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江河流域综合规划全部得到批复

大志

                          七大江河流域综合规划全部得到批复
                                                                    2013年03月12日
      继2012年底国务院批复长江、辽河流域综合规划后，日前，国务院批复了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花江以及太湖流域综合规划。至此，七大江河流域综合规划(修编)全部得到国务院批复。
　　“三河三湖”的“水清”预计要到2020年
　　“我国正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水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水将继续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3月8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孟伟对本报记者表示。
　　国家已于2006年启动《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该专项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确定的16个重大专项之一。。“三河三湖”的治理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体制和科技的障碍依然很多，水环境初步改善至少要等到2020年。
为。水专项实施六年左右投入资金共百亿。
　　下面是《21世纪》记者对该专项的技术总师孟伟 的采访
      辽河治理难点：氨氮
　　《21世纪》：您曾经提到，2012年年底，辽河已宣布摘去重污染的帽子，这意味着现在不管是干流还是支流，全部消除V类。
　　孟伟：辽河的治理取得一些明显进展，它的污染负荷小了，水质的COD指数明显改善。在监测数据之外，还有一些更为直观的表征。去年我们两次在辽河抓到了刀鲚，刀鲚对水质有严格的要求，已经消失好几年，现在回来了。说明它对水质能接受了。
　　《21世纪》：您认为，辽河为什么能摘去重污染的帽子？
　　孟伟：首先是政府重视。国家要求它尽快摘帽，从2012年开始每年提供40亿的专项资金支持。我估计，辽河的治理前后花了几百亿。
　　其次，辽宁先后出出台了《辽宁省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等12部地方性法规，及《辽宁省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等地方政府规章，颁布了严于国家标准的《辽宁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其中COD的标准比国家标准严一倍。
　　第三，以流域水污染治理带动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优化，推动造纸等产业规模化、集聚化。辽宁省环保厅老厅长王秉杰之前做过一个测算，说全省几百个造纸厂真正给辽宁创造了1%左右的GDP，但是它造成的污染，是你花好几倍的钱也解决不了。所以，下决心把大部分小造纸厂都关闭，优化升级改造骨干企业，既不影响辽宁的经济主体，也提高了治污的效果。
　　第四，在管理机制上的创新，在“三河”里面率先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即辽河管理局。它在体制上整合了水利、环保、林业、农业、国土等职能，直属省政府，与其他相关机构平行。只要在辽河的保护区范围之内，600多平方公里，都归辽河管理局管，减少交叉扯皮。
　　《21世纪》：辽河摘掉重度污染的帽子，现在能说它的治理成功了吗？如何防止其水质出现反弹？
　　孟伟：辽河的治理，只是阶段性成果。现在说摘帽，摘的是COD的帽。辽河干流和支流的C0D已全部消除了劣V类，有些河段已达到Ⅱ类或Ⅲ类，整个辽河的COD有望在2015年全线达到四类。但是现在控制断面的氨氮达标的时间段只有30-50%之间，这也是“十二五”期间治理辽河的最严重挑战。
　　当然，当氨氮达标后，会不会出现其他污染物？所以我们认为不能这样无限制地从两个指标到四个指标，在治理规划中以流域水生态系统健康为目标，对辽河进行综合治理。
　　流域治理挑战：区域协调
　　管理体制上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模式？
　　《21世纪》：在辽河之外，您如何看待海河和淮河的治理效果？
　　孟伟：海河的污染，主要与海河流域水资源配置严重不合理有关，这是海河环境问题演化的一个根本症结。如果说海河流域一年有200亿立方以上的产水能力，但是现在大部分都让上游的水库截住了，下不来了。这些水下不来，河道都干枯，干枯以后我们的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在经过处理后，排放到了海河下游。因此，河道里面是径流很少，以污水为主，失去了自我净化能力，生态系统当然大幅度退化。
