和粉碎红军。

蒋狡猾地避免把大量的军队暴露在他的公路网和碉堡网以外。他们只是在重炮、装甲车、坦克和飞机的严密掩护下才向前推进，而且很少前进到距离碉堡线几百公尺以外的地方，这种碉堡线贯穿江西、福建、湖南、广东、广西诸省。红军失去了诱攻、伏击或者在广阔的战场上出奇制胜的机会，不得不采取新的战术。他们开始主要地依靠阵地战——这个决定的错误及其原因，将在下面提到。

据说第五次“围剿”主要是由蒋介石的德国顾问们策划的，特别是德国陆军的冯·福肯豪森将军，当时他是蒋介石的首席顾问。这种新的战术是彻底的，但也是非常缓慢和费钱的。作战持续了好几个月，南京仍未能给予它的敌人的主力以决定性的打击。但是封锁却对红区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特别是食盐的完全缺乏。这个小小的红色根据地，逐渐无力击退对它施加的军事的和经济的联合压力了。红军在这次战役中为了保持长达一年的抵抗，必须对农民实行相当重的征收。同时应该记得，大多数红军战士是得到了公民权的农民和由于新获得的土地而感到自豪的土地所有人。单单为了土地，中国的大多数农民就会战斗到底的。江西人民懂得国民党的回来，也就意味着地主的回来。

南京以为它消灭红军的努力已经接近成功了；敌人已经成为笼中之鸟，无法逃脱。估计有数以万计的农民死于每天的空中轰炸和机枪扫射，或者死于国民党在它重新占领的地区里所进行的“清洗”。据周恩来说，红军本身在这次围攻期间就死伤了6万多人，老百姓的生命牺牲也非常惨重。有些地区居民绝迹，这有时是由于强迫集体迁移，有时是由于更加简便的集体屠杀。据国民党报纸估计，在收复江西苏区的过程中，100来万人民被杀死或饿死。

尽管这样，第五次“围剿”并非决定性的。它没有达到消灭红军有生力量的目的。红军在瑞金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撤退，把红军主力转移到一个新的根据地去。这个要延续整整一年的伟大的远征，计划得十分完备有效。这些计划或许显示了共产党人在他们发动攻势期间没有表现出来的某种军事天才。因为指挥一支胜利前进的军队是一回事，而再在现已出名的通往西北的长征中将会遇到的那种不利条件下胜利完成撤退的计划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红军撤出江西，显然是那样地迅速秘密，以至于直到估计约有9万人的红军主力已经行军好几天之后，敌人的总部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红军是在江西南部进行集结的，把大部分正规部队从北线撤走，用游击队替换他们。这些行动总是在夜间进行。当整个红军实际上已经集中到赣南雩都附近时，长征的命令就颁发了。长征是从1934年10月16日开始的。

一连三个晚上，红军分两路向西和向南挺进；第四天晚上，完全出人意料地在进军途中几乎同时攻打湖南和广东的碉堡防线，猛烈袭击并占领了这两条防线，使惊慌失措的敌人溃逃。他们片刻不停地向前挺进，直到他们占领了南线的一连串封锁碉堡和防御工事群；这样他们就打通了南下和西进的道路，他们的先头部队就沿着这些道路开始了惊人的征程。

除了红军的主力部队，还有成千的红色农民参加这次行军——老的和少的，男人、妇女、儿童，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红军的兵工厂被拆除，所有的工厂也被卸走，机器装在骡背和驴背上——凡是能够搬动和有价值的东西，都随着这支奇特的队伍前进。随着行军越来越远，他们不得不抛弃许多这样的负担。红军人员现在会告诉你说，有成千成万的步枪和机关枪，很多机器、弹药，甚至于白银，被埋藏在他们从南方出来后所走过的漫长道路上。他们说，现在被成千上万的敌人警备部队所包围的红色农民，总有一天会把这些东西挖出来并且重新建立他们的苏维埃。

他们只是在等待信号，而即将爆发的抗日战争很可能就是那样的信号。红军主力撤出江西之后，又过了好几个星期，南京的军队才占领了主要的红色城镇。成千的农民赤卫队和游击队员，在少数正规部队成员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一直奋战到底。很多这样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是自愿留下来准备牺牲自己的，共产党人现在用各种方式纪念他们的英雄品质。红军留下了它的一些最有才能的指挥员：陈毅、粟裕、谭震林、项英、方志敏、刘晓、邓子恢、瞿秋白、何叔衡和张鼎丞。但是，他们的正规部队只有6000名身体健康的人，另有2万名伤员在农民中隐蔽下来。其中有成千人被捕并被杀害。他们所进行的后卫战，使得红军主力在国民党能够调动足够的军队在行军道上包围和消灭他们以前，就已经走得很远了。甚至到1937年，江西、福建和贵州有一些地区还在红军所留下的这些部队手中，而且直到最近，政府还宣布要在福建进行又一次反共战役来“最后扫荡”他们。

注释：

①这篇基本上是根据毛泽东的叙述，但可以看出有若干地方斯诺采用了别人提供的一些具体资料。有些评论性的话是斯诺自己的话。

9、长征：一个国家的迁移
红军胜利地突破了第一道碉堡防线之后，就开始了它的划时代的、历时一年的、向西和向北方向的征程，这是一次绚丽多彩和富于故事性的远征，在这里我只能最简单地概述一下。共产党人现在正在编写一部集体记述长征的书，由几十位参加过长征的人供稿，已经写成了30多万字，然而仍未完成。冒险，探索，发现，人类的勇敢和怯懦，狂欢和胜利，苦难、牺牲和忠诚——像火焰一样贯穿这一切的是成千上万的青年的持久不衰的热情、不灭的希望和惊人的革命乐观主义，这些青年人不承认人或自然、上帝或死亡会给他们带来失败。所有这一切和更多的东西都包含在一部当代无与伦比的长征历史中。

红军自己通常称之为“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福建的最远点到远在西北的陕西的旅程终点，加上途中的许多迂回曲折和进退，许多长征战士毫无疑问是走了2.5万里或更多路程的。第一军团所制的分段行军记录①表明，长征路线共长18088里或6000英里——约为美洲宽度的两倍——这个数字可信为主力部队最低限度的行程。同时必须记得，整个旅程是靠两条腿走过来的，要经过一些世界上最难通行的小道，其中大多数都没法让车辆通过，还要越过亚洲一些最高的山脉和最大的河流。这自始至终是一场漫长的战斗。

中国南方的苏区有四道主要的防御工事包围着它，这些工事由一串串混凝土构筑的机枪阵地和碉堡掩护着，红军必须打破这些防线，才能进到西面没有被封锁的地区。设在江西的第一道防线于1934年10月21日被击破；设在湖南的第二道防线是在11月3日占领的；一个星期以后，位于湖南的第三道防线，经过血战以后也落入红军手中。11月29日，广西和湖南的军队放弃了第四道也就是最后的一道防线，于是红军向北转入湖南，开始沿着一条直线向四川推进，打算到那里的苏区去同徐向前领导下的第四方面军会合。在上述期间，打了9次大仗。南京及各省的军阀陈济棠、何键、白崇禧一共调集了110个团的兵力去堵截他们。在经过江西、广东、广西和湖南的行军中，红军蒙受了非常重大的损失。他们到达贵州边境的时候，人数减少了1／3左右。这首先是因为大批辎重妨碍了行动，单是从事辎重运输的就有5000人之多。先头部队受到严重的拖累，这在许多情况下，使敌人有时间进行充分的准备来堵截红军。其次是因为从江西出发后红军保持着一条毫不偏离地向西北方向行进的路线，这使南京能够预料到红军的大多数行动。这些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损失，促使红军在贵州采取新的战术。他们不再作箭头式的推进，而开始采取一系列分散敌人注意力的行动，使得南京的飞机越来越难以侦察出红军主力部队每天行军的目的地。两个纵队，有时多达四个纵队，在中央纵队的侧翼作一连串迷惑敌人的行动；先头部队也展开了一种钳形的阵势。只保留最少和最轻的必要装备，人数大大减少了的辎重队——他们是每天空袭的目标——这时通常都在夜间行军了。蒋介石预期红军会试图渡过长江进入四川，于是从湖北、安徽和江西抽调了数以万计的军队，急急忙忙地把它们向西运送，想（从北面）来切断红军的进路。所有的渡口都用重兵把守，一切渡船都被拖到长江北岸去，所有的道路都被封锁起来；大片地区的粮食被搜括一空。成千上万的南京军队源源开进贵州，增援军阀王家烈的抽鸦片的地方部队，这支军队最后几乎被红军打得土崩瓦解。还有一些军队被派到云南边境，在那里设置障碍。因此红军在贵州遇上了由几十万军队组成的“接待委员会”，一路上处处受到堵截。这使红军有必要在川、黔、滇②进行两次大规模的回旋行军和一次环绕贵州省会的大迂回。在川、黔、滇③的运动占去了红军4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摧毁了敌人5个师，攻占了贵州省军阀王家烈的司令部，占了他在遵义的洋式宫殿，补充了约2万兵员，到过该省大部分城镇，到处召开群众大会，并在青年中培养共产党干部。这时他们的损失是比较小的，但是他们仍然面临着如何渡过长江的问题。蒋介石通过迅速地把军队集中在川黔边境上，已经巧妙地堵住了直通长江的近路。此时他把消灭红军的主要希望寄托在阻止红军在任何地点渡江，指望把红军逼到边远的西南地区或者西藏的荒野里去。他打电报给他的各级司令官们和各省军阀们说：“党国命运系于围歼赤党于长江以南”。1935年5月初，红军突然掉头往南，进入云南，这是中国同缅甸和印度支那接壤的地方。红军经过4天速度惊人的行军，出现在离省会昆明不到30里的地方，军阀龙云慌忙把所有能调动的军队集结起来进行防卫。这时候，蒋的增援部队尾随红军从贵州进入云南。耽在昆明的蒋介石本人和宋美龄却慌慌张张地从滇越铁路逃跑了。一大队南京的轰炸机天天在红军头上下蛋，但红军仍不断前进。可是不久，惊慌消失了。人们发现红军挺进昆明只是一种少数部队所进行的佯攻。红军主力正在向西推进，显然是打算在龙街渡渡江——这里是长江上游很少几个通航点之一。在高山纵横的云南境内，长江流经巨大的峡谷，水深流急，有些地方两边悬崖夹峙，长达一英里以上，峻峭的岩壁几乎垂直地矗立在两岸。那很少数的几个渡口，早已被政府军队全部占领。蒋介石这时很得意。他下令把所有的船只拖到长江北岸去烧掉。接着，他调动他自己的和龙云的军队，对红军展开包抄行动，指望在这条历史上有名的波涛汹涌的江边，一下子把红军永远消灭掉。

红军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似的，继续分三路朝着龙街渡飞速西进。那里的船只都早已被烧毁，南京的飞机驾驶员报告说，红军一支先头部队已经在开始搭竹桥。蒋变得更加放心了；因为搭桥需要好几个星期的时间。但是，有一天晚上，一个营的红军突然不声不响地倒转了它的方向。在一次神速的急行军中，他们一昼夜走了85英里，傍晚来到了皎平渡——附近唯一可能过江的另一个渡口。这一营红军穿着缴获的南京军服，在黄昏时候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就进入这个地方，并且悄悄地解除了守军的武装。船只已经被撤到北岸，可是没有被毁掉。（国民党军可能是这样想的，为什么要糟蹋船只呢？红军还在好几百里以外，而且根本没有向着这里来呀！）可是怎样才能把一条船搞到南岸来呢？天黑以后，红军带着村长来到河边，要他向对岸的卫兵喊话，说来了一些政府军队，需要一只船。对岸没有起疑就把一只船放了过来。一小队这种“南京”士兵挤进船里，很快就登上北岸——终于到了四川了。他们很镇静地走进哨所，发现守军正在安闲无事地打麻将，他们的枪支安然地靠墙放着。当红军命令他们举起双手并缴了他们的武器的时候，他们只是瞪着眼睛，张口发愣。过了很久，他们还明白不过来，为什么成了他们以为还远在至少三天路程以外的“赤匪”的俘虏。

同时，红军主力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回旋行军，到了第二天中午，先头部队到达这个渡口。现在，渡河是一件简单的事了。6只大船川流不息地忙了9天。整个红军没有损失一人就进入了四川。运送工作一完成，红军就立即把船只毁掉，然后躺下睡觉。两天以后，蒋军到达河边时，红军的后卫部队乐呵呵地从北岸招呼他们过河，说游泳可舒服呢。蒋介石军队不得不绕道200多英里到最近的一个渡口去，这样红军就把他们甩在后面了。蒋介石大动肝火，飞到四川，在那里集结了新的军队，来阻拦前进的红军队伍，指望能在另一条处于战略地位的河流——大渡河边把他们截住。

注释：

①《长征记录》，1936年8月第一军团制于预旺堡。——斯诺

②③原文均系贵州省，不准确。

10、长征：大渡河上的英雄
渡大渡河是长征途中的最关键的事件。如果红军在那里失败了，它就很可能被消灭。这种命运，在历史上早有先例。在遥远的大渡河两岸，“三国”时代的英雄们和后来的许多武士遭到了失败；19世纪时，太平天国的最后一支叛军——翼王石达开统率的10万大军，就在这些峡谷里被有名的曾国藩指挥的清朝军队包围和全歼。蒋介石现在打电报给他在四川的同盟者军阀刘湘和刘文辉以及指挥政府追击部队的他自己的将领们，勉励他们重演太平天国时候的历史。他满以为，红军在这里将会不可避免地遭到毁灭。

但是红军也知道石达开的故事，知道石达开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致命的延误时机。翼王石达开到达大渡河岸以后，曾经停留了三天来庆祝他的儿子——一位王子的诞生。这几天的休息使他的敌人有机会集中兵力对付他，在他后面快速行军，切断了他的退路。等到翼王发觉自己的错误，已经太晚了。他试图冲破敌人的包围，但在这种狭窄的峡谷地带没法实施机动，结果他被从地球上抹掉了。

红军决心不重犯他的错误。他们迅速地从金沙江北上，深入四川，不久就进入好战的土著部落的地区——四川彝族①居住的地区。这些强悍的彝族人从来没有被居住在他们周围的汉人所征服和同化过，他们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占据着四川境内这个山多林密的马蹄形的地区，它的边界西挨西康，东靠长江，往南形成一个大弓形。蒋介石有信心地指望红军会在这里长期耽搁并受到削弱，使他得以在大渡河北岸集中兵力。彝族人过去一向仇恨汉人，汉人军队进入他们的境内，很少有不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不被消灭的。

但是，红军却有办法。他们已经安全地通过了贵州、云南的土著居民苗族人和瑶族人的部落地区，并且赢得了他们的友谊，甚至还从这些部落中吸收了一些兵员。这时，他们先派出使者先去和彝族人谈判。他们在行军途中攻占了邻近的彝族居住地区的几个城镇，在那里发现一些被汉人地方军阀当作人质而拘禁起来的彝族头人。红军释放了他们，把他们送回去，这些人自然是称赞红军的。在红军先遣部队里有指挥员刘伯承，他曾经在四川军阀的军队里当过军官。刘了解部落人民的情况，了解他们的内部争执和不满。他特别了解他们对汉人的仇恨，而且会说一点彝族话。他接受了同彝族人商谈缔结友好联盟的使命。进入了他们的地区，同他们的头人会谈。他说，彝族人反对军阀刘湘、刘文辉和国民党，红军也反对他们。彝族人要保持自己的独立，红军的政策是赞成中国一切少数民族实行自治。彝族人仇恨汉人，因为他们受到汉人压迫；但是汉人人有“白”的和“红”的之分，一贯屠杀和压迫彝族的是“白”汉人。难道“红”汉人和彝族人民不应该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白”汉人吗？彝族人听得很有兴趣。他们机灵地要求红军为他们提供武器和弹药，以保卫他们的独立并帮助“红”汉人打“白”汉人。使他们惊讶的是，这两样红军居然都给了他们。

结果是一条不仅能迅速通过而且能安全并愉快地通过的道路被打开了。成百的彝族人参加了“红”汉人的队伍，挺进到大渡河攻打共同的敌人。其中有些彝族人一直走到了西北。刘伯承当着彝族大头人的面喝了一碗滴了刚宰的公鸡的血的酒，那个大头人也喝了，他们按照部落的仪式歃血为盟结成兄弟。红军在誓言中宣称，谁违反了盟约的条款，谁就像那只刚被宰的鸡那样软弱、怯懦。

这样，红军第一军团的一个先遣师在林彪率领下到达了大渡河。在最后一天行军中，他们从彝族地区的森林里（茂密的树叶使南京的飞机驾驶员完全找不到他们的踪迹）走出来，突然来到河边的小镇安顺场，就像他们曾经出其不意地到达皎平渡一样。

先遣队由彝族人带路通过狭窄的山道，悄悄地来到这座小镇，他们从高处俯视河岸，惊喜交加地看到三只渡船中的一只还拴在南岸！这一下他们又一次交了好运。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对岸只有四川省的两个独裁者之一刘文辉将军的一团人。其他四川军队和南京的增援部队，还在慢条斯理地走向大渡河。当时这一团人看来是足够的。要是全部船只都停泊在北岸，只用一个班也就行了。但是那个团的团长是本地人，他很了解红军必须经过的那些地方，也了解他们穿过那些地方来到河岸需要多少时间。他告诉他的士兵说，红军还要过很多天才能到这里呢。他的妻子是安顺场本地的人，他必须过河到南岸去探亲访友，同他们吃吃喝喝。结果红军出其不意地占领了这个小镇，俘虏了团长和他的船，夺得了他们到北岸去的通道。

5个连的红军，每连有16个人主动请求乘第一只船过河去把那两只船带回来，同时，红军在南岸的山坡上架起机关枪，组成掩护火力网，集中扫射对岸敌人的暴露阵地。当时是5月。山洪爆发，河流湍急，河面比长江还宽。渡船从上游出发，用了两个小时才到达小镇对岸。安顺场的村民在南岸屏气凝神地注视着，怕这些人会被消灭掉！但是别着急。他们看到过河的人几乎就在敌人的枪口下上了岸。接着他们又想这些上岸的人肯定要完蛋了。然而……，红军的机枪不停地吼着。他们看到这一小队人爬上了岸，迅速地隐蔽起来，接着缓慢地攀登一座可以俯瞰敌人阵地的峭壁。在峭壁上他们架起了自己的轻机关枪，向沿河的敌人工事发射出暴雨般的枪弹和手榴弹。

突然，白军停止了射击，从他们的工事里跑出来，退到第二道防线，接着又退到第三道防线。南岸的人大声议论起来，叫好声漂过河面传到已经夺得了渡口的那一小队人耳朵里。这时，第一只船回来了，还拖回另外两只船。第二次渡河，每只船都载80个人。敌人完全逃跑了。当天和第二天、第三天，安顺场的这三只渡船日夜来回运人，直到最后把将近一师人全部运送到了北岸。