　　再说淮河。淮河发源于湖北省和河南省交界桐柏山，东流经豫、皖、苏三省。我们选择占整个淮河污染负荷的70%的沙颖河作为综合示范的重点，又选择占沙颖河污染负荷70%的贾鲁河作为重点。我们集中力量去解决它的味精、印染、化工等重污染源，“十一五”期间，在关键技术做了很多突破上，也形成一些示范工程。河南省对此非常重视，高度支持，在地方经费匹配落实上也非常到位的。我个人认为如果按照这种模式走下去，淮河流域在“十二五”期间也会有所改善。
　　《21世纪》：从“三河”的治理来看，您觉得我们还面临哪些挑战？
　　孟伟：辽河治理得相对较好，为什么？因为它主要矛盾是在辽宁，内蒙和吉林对它的影响很小，地区之间的矛盾不突出。而淮河和海河就不一样，它涉及到区域协调的问题。那么，我们在管理体制上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模式？现在是九龙治水，这种模式是要调整的，如何推动各个部门去形成合力？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三湖”治理经验：不能头疼医头
　　治理湖泊时，一定要从流域出发。
　　《21世纪》：您如何评价过去二十年“三湖”治理的进展？
　　孟伟：刚才散会的时候，江苏省环保厅厅长告诉我，昨天习近平同志到江苏省代表团，要求江苏省率先建设生态文明。在江苏，生态文明一个重要的工作对象就是太湖。2007年发生了太湖蓝藻事件，影响了饮用水，引发各个方面的关心和支持。江苏已经采取了结构减排、管理减排和技术减排的措施，不管是城市污水还是工业污水，排放污染的压力减轻了。所以，现在湖泊富营养化发生蓝藻水化的面积，在2012年就是900平方米左右，而污染持续的时间也缩短了。
　　再说滇池，昆明市政府采取了“四退三还”(退塘、退田、退房、退人，还湖、还林、还湿地)等措施，明显见效，我去滇池，现在看到的情形和七八年前看到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虽然仍是重度富营养化，在三湖里面也是最严重的，但是在向好的方向转变。据了解，滇池的富营养化水平趋向中级水平。
　　巢湖方面，东巢湖是饮用水源地，当地人们比较好地保护了它的水质，我们也研发出了应急状态下的应对技术。“十二五”期间，治理的重点在西巢湖，我认为应重点控制入湖的河流水质，才能保障西巢湖的水质安全。
　　《21世纪》：从“三湖”的治理来看，您认为我们存在哪些经验教训？
　　孟伟：最好的经验就是流域系统控制，进行全流域的绿色建设。第一，在上游实施水源涵养，就像在滇池的苍山十八溪，要让它清水产流入湖。第二，入湖河流的水质要强化控制，包括点源和面源治理。第三建设湖滨带湿地，所谓湖滨带这是水和陆地交接的界面，因为湖泊也需要呼吸，也需要代谢，这种生态修复是非常重要的。第四，水体里面的氮和磷的内负荷要进一步减少。
　　在治理湖泊时，一定要从流域出发，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我希望把这种治理的经验、机制和模式，固化成我们的制度，上升为我们的法律，通过这种固化来实现对实践的带动和突破，否则行政上的扯皮将导致我们的治理效果出现反复。
　　《21世纪》：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三河三湖”中的污染物种类是否有一些明显的变化？这对我们的环境和健康将产生哪些影响？
　　孟伟：我认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没有显的有本质性的变化，因为我们的产业结构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在河流，污染物主要是COD和氨氮；在湖泊，污染物主要是氮和磷。
　　不过，我们的污染防治形势很复杂。以氮、磷、重金属等为代表的传统污染物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甚至在某些地区污染形势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时，以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为代表的新型污染物正在持续进入水环境中，与传统污染物共同构成复杂的复合污染体系。因此，我们应当高度重视长时间、低剂量的有机污染物的暴露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2020年水环境初步改善
　　不跟质量挂钩，容易出现地方在数据上做文章的现象。
　　《21世纪》：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我国的水环境进入一个矛盾的集中爆发期。那么您认为，最糟糕的时期将在什么时候出现？我国的河流和湖的水质改善的拐点，将出现在什么时期？