但是，河水越流越急，摆渡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到了第三天，运一船人过河需要4个小时。按这个速度，把全军人马和给养运过河去，需要好几个星期的时间。在运送工作远没有完成以前，他们就会被敌人包围。这时第一军团已经涌进安顺场，后面是侧翼部队、辎重队和后卫部队。蒋介石的飞机已经发现了这个目标，进行猛烈的轰炸。敌军正在从东南方向赶来；其他敌军则从北面进逼。林彪急忙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这时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已经到达河岸。他们作出了决定，并立即贯彻执行。?在安顺场以北约400里的地方，山峡高峙，两岸狭窄，水流既深且急。那里有一座有名的铁索吊桥，名叫泸定桥。这是西康以东大渡河上最后一个可能渡过的渡口。赤着脚的红军，现在沿着峡谷里一条曲折的小道向这个地点推进，他们有时往上爬几千尺，有时又向下走到涨水的河边，在齐腰的泥浆中跋涉前进。如果他们能夺取泸定桥，全军就能够进入四川中部。如果失败，他们就得从原路折回，经过彝族地区重入云南，向西打到邻近西康的丽江——这样得绕道1000英里，就没有多少人可以指望活下来。

当红军主力部队沿着西岸向北推进的时候，已经在北岸的那个红军师也在向北推进。有时他们之间的峡谷非常狭窄，两路红军可以彼此隔河呼应；但有时他们之间的间隔如此之大，以致他们担心大渡河将会把他们永远分离，于是他们就加快了步伐。夜间，当他们的长龙队形沿着峭壁蜿蜒前进的时候，他们的上万枝火把射出一道道火光，斜映到挡在他们面前的河流的黑暗而又不可捉摸的水面上。白天黑夜，这些先头部队以加倍的速度向前疾进，只停留短短的十来分钟坐下休息和吃饭。那时战士们就倾听疲惫不堪的政治工作人员向他们讲话，反复说明这个行动的重要性，勉励他们每个人要在当前的考验中献出最后一滴血、拿出最后一股劲去争取胜利。这里一丝一毫不容许松懈、疲塌，不容许半心半意。胜利则生，失败必死。

第二天，在右岸的先头部队落后了。四川的军队在路上构筑了阵地，发生了小规模的遭遇战。在西岸的部队更加坚韧不拔地向前推进。不久，对岸出现了新的部队，红军用望远镜看出那是白军增援部队，正在急忙地向泸定桥赶去！两支军队沿着河岸赛跑了整整一天，可是，红军先头部队——红军的精华，逐渐把疲惫的敌军士兵甩到后面了，敌军休息的时间越来越长，次数也越来越多了，他们好像更加精疲力竭，而且他们毕竟不急于去为一座桥送死。

泸定桥是几百年前建筑的，其构造方式同中国西部深水江河上所有其他的桥一样。16条长约百米左右粗铁链横跨河面，两头埋置在两岸石砌的桥头下面用水泥胶接的大石堆里。铁链上捆着厚木板，构成通行的桥面，但在红军到达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些木板有一半给抽掉了，从岸边到河中心只剩下光溜溜的铁链。在东岸的桥头，敌人的一个机关枪阵地正对着他们，它的后面是由一团白军把守的阵地。这座桥当然是应该被毁掉的。但是四川人对他们的极少几座桥很有感情；重建不容易，而且又费钱。单说这座泸定桥，据说是由“十八省捐款兴建的”。而且无论如何谁能想到红军会发疯似地试图从光铁链上过河呢？可是红军却偏偏这样做了。不容耽误。必须在敌人增援部队到达以前拿下这座桥。这一次也号召自动报名。红军战士一个个站了出来，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从这些报名的人中，挑选了30人。他们把手榴弹和毛瑟枪捆在背上，用两只手交替抓住铁链，摇摇晃晃地向前移动，很快就窜到了奔腾的河流之上。红军的机关枪嗒嗒地向着敌人的工事怒吼，子弹倾泻在桥头堡上。敌人也用机关枪回击，狙击手对着高悬在水面上逐渐向他们逼近的红军战士射击。头一个战士中了枪，掉到下面的水流里；第二个也掉下去了，接着是第三个。但是，其他战士越来越接近桥中心，那些没有被抽掉的桥板多少起到保护这些敢死队员的作用，敌人的大多数子弹从他们身边擦过去，或者打到对岸的悬崖上了。四川人过去也许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战士——他们当兵不是仅仅为了混饭吃，他们是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去争取胜利的青年人！这些迷信的四川人在想：他们是人吗？还是疯子或者是神呢？白军士兵本身的士气是否受到了影响？也许他们放枪不是为了打死对方吧？也许他们当中有些人还暗中祝愿这些红军达到目的吧？最后，一名红军战士从桥板上爬过去，打开一个手榴弹，十分准确地把它扔到敌人的工事里。白军军官发急了，下令把残存的桥板抽掉，但已经太晚了。更多的红军战士爬到他面前来了。敌人把煤油扔到桥板上，桥板开始燃烧起来。这时，大约有20名红军战士用双手和膝盖匍匐前进，把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进敌人的机关枪阵地。

突然，南岸的同志们开始欢呼起来。“红军万岁！革命万岁！30位大渡河英雄万岁！”这时敌人正在乱成一团地仓惶逃跑。突击的战士们全速跑过残存的桥板，穿过烧向他们的火焰，敏捷地跳进敌人的工事，掉转敌人丢弃的机关枪，向岸上的敌人扫射。

这时，更多的红军拥到铁索上来，赶过去救火和更换桥板。没有多久，在安顺场过河的那个红军师也出现了，他们从侧面攻击残存的敌人阵地。白军一会儿就全跑了，也就是说，或者逃跑，或者投降红军；约有100名川军在这里放下武器，转而加入红军。一两个小时以后，整个红军兴高采烈地高歌迈进，跨过了大渡河，进入四川内地。蒋介石的飞机在高空中气愤而又无可奈何地咆哮着，红军则欣喜若狂地大声叫喊，向它们挑战。当共产党部队蜂拥过河时，这些飞机企图轰击铁索桥，但炸弹只不过在河里溅起了许多美丽的水花！

安顺场和泸定桥的英雄们，由于突出的英勇而被授予中国红军的最高奖章——红星奖章。后来我在宁夏见到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我对他们年岁之轻感到惊奇，因为他们全都在25岁以下。

注释：①当地称“倮倮人”。

11、过大草地
红军安然渡过大渡河以后，迅速进入了比较能有行动自由的四川西部，那里碉堡系统还没有建成，主动权在很大程度上操在红军手中。但是，战斗的困难，没有过去。前面还有2000英里的行军道路，中间分布着7条大山脉。

在大渡河以北，红军爬上了1.6万英尺高的大雪山，从它的空气稀薄的顶峰向西眺望，可以看见一片白雪皑皑的山峰组成的海洋——西康。这时已经是6月了，在低地上天气很暖，可是过大雪山的时候，许多衣服单薄、身体瘦弱的南方人，由于不适应高山气候而死亡。更难的是攀登荒无人烟的炮铜岗，实际上要自己开路才能上山。他们砍下大竹杆，把它们铺在弯弯曲曲、深与腰齐的泥泞地上，修成一条过道。毛泽东告诉我：“在这个山峰上，有一个军团损失了2／3的驮畜。好几百人倒下去，再也爬不起来了。”

他们不断地爬山前进。第二个山脉是邛徕山脉，更多的人和牲口遭到损失。他们跨过了景色绚丽的梦笔山，接着又跨过了打鼓山，这两座山又使他们更多的人丧生。最后，1935年6月13日（原文误为7月20日），他们进入了四川西北部的懋功地区，同第四方面军会合了。在这里他们终于停下来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休整，清点了损失，整顿了队伍。

第一、第三、第五、第八和第九军团9个月以前从江西出发时，约有9万武装人员，到这时，集结在锤子镰刀旗帜下的不过4.5万人左右。减员并不都是由于死亡、散失或被俘。红军在湖南、贵州、云南行军途中，作为防御战术的一部分。把少数正规部队的干部留了下来，以便在农民中组织游击队，并在敌人侧翼进行扰乱和牵制活动。红军沿路散发了数以百计的缴获的枪支，这样从江西一直到四川一路上都出现了新的使南京感到麻烦的地区。那时贺龙仍旧保有湖南西北部的小小的苏区，而且萧克的军队已经到那里同他们会合了。许多新建立起来的游击队开始缓慢地向那个地区靠拢。南京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也没有能把贺龙赶走，他只是在后来接到红军总司令部要他向四川转移的命令之后才被“赶走”的；他克服了许多惊人的障碍——经由西康——才完成这次转移。

江西红军迄此为止的行军，为他们提供很多可供思考的材料。红军赢得了许多新朋友，也结下了许多死仇。他们沿路“没收”地主、官僚、豪绅等富人的财物来解决了自己的给养。对穷人，他们是保护的。财政部长林祖涵告诉我，这次没收是依照苏维埃法律有组织地进行的，而且只有财政部的没收机构才有权分配没收的东西。财政部主管军队的资财，通过无线电收到有关没收情况的报告，并向长征部队的各个单位分配一定数量的给养。这个队伍往往成为长达50英里的长蛇形在山间蜿蜒行进。

有时有大量的“剩余”物资，多得红军都携带不了，这些东西就分配给当地的穷人。红军在云南曾经从有钱的批发商那里没收了成千只火腿，农民从周围好几里路的地方前来领一份不要钱的火腿——这是火腿业历史上一件新鲜的事情。他们还用同样办法分配了成吨成吨的食盐。在贵州，地主和官僚的很多养鸭场被没收，红军天天吃鸭子，吃得他们“简直见到鸭子就腻了”。红军从江西出发时从自己的银行里带来了南京的钞票、银元和金、银条，路过穷苦的地区时，他们就用这钱购买所需要的东西。红军所到之处，地契烧毁了，捐税取消了，贫苦农民武装起来了。