　　孟伟：我2006年曾经访问过德国，去参观了波登湖(位于瑞士、奥地利和德国三国交界处，由三国共同管理)。我经常用波登湖的例子，说明水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1951 年，波登湖的磷含量为10毫克/立方米，到1981年退化到90毫克/立方米，水质低于Ⅴ类了，前后大概用了30年时间。波登湖，已由一个草型湖泊变成了藻型湖泊。这时，欧盟开始重视莱茵河的水体保护，并出台了《欧盟水框架指令》，要求修复欧洲大陆的水生态系统，到2013年完成一个流域生态系统健康的国家报告。不过，到2006年，波登湖中磷的含量基本上达到了8毫克/立方米，这意味着水质已经在Ⅱ类以上。换句说，波登河的污染退化经历了30年，而修复的过程又花了近30年。
　　我认为，我国河流湖泊水环境最糟糕的时期已过去了，2005年松花江污染和2007年的太湖蓝藻事件，应该是水环境污染积累爆发后达到的一个顶点。当我们经历了这种大河大湖的污染突发事件，我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刻。
　　相比波登湖花了三十年进行水质修复而言，我觉得，全国水环境质量改善的时间可能要短一些，大概需要15年左右的时间。作为后发国家，我们有后发优势，我们的重大水专项的成果，已在辽河和太湖领域应用，并显现效果。我们也在探索流域的综合控制和质量管理，并有望形成自己的体系，但必须看到，我们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重化工化的趋势还未完全扭转，所以水质改善的压力依然很大。
　　因此，我认为，到2020年，水环境有望初步改善，主要污染物得到控制，有毒有害污染物初步控制，50%以上地表水体达到三类水标准；到2030年，水生态系统健康基本恢复，达到美国2000年水环境质量水平；常规污染物、总氮、总磷及有毒有害污染物基本得到控制；基本消除地表水劣五类水体，80%以上地表水体达到三类水标准。
　　《21世纪》：就未来的河流湖泊治理，您有哪些政策建议？
　　孟伟：首先，我认为，我们应转变经济增长发展方式，并落到实处。如果不调整产业结构，还是坚持唯GDP的政绩考核体系，而无视环境的约束，我觉得我们的环境治理就会失败。
　　第二，我觉得还得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我呼吁，应该加强立法，严格执法。单靠政策和规划是远远不够的，没有法律的约束，水环境的形势不可能长治久安。
　　第三，我们要把保护和治理有机结合起来。“三河三湖”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这个教训是惨痛的。其它还未污染的湖泊，我们要赶紧保护起来，走出一条“先保护、少治理”的新路。
　　此外，我们在理念上，实现由污染物的总量控制向质量管理转变。否则天天总量减排，不跟质量挂钩，容易出现地方在数据上做文章的现象，实际效果也很有限。如果实施质量管理，那么将会迫使地方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提高水质。(21世纪经济报道)

　　开展一场全民水资源保卫战
　　在今年两会上，俞敏洪给全国政协提交了《政府应出重拳以最严格方式治理水污染》的提案，其中指出“现在有些地方政府以保证GDP发展为名，置环境污染于不顾，以牺牲老百姓生命和幸福为代价，这种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杀鸡取卵，简直与犯罪无异”。因此，他呼吁“是时候开展一场‘全民水资源保卫战’了。”
　　他在提案中提出几点建议，呼吁改革环保系统管理架构，将环保部门独立于地方政府部门之外，由国家环保部直接垂直管理，独立行使环境执法权和监察权。同时，建议加大省区市负责人和领导班子在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方面的考核比重，该比重应高于对GDP发展的考核。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他说，之所以提这份提案是因为只要多一份力量，政府就会多一份重视。
　　家乡的河流都成了臭水河
　　《21世纪》：今年你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了一份关于水污染的提案，其中一个原因是今年初传出山东潍坊企业向地下排污的消息，更深层的原因是否是感受到自己家乡的河流污染？
　　俞敏洪：我小时候是在山清水秀的环境中长大的，那时候每一条河流，不管是大河还是小河，随时都可以跳进去游泳，随时都可以捧起河水来喝。不知你有过这样的经历没有，在你口渴的时候，路过一条小河，用手把上面漂的树叶拨开，下面就是碧清的河水，就可以喝了，我从小喝到大也没生什么病。
　　现在就连井水都不能喝了，更别说河水，因为井水都是臭的。前两年我回家，家乡都已经装了自来水，但是这也不管用，生活在这样的脏臭环境中怎么行，国家认为只要装了自来水就行了，但是环境问题不仅仅是水的问题，还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21世纪》：水污染并非是短期形成的，为什么现在你要提出这样的提案？