红军人员告诉我，除了在四川西部的经历外，他们到处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他们的名声早在他们来到以前就传开了，常常有被压迫的农民派人来请求红军绕道去“解放”他们的地区。他们对红军的政治纲领当然并没有多少认识；他们只知道红军是“穷人的军队”，这就够了。毛泽东笑着告诉我，有这么一个代表团跑来欢迎“苏维埃先生”！但是，这些庄稼人并不比福建军阀卢兴邦更无知，卢兴邦有一次在他的统治地区到处张贴布告，悬赏“缉拿苏维埃，不论死活”。卢宣布说，这个家伙到处为非作歹，必须处决。

在毛儿盖，从南方来到的红军休息了三个星期，在此期间，革命军事委员会、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人员，讨论了今后的计划。

这里可以追述一下，早在1933年春就在四川建立了根据地的红军第四方面军，最初是在鄂豫皖苏区创建起来的。它是在徐向前和张国焘这两个老共产党员的领导下从河南行军到四川的，下文还要提到他们。卓越的成就——和悲剧性的过火行为，标志着四方面军在四川的征战；整个四川北部曾经一度为他们所统治。

当他们在懋功同从南方来的共产党人会合的时候，徐向前的军队约有5万人。所以，1935年7月，集中在四川西部的红军联合兵力将近有10万人。

在这里，这两支军队又分手了，一部分从南方来到的部队继续北上，其余的则和第四方面军一起留在四川。对于走哪一条路才是正确的问题，存在着意见分歧。张国焘等主张留在四川，打算在长江以南重振共产党的势力。毛泽东、朱德和政治局大多数人决心继续前往西北。这个犹豫不决的时期，由于两个因素而结束。第一个因素是蒋介石军队包围运动的迅速完成，他们从东面和北面进入四川，在两部分红军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第二个因素是四川的一条湍急的河流迅速上涨，这条河当时分割着两支军队，突然间它变得无法渡过了。此外还有党内斗争的其他因素掺杂其间，这里不去讨论了。

8月间，从江西来的红军主力，以第一军因为先遣部队，继续向北推进，朱德和刘伯承则留在张国焘那一路部队里。第四方面军在这里和西康又停留了一年之后，同贺龙的第二方面军会合，然后才开始了挺进甘肃的大行军。

1935年8月率领红军队伍向川西北边境的大草地前进的，是林彪、彭德怀、左权、陈赓、周恩来和毛泽东等指挥员以及江西中央政府的大部分官员和大多数党中央委员。他们在开始进行这最后阶段的长征时，约有3万人。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最危险和最惊心动魄的一段旅程，因为他们所选择的路线要通过藏族人部落和游牧的藏族人所居住的荒凉地区，四川藏族人是川康一带的一个好战的部族。红军经过藏民的地区时，第一次遇见了联合起来对他们采取敌视态度的居民，他们在这一段路程中受到的苦难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他们有钱也买不到吃的。他们有枪，可是对手是看不见的。当他们进入茂密的森林和越过十几条大河的源头的时候，这些部族人民就从红军行军路线的附近撤走，把自己房子里的东西搬空，带走一切吃的，把牲口和家禽赶到高地上去，整个地区简直不见人烟。

然而，在道路两旁几百公尺外，就很不安全。很多红军战士冒险出去弄一只羊来吃，就再也回不来了。山民埋伏在密林里狙击行进中的“入侵者”。他们爬到山上，等红军纵队通过既深又窄、有时只容一两个人牵手通过的岩石隘口的时候，就把大石头滚下来砸红军和他们的牲口。在这里，既没有解释“红军对少数民族的政策”的机会，也没有建立友好联盟的机会。藏民的女酋长，对于什么样的汉人都怀有不可调和的传统仇恨，认不清“红”和“白”的差别。她威胁说，谁要是帮助那些过路的人，就要把他活活烹死。

红军不用缴获的办法就无法得到食物，为了几头牛就不得不打仗。毛泽东告诉我，那时他们有一个说法：“买一只羊，要一条命。”他们从藏民的地里收割青稞和甜菜、萝卜之类的蔬菜。据毛泽东说，这种萝卜很大，一个“够15个人吃”。他们就是依靠这样贫乏的给养走过大草地。毛泽东幽默地对我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将来我们一定要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取自他们的给养。”红军只有俘虏了部族居民，才能找到在这地区带路的向导。但是，他们同这些向导交了朋友，其中很多人走出了民族地区以后继续跟着红军长征。有些人现在成了陕西党校的学员了，他们将来可能回到家乡去向人民说明“红”汉人和“白”汉人的区别。

在草地里走了十来天，还看不见人烟。在这个沼泽地里几乎一直不停地下雨。只有沿着给红军带路的当地山区居民才认识的错综复杂的狭窄小道走，才能穿过草地的中部。在这里红军又损失了不少人和牲口。很多人掉进这个神秘莫测的湿草之海里，一下子就陷下沼泽深处而没顶了，旁边的同志们救都没法救。这里没有柴火；他们不得不吃生青稞粒和生野菜。这里甚至没有遮荫的树木，而轻装的红军又没有带帐篷。一到晚上，大家就挤在捆起来的草丛下过夜，这起不了什么遮雨的作用。但是，红军还是胜利地经受住了这种种考验——至少要比那些追赶他们的白军强得多。这些白军迷了路，等到撤回去时只有很小一部分未受损失。

现在红军已到达甘肃边境。前面仍然有好多战斗等待着他们，其中任何一次战斗的失利都可能意味着决定性的失败。更多的南京军队和东北军、回族马家军集结于甘肃南部来堵截红军，但红军设法冲破了所有这些阻碍，并且在作战过程中从回族马家骑兵手里俘获了好几百匹马——有的人原来蛮有信心地预言这些骑兵会把红军一举消灭的。脚走痛了，人疲倦了，达到了人类所能忍受的极限，但红军最后终于进入了就在长城下面的陕北。1935年10月20日，红军从江西出发一年以后，第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和红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十七军会合了，那后两个军（原文误为那三个军。——斯诺注）在1933年就已经在陕西建立了一个不大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地。这时候红军留存下来的不到2万人，但他们可以安顿下来去领会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的意义了。

关于长征的统计摘要（载于《长征记录》——斯诺注），给人印象很深刻。它表明，在路上几乎平均每天有一次小战斗，总共有15个整天从事于大规模的战斗。在路上的368天中，235天用于白天行军，18天用于夜间行军。在停留的100天中——其中有很多天打了小仗——有56天是在四川西北部渡过的，在其余长达5000英里的路程中只休息了44天，即平均每走140英里才停留一次。平均每天的行程是71里，即将近24英里。一支大军带了辎重，以这样的平均速度通过世界上一些最艰险的地区，真是非凡的速度啊。

根据左权司令员提供给我的材料，红军总共爬过18座山脉——其中5座是终年积雪的，渡过了24条河流。他们经过11个省份（注：原文误为12个省。），占领过62个城镇。除了击败、避开或用谋略制胜南京政府派去攻打他们的各种部队以外，他们还打破了10省军阀军队的包围。他们进入并成功地通过了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而且深入到多少年来汉人军队没有到过的地区。不管人们对红军和红军在政治上所代表的事业有什么样的看法（这是大有争论余地的），谁都不可能否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的一个伟大业绩。在亚洲，只有蒙古族人超过他们。而近300年来，则除了斯文·海丁（SvenHedin）在他所著的《帝王之城·热河》（Jehol，CityofEmperors）一书中描述的“土尔扈特部的迁徙”（Flight of He Torgut）外，还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举国武装大迁徙。与红军长征相比，汉尼拔（Hannibal）越过阿尔卑斯山简直是假日旅行而已。一个更有趣的对比是拿破仑从莫斯科败退，当时他的大军被完全击溃和陷于混乱。

毫无疑问，红军长征西北是一种战略退却，不能把它看成是溃败，因为共产党最后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他们的核心没有遭到损失，士气和政治意志显然和以前一样坚强。共产党人自己宣称并且显然相信，他们是在挺进到抗日前线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它有助于他们把一种有可能变成败坏士气的退却转变为斗志昂扬的胜利进军。历史随后表明，他们强调的无疑是长征的第二个基本理由挺进到有战略意义的西北去——是正确的。他们正确地预见到这个地区将对中国、日本和苏俄的当前命运起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巧妙的宣传，应被看成是一项卓越的政治战略。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次英勇的长征的成功。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大规模转移是历史上最大的武装宣传旅行。红军经过的省份，人口在2亿以上。他们在大小战斗的间隙，在每一个攻克的城镇里召开群众大会，举行戏剧演出，向富人多“征税”，解放了很多奴隶（其中有的参加了红军），宣传“自由、平等、民主”，没收“卖国贼”（官僚、大地主和税吏）的财产，并把他们的东西分给穷人。千百万农民看到了红军并且听到了红军的讲话，他们再也不怕红军了。共产党说明了他们土地革命的目的和抗日政策。他们武装了成千的农民，并且留下一些干部来训练红色游击队，这些游击队从此使南京的军队忙个不停。在这个漫长的可歌可泣的进军中，成千的人掉了队，可是另外却还有成千的人——农民、工人、学徒、奴隶、国民党军队的逃兵以及一切被剥夺了权利的人——参加了红军，补充了红军的队伍。

有一天会有人把这次惊心动魄的远征写成完整的史诗。现在我必须继续把我的故事讲下去，因为我们已经讲到共产党人在西北的会合了。我用毛泽东主席——一个既善于领导征战又善于写诗的叛逆者——写的一首关于这次6000英里长征的旧体诗作为结尾。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2、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保安，1936年7月16日1936年7月初，我进入陕北苏区，希望能访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并且亲眼见识一下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所建立的政权。红色区域目前已拥有陕西省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西—兰公路以北甘肃省的事实上全部地区，包括富饶的黄河河谷，以及长城以南黄河以东宁夏省的大部分地区。