　　俞敏洪：这5年来一直有人在提环境污染的提案，之所以我要提是因为只要多一份力量，政府就会多一份重视。我既然当了政协委员，提出这样一些提案，老百姓和政府都会重视这方面的事情，只要呼吁越多，政府就会越重视。中国的事情不是一个人能左右它做什么，而是要呼吁做什么，就像新东方员工左右不了我做什么，但如果就新东方存在的某个问题有员工不断给我写信，而且不止一个员工写，我就会重视起来。政府也是这样，只要越来越多的代表、委员发出对某个问题的呼声，它就要回应。
　　《21世纪》：现在以GDP为主考核指标，对地方官员有很大的引导作用。
　　俞敏洪：所以，我也提出要改变考核标准，对政府领导提出环保的硬性指标，现在定硬性指标很容易。比如，综合测试城市的空气污染、水污染标准，一测就能测出来，这是有科学指标的。
　　《21世纪》：但是污染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一个官员在这里任一届，5年内没有多大改变，但有可能在离任之后效果才显现出来，政绩就没法衡量。
　　俞敏洪：所谓的治理就是要根据现状看治理有没有进步，或者说进行了多少环保方面的工作，这是能考察的。都能考察政府领导的社会主义观念、能考察GDP指标，为什么不能考察环保指标呢？再说环保本来就是一个可以科学化的指标。
　　不应只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
　　《21世纪》：现在你这份提案已经交上去了？
　　俞敏洪：初稿已经交上去了，因为3月7日前不交就不算了。打算后面两三个月进行深入调研之后再提交一份更详细的。
　　《21世纪》：这个调研你是怎么规划的？
　　俞敏洪：现在还没有真正开始规划，因为最近还在两会期间。我考虑规划分几步，第一步就是几个政协委员一起，不仅是我一个；第二步到环境污染严重地区进行调研考察，这样就能实际感受到，尽管我已经去了一些地区；第三步是跟政府的环保官员进行谈话，我们以个人名义去谈，政府官员是不接待的，但如果是一个小组的政协委员他们就会认真对待，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探讨一个一体化的考核标准。
　　我甚至认为，环保部门的官员都希望我们这样做，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来推动这个工作，有时比从他们的角度推动要更加容易。
　　《21世纪》：前段时间有人出20万元请温州环保局长下河游泳，环保局长也觉得自己很无奈。
　　俞敏洪：我觉得请环保局长是片面的，应该请所有政府领导都下去游泳，应该请市委书记、市长、管工业的副市长再加上环保局长一起游泳。环保局长很多时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解决问题，说不定第二天就下台了。
　　中央直管环保可防地方官商勾结
　　《21世纪》：你提出的环保局由中央垂直管理，能落实吗？
　　俞敏洪：我觉得司法、税务可以垂直管理，而且还不增加成本，环保为什么不能，只要改变一个任命体系就行了。
　　《21世纪》：很多地方官员也会觉得委屈，因为现在财权和事权不对应。
　　俞敏洪：关键在于地方政府财政的花费配置问题，比如一些相对贫困地区转移支付应该更加明确，由中央来补贴。另外，根据各地不同情况，政府的人员配置也应该是不一样的，现在一个很贫困的县也要养着几百上千个政府人员。
　　《21世纪》：有的地方也认为自己保护了环境，比如在河流上方，不发展工业保护了水源，总该给足够的补偿，现在虽然有生态补偿，但是很多人都觉得不到位。
　　俞敏洪：本来就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发展工业，有些地方出于保护环境目的就应该是以林业、农业为主，只要中央做倾斜性财政补贴就行。而且很多地方号称要发展工业，最落后的县都开了工业园区，结果去了一些工厂全是污染企业，干了十多年也没为当地提供多少财政收入，还在亏损。
　　限制企业排污应靠重罚
　　《21世纪》：限制企业排污有很多法律规定，但是你去调查他们都达标，一走又开始偷偷排污，如何限制这些企业？
　　俞敏洪：应该重罚，对环境污染该罚的不罚、该抓的不抓就会产生问题，比如有毒食品的问题，其实应该对源头企业进行最严厉处罚，并向全国通告，再造有毒食品的就害怕了。就像毒品。
　　《21世纪》：为什么查不出来，为什么没有人去罚？
　　俞敏洪：一个是官商勾结，另一个是相关法律不到位。我第一次去国外，发现美国马路两边竖着牌子，写着从汽车里往外乱扔东西罚款2000美元，吓了一跳，觉得怎么这么高，当时2000美元在我看来是天文数字。这样的结果就是美国的马路上没有人扔东西，他们认为该重罚的就要重罚。
　　《21世纪》：你也是企业家，从企业自身来说，如何担当起社会责任？
　　俞敏洪：这不能要求所有企业家都有自觉的社会责任意识，否则就变成一个要求个人自觉的社会，任何以此为前提的社会其体制机制设置对于现代社会来说都是不管用的。当然，对于古代社会也是不管用的，中国古代儒家的自我要求多高，但是贪官还是很多，像严嵩这样的贪官写得一手好字好诗，在诗歌中清风明月好像两袖清风一样。所以，靠自我监督机制是不能建立社会的健全功能，而应该靠超出个人的体系和执法体系。(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