此外，陕南、甘南、山西省西北角、绥远省（旧省名，1954年撤销，并入内蒙古自治区。）南部长城一带以及兰州以西的青海省都有红军游击队的小部队活动。

目前的苏区是红军迄今占领过的最大的连成一片的土地。在红军的历史上，各路军队的高级指挥员第一次都集结在一个统一的地区里——朱德、彭德怀、肖克、罗炳辉、张国焘、徐向前、徐海东、贺龙、林彪、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全都集中在西北。

我在红色中国呆了4个月。在这期间，我奔波于共产党控制的陕甘宁主要道路上，又到前线与红军共同生活了一个月。在临时首都保安，我访问了苏区大部分领导干部。我对中国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兼红军指挥官毛泽东的访问总是在夜间进行的，我们之间的谈话往往延续到深夜一两点钟。毛泽东睡得很晚，而且往往在后半夜从事他的最繁重的工作——这个习惯也许可以追溯到他早年做新闻工作的时候。我们的谈话非常长，范围也非常广，无法在这里全文发表。但是下面摘选出来的问答似乎对当前局势具有特殊的意义。

毛泽东懂一点英语，这是他在长沙师范学校（他是该校的毕业生）时学的，但是进行这些谈话时一个名叫吴黎平的留学生为我们当翻译，他是保安的一个年轻的苏维埃干部。我的访问记先是全部用英语写出，然后重新译成中文并由毛泽东校正，他以对细节的准确性要求很严而著称（这篇《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下一篇《论统一战线》，最初斯诺是用“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访问记”的总题目一起发表的。在这总题目下，斯诺写了如上的一段说明。）

我问：如果日本被打败，并被赶出中国，你是否认为外国帝国主义这个主要问题大体上在中国得到了解决？

毛泽东答：是的。如果别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像日本那样行动，如果中国打败了日本，这将意味着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了，已经动员起来，并已取得了独立。因此，帝国主义的主要问题也就得到解决了。

问：中国苏维埃政府发表了许多呼吁和宣言，主张建立一个由各党各派和各方面的军队等等组成的统一战线，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誓死斗争，把日本军队从中国赶出去。它是否相信中国目前能单独打败日本——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外国支援的条件下打败日本？

答：让我先提醒你，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是孤立的国家；东方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日本有它潜在的盟国——例如德国与意大利。中国想要成功地反对日本，也必须争取别国的支援。但是，这并非说，没有外援，中国就无法和日本进行战争。也不是说，我们必须等到有了同外国的联盟才能开始抗日。

中国蕴藏着极其巨大的潜力，这些力量，在一个伟大的斗争的时期是能够组织起来投到强大的抗日战线上去的。在1927年以来反革命发动的长期内战中，中国人民早已对这股力量有了很多认识，并且找到了一个依靠共产党来领导它斗争的好办法。中国人民大众在其长期的政治经验中，已经掌握了反对敌人的非常有效的武器。

今天，特别是从1931年9月18日以来卖国贼的欺骗宣传已经破产了，已经没有什么人会上他们的当了。人民群众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是谁代表他们的真正利益。连某些国民党员都已经参加、或是打算参加抗日运动了。

我们深信，中国人民是不会向日本帝国主义屈服的。我们深信他们会把他们的巨大潜力动员起来，投到抗日的战场上去的，他们会全力以赴地去对付侵略者的挑战。在这场斗争中，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人民。如果中国单独作战，相对地说，牺牲就会大些，战争的时间也会拖得长些，因为日本是一个充分武装的强国，而且还会有它的盟国。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以最小的代价赢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中国必须首先实现国内的统一战线，其次，还必须努力把这条统一战线推广到包括所有与太平洋地区和平有利害关系的国家。

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

答：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问：你想，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

答：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说，除了主要地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的援助也很有关系。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都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看，你以为这个战争的前途会要如何发展？

答：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我们确切地知道，就是扬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经包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之内。并且日本还想占领菲律宾、暹罗、越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把外国和中国切开，独占西南太平洋。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这样的时期，中国无疑地要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可是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败论者，因为他们害怕损失财产。有许多人想，一旦中国海岸被日本封锁，中国就不能继续作战。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1万万至2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而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这是我们早就提出了的。?

问：如果发生中日战争，你认为日本会发生革命吗？

答：日本人民的革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肯定的。它是不可避免的。

问：你认为苏俄与外蒙会卷入这场战争并支援中国吗？在什么情况之下会这样？

答：当然，苏联也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它不能对远东的事态漠不关心，采取消极的态度。它会坐视日本征服全中国，把中国变成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呢，还是会帮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赢得独立，与苏联人民建立友好的关系呢？我们认为苏联是会选择后一条道路的。

一旦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政府，开始抗战，并且愿意与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建立友好同盟，我们相信，苏联将会站在与我们握手的国家的前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世界性的任务，作为世界一部分的苏联和英美一样，是无法继续保持中立的。

问：中国的迫切任务是从日本手中收复所有的失地呢，还是仅仅把日本从华北与长城以外的中国领土上赶出去？

答：中国的迫切任务是收复所有失地，而不仅仅是保卫我们在长城以南的主权。这就是说，东北必须收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至于内蒙，那是汉族与蒙族人民共同居住的地区，我们要努力把日本从内蒙赶出去，帮助内蒙建立自治。当我们光复中国的失地之后，如果朝鲜人民希望挣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枷锁，我们将对他们的独立斗争提供热情的援助。

问：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

答：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问：在实际行动中，共产党政府和红军怎么能与国民党军队合作共同抗日呢？就是说，在一场对外战争中，必须将所有的中国军队置于统一的指挥之下。如果红军在最高军事委员会中享有代表权，红军同意服从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军事和政治决定吗？

答：是的。只要这样一个委员会是真正抗日的，我们的政府将衷心服从它的决定。

问：红军是否同意除非得到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同意或命令，不把它的部队开进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地区，也不调动它的部队指向这些地区？

答：是的。我们当然不会把我们的军队开进抗日军队占领的任何地区去——一段时期以来，我们也没有这样做过。红军是不会采取机会主义的办法来利用任何战争局势的。

问：作为这种合作的报答，共产党会提出什么要求呢？

答：共产党会坚持要求对日本的侵略展开决定性的、最后的抗战。此外，它还会要求实施我们在建立民主共和国与国防政府的呼吁中所提出的主张。（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最近向国民党发出的几个宣言中论述了这些主张。——斯诺）

问：为了进行抗日战争，红军需要多大的基地，需要外界的多少支援？

答：不论基地大小，红军都能进行战争。但是，基地越大，它能动员的抗日力量自然也就越强大。如果我们有三四个省，我们就能把一支比南京的全部兵力还要大，还更有效率的抗日队伍投入到战争中去。至于外援，我们非常需要，而且越多越好，但是即使没有任何外援，我们也能对付得很好。在没有任何援助的情况下，我们已经进行了10年的革命斗争了。

问：怎样才能最好地武装、组织和训练人民，使他们参加到这样一场战争中来呢？

答：人民必须享有组织与武装自己的权利。在北平、上海和其他地方，尽管有严厉的镇压，学生们已经开始组织起来，并使自己在政治上有了准备。但学生与革命的抗日群众仍然没有自由，不能得到动员、训练和武装。如果情况与此相反，人民群众能享有经济、社会与政治的自由，那么他们的力量将能成百倍地增长，国家的真正力量将显示出来。

红军通过自己的斗争，从军阀手中赢得了自由，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抗日义勇军从日本压迫者手中赢得了自由，并以同样的方式武装了自己。如果中国人民都得到训练、武装和组织，他们也同样能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

问：照你的意见，这次解放战争，主要的战略方针是什么？

答：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须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得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

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24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满洲和日本内地。

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

被我们俘虏和解除武装的日军官兵将受到优待。我们不会杀死他们，而是会像兄弟那样对待他们。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使得与我们并无冲突的日本无产阶级出身的士兵站起来反对他们自己的法西斯压迫者。我们的口号将是：“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压迫者法西斯头子”。反法西斯的日本军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彼此的目的是一致的。

13、论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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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1936年9月23日

问：能否请你解释一下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它对国民党政府态度的改变。

答：有三个主要因素使我们决定最近的宣言中所公布的政策。（这个宣言8月25日在保安发表，通知了国民党。——斯诺）

首先是日本侵略的严重性：它日益加剧，造成那么大的威胁，以致所有的中国军队必须在它面前团结起来。除了共产党以外，我们当然承认中国其他党派和军队的存在，而其中最强大的是国民党。如果不合作，我们现有的力量要进行抗日战争是不够的。南京必须参加。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中国两个主要的政治力量，如果他们现在继续打内战，其结果是对抗日运动不利的。

第二，从去年（1935年）8月以来，共产党通过发表宣言，一直在呼吁全中国各党派团结抗日，对于这个纲领，人民群众的反应是赞同的。今天，中国人民和许多爱国官员，都热切盼望两党为了民族救亡的目标团结起来。他们热切希望结束内战。这一点不实现，抗日运动就会遇到极大的障碍。

第三，即使在国民党内部，现在也有许多爱国人士赞成和共产党重新联合。今天，即使在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内部，也有某些抗日分子鉴于民族的危急存亡，准备实行联合。

以上这些就是当前中国形势的主要特点。由于有这些特点，我们必须重新仔细地考虑能够使民族解放运动的这种合作成为可能的具体方案。事实上，这种方案已经在我们最近和国民党的谈判中提出来了。我们所坚持的团结的基点是民族解放的抗日原则。为了实现这个原则，我们认为必须建立民主共和国，建立国防民主政府。它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一、抵抗外国侵略者，二、给广大人民以民主权利，三、加速发展国民经济。这样一个纲领符合当前人民的意愿，并将得到人民的一致拥护，苏维埃政府赞成建立这样一个统一的人民民主政府的理由也即在此。

我们将支持成立一个有国会的代议制政府，一个抗日救亡的政府——一个保护和支持一切人民爱国力量的政府。如果这样一个共和国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将成为它的一部分。我们的地区将和国内其他地区一样，采取同样的措施以建立民主的代议制政府。

问：这是不是说，这样一个政府的法律在苏区也同样有效？

答：是的。

问：这是不是说，苏区的现行法律，特别是有关土地问题的法律，将被废除？

答：如果同南京政府建立了统一战线，这个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

当然，我们知道日本与中国的亲日派会强烈地反对这个纲领。这个纲领的原则是和他们的利益直接冲突的。但是中国人民将会欢迎这个纲领，我们相信他们将进行斗争以促其实现。每一个有良心的人一定会看到，如果不这样做（即，如果不建立统一战线，内战继续下去。——斯诺），就要被日本帝国主义征服，中国人民就要灭亡。

我们知道，一部分国民党人已在反对进一步向日本人屈服。正如在我们自己的工人和农民中一样，在广大人民中，在各阶层中，在军人、科学家、学生、商人、警察和自由职业者中，已经出现了有组织的抗日爱国团体，我们衷心希望同这些团体携手合作。我们希望这些人士将会组成一个联合的力量去压倒亲日派的影响。我们希望这些人士将会帮助恢复并再次实现孙中山在大革命时代实行的基本原则，即：一、联合苏联与一切平等待我的国家；二、联合中国共产党；三、保护中国劳动阶级的根本利益。我们希望这些人士将能帮助实现孙中山的遗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如果这样的运动在国民党中发展起来，我们准备同它合作，给予支持，并同它组成一条反帝统一战线，就像1925年——1927年存在过的统一战线那样。我们深信这是救国的唯一途径。如果这样的纲领实现了，我们是不必惧怕日本的。日本帝国主义是无法打败真正团结、武装和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的。不过，与此同时，日本也在打算组成它自己的反共战线。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实际上是一条灭亡中国的战线。我们要建立一条民族解放战线，它的成功将意味着抗日斗争的胜利，这个胜利，归根到底，也就是世界和平的胜利。因为只有获得这样的胜利，中国人民才能和世界上所有的自由人民并肩前进。

问：你所说的“代议制”政府的确切涵义是什么？例如，在选举权方面，你将坚持什么样的最低条件呢？

答：选举权应该是普遍的，不受财产、社会地位、教育程度和性别的限制。

问：如果南京接受这样的纲领，红军将同意改变它的名称，并服从南京的上级命令吗？

答：我们承认（在早先一次访问中已提到过），在一场抵抗日本的战争中，全国军队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但是我们也认为军事委员会应该是有代表性的。应该强调指出：这一点只有在成立抗日民族解放战线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有些国民党分子也在谈什么“统一”，但是却不支持民族解放和反帝运动。实际上很清楚，没有真正的反帝斗争就没有国家的统一。

至于红军换不换名称，要视重新联合的情况而定。

问：这一新政策是否意味着共产党承认，必须首先实现民族解放，然后才能完成阶级革命？

答：在现阶段，必须将反帝运动进行到底，这是共产党目前的而且也是历来一贯的原则。所以，从根本上说，我们强调抗日民族斗争并不是什么新的论点。同时，正如我们所已经指出的，我们相信，只有同时实现被压迫农民的解放和孙中山的第三条原则，即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抗日运动才能有效地开展。

问：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否意味着共产党愿意放弃，或者无限期地推迟执行没收地主土地并将其重新分给贫穷、无地的农民的政策？

答：这也要取决于抗日运动的发展。不过，我们深信，如果不减轻农民的负担，抗日的纲领是无法实现的。土地革命，正如你知道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它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并不反对目前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我们反对的是帝国主义。这一原则是符合国内一切民主人士的要求的，我们衷心支持它。

问：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的统一战线，是不是实际上意味着立即向日本宣战？

答：是的。很可能是今天宣布联合，明天就会爆发战争。

在我和各方面的苏维埃的官员交谈中，他们向我保证，苏维埃政府可能同意改变苏维埃和红军的名称。在红军的旗帜上，它的名称已由“工农红军”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先锋红军”。在非正式的“红—白”谈判中已提出，苏维埃地区可能改称为“试验区”或“特别行政区”。总的看来，共产党人似愿在名称方面作这样的修改以利于达成协议，但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共产党和红军的独立作用。共产党显然不会坚持参加建议成立的“民主共和国”的内阁。他们准备遵守它的纪律。对举行普选这一点也许不会坚持。他们的中心要求将是保证公民自由权，保证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的权利，以及释放政治犯。毛泽东也向我保证，共产党将同意不组织违反民族救亡统一战线原则的群众运动，不“推动”阶级斗争。——斯诺

北平，1936年11月5日

14、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
1936年7月初，我到了中国西北部的中华苏维埃地区，研究共产党及其有多年历史的红军所建立的政权。当时的苏区包括陕北地区的大部分，西安—兰州公路以北、黄河以东的甘肃部分，以及长城以南、黄河以东的宁夏部分。今天红色区域的范围，大致如此。

我在陕甘宁同共产党相处了近4个月，我还在前线同红军生活了一个月。在陕北的保安——当时苏维埃的“临时首都”——我会见了大部分共产党领导人，并同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谈了很多晚上。下面这篇谈话是我们一系列谈话（其中有些已经发表了）中的一部分。谈话先是全部用英文写出，之后在毛的要求下重新译成中文，再经他审阅通过。因此，它应该不会有多大错误的。

我问：苏维埃政府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政策是什么？

毛泽东答：在讨论政策问题时，我必须请你经常记住，中国人民今天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苏维埃的对外政策肯定受到这一斗争的制约。日本军阀想征服全中国，使中国人民成为他们的殖民地奴隶。反对日本侵略，反对日本军事和经济侵略的斗争——这些主要任务是我们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不能忘掉的。

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

这样，日本的侵略就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应由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来对付的问题。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因此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我们期望于外国的是什么呢？我们至少期望各友好国家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至少采取中立的立场。我们希望它们积极援助中国抵抗侵略和征服。

问：苏维埃政府如何区别友好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

答：关于帝国主义问题，一般说来，我们看到列强中有的表示不愿参加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有的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像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这些国家。其次是一些长期处于侵略成性的强国威胁之下的国家和较小的民族、自治领、殖民地、半殖民地等，如暹罗、菲律宾、中美各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荷属东印度等等，或多或少都受到日本威胁。我们把它们看作自己的朋友，请它们同我们合作。至于奉行和平方针、无意于征服或剥削任何国家的苏联，自然是我们的好朋友。

因此，除了日本以及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上述各种类型的国家（反战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能够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

上述各种类型的国家中，凡是愿意参加这个共同战线的，都将作为友好国家受到我们的欢迎，不管它在促使这条共同战线成为反对侵略者的有效武器方面能做出多大贡献。

只有当南京决心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并同人民革命联合起来组织民主的国防政府时，只有到那时，这种援助才能对中华民族真正有益。援助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1）向中国抗日力量提供信贷和借款，出售军需品和飞机；或（2）在抗战实际开始时对日本进行封锁。如果美国和英国能够提供这样的援助，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之间将会建立起最牢固的友谊和同情。

问：苏维埃政府是否承认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缔结的对外条约？如果承认，是哪些条约？

答：日本人事实上已在破坏这些条约。他们通过对东北的军事占领，在华北走私，以及各种非法活动，正在逐步破坏这些条约。尤其在东北，我们可以看到各国丧失其条约地位。正常的商务和外贸正在被日本破坏。因此，如果其他国家想同中国保持和平的通商关系，就必须制止日本，因为它们目前尚保有的贸易权利主要是受到了日本的威胁。

别国政府可能要问：“你们对于我们同以前的中国政府签订的条约采取什么态度？”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明确的。什么更为迫切？是修改条约，还是民族救亡？显然，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抗日，因此苏维埃政府和中国人民将把主要力量集中在这个任务上。

可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假如苏维埃政府打败日本，收复中国失去的省份，重新建立中国的主权，到那时它对类如治外法权这样的问题将采取什么态度？”

对此我们可以回答说：到那时候，如果有一个中国人民政府而苏维埃是其一部分的话，我们将力主根据这些国家战时的表现来制订政策。那些曾在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战争中给予援助或未曾反华的国家可以享有同中国亲密友好和互利的关系。积极协助过日本的那些国家当然不会得到同样的待遇：例如，已同“满洲国”建立特殊关系的德国，就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同中国人民友好的国家。

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4亿5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我国几亿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们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并被用于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但是，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过去几乎连动都没有动，相反地，却受到了压制——受到本国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制。

在我们赢得独立之后，中国将同友好国家商订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条约。对于日本，我们现在只有一种办法，武装抵抗的办法。但是同其他国家，中国准备进行规模比现在更大的合作，并第一次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同它们建立这样的关系。至于日本，中国必须通过解放战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取消日本在我国的一切特权、租界和政治势力——包括像“何梅协定”、“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和各种反共公约等等为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条约”。

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我们共产党人不赞成任何可能使中国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处于不利的国际地位的步骤。

问：你们的政府是否承认外国在中国的财产权，也就是说是否承认现有的外国投资？如不全部承认，那么哪些类别的外国投资将得到承认，在什么情况下外国商人能够在中国经营？

答：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外国资本给群众带来很少好处，或者根本没有好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

合法的外债将得到承认。凡是为建设目的和用于建设的外债，我们都将认为是合法的。我们将不承认任何“政治借款”，也不承认任何用于打内战、打红军或其用途违背整个中国人民利益的借款。我们将承认用于建设铁路、电讯、无线电、航空线、发展工业或农业、救济灾荒等等的借款。

问：关于（甲）外国政治权利和（乙）外国投资，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同国民党的政策有什么基本不同？

答：国民党将其外债主要用于进行军阀内战或打红军，或者把钱浪费在其他愚蠢的行动上。它的借款给中国的政治主权造成更大的损失。人民政府如果建立起来，外国借款和外国投资应就只能被用来发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同南京的政策相反，对影响中国独立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一概不予承认。

问：苏维埃对外国传教士的新政策是否意味着将承认他们的财产权？他们是否将继续享有传教、教书、拥有土地、办学校和其他事业的权利？

答：是的。但这不包括日本传教士。

问：苏维埃政府目前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希望是什么？美国政府和人民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中国人民？

答：我们认为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中国是有远见的，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这是他们目前能帮助中国的最好办法。许多美国人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中国人民之友”、“太平洋关系学会”、“泛太平洋协会”、“中国学会”等等，表达了他们对中国的感情，证明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真正同情。我们以全体中国人民的名义对“中国人民之友”的慷慨援助和支持特别表示感谢。

但是也有一些目光短浅的美国政治家以为中国的灭亡与他们无关。我们共产党人认为这是一种对于实际情况的错误认识，实际情况是美国的东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紧密连结在一起。这些人提倡孤立政策。但是随着历史面貌的进一步暴露，我们相信他们会放弃“孤立主义”政策，美国将觉悟到它在太平洋的真正责任是同直接威胁美国理想和利益的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

问：苏维埃政府目前对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的希望是什么？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中国人民？

答：我们对英国人民的态度同对美国人民的态度差不多。英国人民中也有类似“中国人民之友”的社团。我们尊敬并欢迎这种真正同情中国人民的英国朋友。

十分清楚，英国政治家中有一派过去采取了错误的政策。英国政府奉行的政策实际上使得日本占领中国领土成为可能，即使它在事实上没有鼓励日本这样做。英国政府似乎要采取新的策略，但看来它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在世界的这一部分贯彻它的信念。英国如继续动摇并像过去那样采取观望政策，如继续乞求日本的“合作”，那将对英国毫无好处。日本帝国主义的面目已经一清二楚。对英国来说，它不是一张友善的面孔，而是破坏的形象。

问：很多人认为中国如果苏维埃化，苏维埃中国将受到苏联的支配，其内外政策将置于“莫斯科控制”之下。

答：大家都知道，法西斯宣传中包含的真实性是如此之微小，肉眼几乎无法看到。当墨索里尼要征服阿比西尼亚时，他宣称他在解放非洲的奴隶。当希特勒在欧洲发动侵略时，他对德国人民说光荣胜于面包，对欧洲人民则说他是一个和平爱好者。日本军阀在吞并东北时也说，他们是在解放中国人民。

现在，如你所说，法西斯分子正在叫嚣“莫斯科控制中国”。如果这一切都属实，那么造一条铁路通往火星并向威尔斯（H.G.Wells）先生买一张火车票也就全都可能了。

不管法西斯宣传多么愚蠢，少数人还是受了骗。因此有必要指出其根本的虚假性。由于中国现在谋求同苏联订立一个条约，法西斯分子就断言俄国企图“收买”中国。如果这样，那法国早已是莫斯科的一块殖民地了——欧洲其他几个同苏联签订条约的国家也都如此了。

事实上，法西斯分子的这个“逻辑”表明了他们自己要建立世界帝国的欲望——就像日本在东北和华北的行动，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行动等等。他们不能设想两国人民之间除了一个要吞掉另一个之外还有任何其他接触的基础。希特勒在欧洲某些部分的行动，日本在东亚的行动，意大利在非洲和西班牙的行动——其中的每一个行动，可以说都不仅是法西斯控制的威胁而且是确确实实的“法西斯控制”。但在这些地区和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我们都没有看到“莫斯科控制”的任何迹象。

可是，历史的发展毕竟将是另外一个样子。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将能够把俄国人民当作真正的兄弟来欢迎，正如他们能把其他国家的自由人民当作同自己真正平等的人来欢迎一样。中国人民不仅同苏联，而且将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建立友好关系，并同它们联合起来反对企图阻止历史前进的法西斯国家。

日本人现在叫嚷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就是共产党。但全体中国人民，除极少数卖国贼之外，都坚定不移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在中国人民看来，如果共产主义意味着抗日，意味着民族解放斗争，那么大多数中国人民就不怕这样的共产主义，只有在汉奸卖国贼的恶梦里才存在所谓的“赤色威胁”。相反，全民族迫切需要这样的共产主义，正如饥饿的人需要大米一样。

假如你认为共产主义对中国人民是个“威胁”，你就去找一位日本将领，问问他的意见。他将告诉你，共产主义在中国意味着民族解放运动、自由和民族主权，这正是他所以要求同南京缔结条约来反对它的原因。但是，如果共产主义意味着这个，中国人民所要的就正是这个。中国人民不怕这样的运动，因为这恰恰是他们所要求的。他们将高呼：“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万岁！一个自由、团结、自主和完整的中国万岁！”

斯大林在同一个美国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说：“革命不能输出。”同样正确的是，革命也不能输入。中国人民为了生存，自然要采用反对日本的最好办法。

在共产国际的所有决定或在苏联的宪法中，我们找不出苏联统治苏维埃中国的任何规定。这样的事在共产主义的全部历史中当然也从未讨论过。但是，我们不用到远处去找，就在我们的邻国法西斯日本，就能看到对中国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十分具体的计划。

我们从历史事实中可以知道，苏联以完全平等和真诚的态度帮助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我们知道，它不企图从任何其他国家取得一寸领土或一个人。

问：“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张同外国组成一个反帝、反法西斯联盟。中国是否可能同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这样的联盟？

答：反法西斯联盟的性质是和平联盟，是为了共同抵抗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中国若与苏联缔结条约，那必然是因为法西斯日本既是中国也是苏联的敌人。“共同保卫和平”是现有法苏条约的根本基础。它也可以成为类似的太平洋各国抗日条约的基础。

中国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缔结反法西斯条约是完全可能和合乎需要的。参加反法西斯战线以实行自卫，是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的。

摆在各国面前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将完全殖民地化，还是抵抗侵略者并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后一种情况下，外国与中国合作的机会将非常之多，因为中国将获得自由，中国人民将成为独立的人民，有独立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组织。这样的中国将永远是世界上一支伟大的有益的力量，将是正义事业和世界文化发展的同盟军；任何国家都不能对这样一个中国的影响漠然置之。

但是，如果中国完全殖民地化，太平洋的未来就真是一片黑暗了。这将不仅意味着中国独立的毁灭，也将意味着太平洋沿岸各国人民和文化遭到毁灭的威胁，将是一长串可怕的、愚蠢的战争的开始。

必须作出抉择。中国人民自己将走同压迫者进行斗争的道路，我们希望外国的政治家和人民也将同我们一起在这条道路上迈进，而不要走帝国主义血腥历史铺设的黑暗小道。

因而，在这个基础上，你听到我们苏维埃中国的人民在高呼：“各国人民联合起来！抵抗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我们相信这种联合实际上可以实现，因为我们找不到正当的理由认为它不符合太平洋地区一切真诚要求和平和互相友好的文明人类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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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斯诺最后的日子里
周冠宇



1972年，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先生病重期间，中国政府从在阿尔及利亚援助的中国医疗队选派了一支医疗小组奔赴日内瓦，到斯诺先生寓所为他治病，受到了世界人民的赞誉。

（一）
那是一段铭心刻骨的记忆。

1971年3月，斯诺先生偕夫人从中国旅行归去，回到了瑞士的故园。就在他们继那部震惊世界的名著《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之后，正着手准备另一部反映中国革命历程的《漫长的革命》的时候，癌魔悄悄地向斯诺袭来，而且来势凶猛。

斯诺住进了洛桑医院。经过4个多小时的胰腺癌探查手术，医生发现癌细胞已经广泛地转移到腹腔、肝脏，肝功能衰竭，恶液质严重，治疗相当困难。当手术车把斯诺推回病房时，只见他眼窝深陷，目光迟钝、脸色渗白，嘴角颤抖，痛苦地低吟着。

当斯诺夫人疲于奔波，为孩子的父亲寻求良医妙方不得而濒临绝望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信使他们全家惊喜万分。信中附有毛主席和邓颖超的嘱笔问候，诚挚地希望斯诺来北京治疗。这封凝聚着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情深意厚的信对躺在病床上的斯诺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他决心要以顽强的毅力恢复“最低限度活动能力”，完成那构思已久的《漫长的革命》。

中国驻瑞士大使陈志方及夫人王静又一次来到斯诺家中探望，并把中国政府的决定告诉了斯诺夫人：毛主席、周总理派出的医疗小组已登上飞往瑞士的飞机；北京已在天坛医院准备了一套房间，接待斯诺一家4口——斯诺及夫人、儿子克里斯多弗及女儿西安；还租好了法国航空公司一架飞机，专设一张病床直飞中国。

然而，66岁的斯诺先生手术后非常虚弱，已经无法支持近20小时的高空飞行。马海德博士立即向国内汇报了这一情况。中国政府只好改变初衷，决定就近从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医疗队抽派一支医疗小组赶赴日内瓦，协同马海德博士率领的北京医疗小组到斯诺寓所为他治病。

1972年1月22日。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内，林中大使在召开紧急会议，他神情严肃地对匆匆赶来的4名医疗队员说：“我们接到国内紧急命令，决定派你们4人立即赶赴日内瓦，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著名作家斯诺先生治病，尽一切可能减少他的痛苦，延长生命。每两天把情况向国内汇报一次。”

一向沉静、稳重、临床经验丰富的张锦坤被委任负责带队。他接受任务后，心中一怔，似有千斤重担落在肩上。队员们都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国际任务，他们不仅要履行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而且还肩负着传播友谊的光荣使命。

张锦坤带领的医疗小组的另3名成员，在24小时中迅速作好了各种准备工作。配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输血、输液装置，各种必需药品、器材和抢救设备，并根据斯诺先生的血型，准备了大冰筒的鲜血，登上了当日抵日内瓦的飞机。

（二）
1972年1月24日，对斯诺一家人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

3辆黑色轿车慢慢地驶过车道，停在日内瓦蒙莱湖畔的一幢别墅旁。马海德博士首先从车上跳下来，快步走进屋，斯诺夫人迎上前，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毛主席、周总理派我们来了！”马海德博士急切地说。这时，斯诺夫人激动的泪珠又一次滚满两腮：是啊！毛主席、周总理，派马海德和医疗队来了……

接着进来的是北京外科医生黄国俊和护士李仲萍，后面是从阿尔及利亚赶来的医疗小组的同志们。

被誉为“胃肠道的坚强卫士”的武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消化科专家张锦坤，神情严肃、专注，颇有学者风度；

武汉医学院附属二院麻醉师丁素琴，年届“而立”，看上去却精神焕发，像个女大学生；

武汉市儿童医院护士长卜秀莲，温柔、秀丽，是照顾重病号有经验的护士；

北京中医研究针灸医师张贻弓，一位典型的既通中医又懂西医的东方女医生。

斯诺夫人热泪盈眶，激动地同她们一一握手。突然，门口一个个熟悉的面孔闯入眼帘：那是秀气的徐尔维——一年前斯诺夫妇在中国旅行时的向导、翻译，大使及夫人王静，司机李培根和赵英家。

医疗队的到来，使斯诺先生非常兴奋。他咬着牙硬撑着从床上坐起来，热情地欢迎这些远道而来的白衣天使。当陈大使告诉他“中国政府，毛主席、周总理派医生护士来探望您”时，他笑起来了，并风趣地说：“谢谢，你们来得真快。现在陆军、海军都备齐了，只剩空军了！”（意思是说他马上就能坐飞机去北京了。）

中国医疗小组的同志们向斯诺一家作了短暂的问候，就下楼商量治疗方案，开始了抢救斯诺先生的紧张战斗。

（三）
当天晚上，马海德对斯诺夫人说：“我们原准备在北京把一所医院改成您的家；现在我们要把你们的家改成一所医院。”

于是，斯诺夫妇卧室里的一张大床，被一张医疗床替换了，房间布置得安静、雅致。窗台上摆着斯诺最喜欢的“圣诞节一品红”。窗外，是一直延伸到湖边的田野．冬日的太阳从果树丛间透过来，驱散了阵阵寒意。底楼是书房，这里除了沙发和坐椅外，几乎全被书占领。墙上挂着1936年斯诺在陕北为毛主席拍摄的那张著名的照片和1970年访华时斯诺夫妇和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很快，这间小书房变成了小药房。书架给腾了出来。放置各式各样的药罐、药瓶、药水和药片，标签上汉字夹杂着拉丁字母。这间小书房还成了医疗小组开会，讨论病历，交接班的医疗护理办公室和会议室。

医疗小组6个同志分成两组，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们在马海德博士的指挥下，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大家只有一个愿望：把中国人民对这位美国朋友的浓厚感情全部倾注于对他的精心治疗和悉心护理中。无论有多大的困难，只要能减轻他的痛苦，延长他的生命，他们都要竭尽全力去克服。

每天清晨、傍晚，医疗小组举行例行的交班讨论会。有时，他们也邀请斯诺夫人和孩子们参加，以便斯诺家人能清楚地知道斯诺的病情和治疗方案。讨论时，大家不分医护，不分专业，激烈而认真。

为了让斯诺夫人和孩子有更多的时间与斯诺呆在一起，除开治疗和护理外，医生、护士都在屋外观察。张锦坤医生的英文很好，用词精确，每遇到他值班的时候，斯诺夫人总叫他进到里屋，坐在斯诺先生旁边，中国京剧是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高兴时，斯诺先生还“炮制”几句俏皮的中国话。

马海德博士是总指挥，就住在斯诺家，其他队员住在大使馆。所以，他每天总是最后一个上床，最早一个起床。无论什么时候，斯诺想要聊天、翻身、起床，他总像事先知晓似的，适时出现在斯诺身旁。晚上，子夜已过，马海德规劝满脸倦容的斯诺夫人上床休息，而自己却毫无倦意地守护着。翌日清晨，斯诺夫人一觉醒来，首先展现在眼前的是博士伺候斯诺吃早饭的情景。

斯诺夫人感到这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医生、护士、翻译、司机都像兄弟姐妹，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心心相连，家和医院融为一体，斯诺先生既是病人，也是亲人，医疗小组不仅千方百计为他解除身体上的痛苦，还给他带来精神的慰藉、生活的温馨。

（四）
病魔的摧残，使斯诺的身体日渐虚弱，中国医疗小组把加强营养支撑疗法作为减轻斯诺的痛苦、增强抵抗力的重要手段。他们为斯诺制订了科学的营养补充方案。除了营养药物润剂外，还编配了合适的食谱。

一天，轮到张锦坤医生值班做饭，斯诺夫人特别感兴趣，说要学手艺。张医生自知烹调技术不高，但想到中国菜举世闻名，虽不能与国内名厨相比，但总可以在她面前露一手。饭菜做成后，他要夫人品尝，夫人称赞不绝：“Very Nice，Very Nice！”（“太好了！太好了！”）实际上赞赏的不仅是张大夫的“手艺”，更多的是张大夫那颗美好的心灵。

厨房就是大家聚会、聊天的场所，西安和克里斯多弗也喜欢到这里来凑热闹。有一次他们边做饭边争论。妹妹西安说：“我的名字好，听说中国有个地方叫西安，爸爸是从那里去延安的。”哥哥克里斯多弗说：“那么，我就叫延安吧！我为什么不能叫延安呢？”子承父志，斯诺早已在他们纯洁的心灵中播撒了同中国人民世代友好的种子。这美好的情谊像宇宙中的日月星辰，永远闪耀着令人向往的光辉；这美好的情谊像延安的宝塔山，永远蕴绕着支援中国革命的异国友人的深情。

经过中国医疗小组一个星期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斯诺先生病情有了明显转机。他能下床行走了，有时还下楼到客厅坐着谈几个小时，接待一些重要的采访客人。一天，他拉着马海德的手问：“你对我有什么计划？我能过多久恢复工作？”马海德知道他想起来写那本关于中国革命的书，便安慰他说；“随着春天的到来，你的体力就会恢复。到时候你就可以继续你的《漫长的革命》的写作。”他紧紧握住马老的手，两眼闪烁着兴奋相喜悦的光芒。

对于晚期癌症患者来说，胰腺癌带来的痛苦是最厉害的。无论吃什么止痛药，都难以缓解，但斯诺很坚强，极少呻吟。

夜深了，张锦坤仍在灯下低着头，查阅医学分类词典，寻找欧洲买不到的中国药的成分在欧洲的名称；寻找当时世界上最新的止痛药物和方法。

为了把斯诺的病情随时报告给国内，陈志方大使和夫人王静，几乎每天都驱车在伯尔尼至日内瓦的高速公路上奔波，了解斯诺的病情，给斯诺捎新鲜饺子、脆皮春卷和麻辣子鸡等可口美味的食品。有时，他们和医务人员一道，彻夜不眠地守护，眼睛熬得通红。

病是无情的，尽管中国医疗小组采取一切措施竭力抢救，但仍不能抵挡住凶狠的病魔对斯诺的侵蚀。正当斯诺处于半昏迷状态时，我国获联合国大使黄华代表党和政府，专程前来探望他。张锦坤医生给他用了药，他又清醒过来。当黄华握住他的手，用流利的英语向他问好时，斯诺先生认出了黄华，见到久别的老朋友格外高兴——30年前，毛主席和这个美国人在延安的窑洞里进行通宵谈话时，黄华曾但任翻译。斯诺想坐起来，黄华连忙把他正在拾起的头扶回枕头上。虽然，他们都意识到这将是最后一次长谈，但谈得仍是那么轻松，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傍晚，黄华又同斯诺夫人及孩子们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向克里斯多弗和西安谈到中国人民感谢他的父亲对促进全世界了解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谈到中国人民对他的父亲正直人格的尊祟，并转达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们亲切的问候。

斯诺的病情不断恶化：肝昏迷合并消化道出血。

1972年2月4日晚8点，医疗小组的同志交接完了班，但是全体医生、护士都没有离开。斯诺夫人预感到情况不妙，心神不安地站在床边；两个孩子却沉默不语。医生继续给斯诺用升压药和强心药，想尽一切办法全力抢救。

但是，不幸的时刻终于来了。

1972年2月15日凌晨2点16分，斯诺庄严、平静地与世长辞了。在场的所有人悲痛欲绝。

医疗小组的同志们两眼泪涔涔地为斯诺刮了脸、洗了澡、整了容，给他穿上黑色高领毛衣和一条褐色长裤，外面套了一件淡蓝色晚礼服。床上重新换上了淡绿色印花床单和白色枕头。他们还将别墅里所有的鲜花都摘下来，放在斯诺先生的周围。斯诺安详地躺在花丛中，恬静、坚毅。

满面泪水的斯诺夫人缓缓地走过来，拥抱和亲吻医疗小组的每一个人。她说：“用金钱是买不到医生的眼泪的。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你们帮助了我们。你们发扬祟高的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延续了他的生命，使他赢得了时间，减轻了他的疼痛，让他庄重离去。这就是奇迹。”她深情地说：“过去我们经历过许多事情，却是一件件从记忆的银幕上闪现过去了，但印象最深的还是你们在这里的一切言行，深深地映在我人生的荧光屏上，相信我们的子女会从你们忘我的工作中受到教益，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贡献他们的力量。请你们转告毛主席、周总理，中国的一片虔心将永远铭刻在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史册上。”

中国医疗小组为斯诺治病的消息不胫而走，受到了世界人民的赞誉。

1973年10月19日，金秋送爽。遵照斯诺先生的遗嘱，他的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这个他曾教育过青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