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母杀人案” | 各方观点汇总+最新案情披露

伽蓝之堂

这两天，大家都被一则“辱母杀人案”的新闻刷屏。夹杂其中的“辱母情节”，其手段之卑劣，性质之恶劣，可以说近来无案出其右。而“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是否构成正当防卫”，“警方是否存在不作为”等争议也席卷网络。

这是一则让人出离愤怒的新闻报道。

女企业家苏银霞曾向地产公司老板吴学占借款135万，月息10%。她在支付本息184万元和一套价值70万元的房产后，仍无法还清欠款。在11名催债人长达一小时的凌辱之后，催款人杜志浩脱下裤子，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

当接到报警前来处理此案的警察离开接待室时，情急之下的于欢摸出一把水果刀将杜志浩捅死，另造成两人重伤，一人轻伤。

之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此案最大的三个争议点
1、11名催贷人员是否涉嫌非法拘禁

有网友表示：设想一下，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男人，在被催债人员非法拘禁控制的情境下，目睹母亲被以极端的方式当众强制猥亵、侮辱，而警方又没有干预、制止，也没有询问、了解就离开，当他试图冲破控制唤回警察的过程中被催债人员继续非法控制和拦截，如果你处于这样的混乱的情境下，手里碰巧有一把水果刀，你会怎么做？

2、出警警察是否涉嫌渎职？

警察是否存在渎职行为？也成为了网友争议的焦点：

据澎湃查阅判决书发现，多名证人在其证言叙述了“辱母”情节。根据判决书中的“视听证据”显示，处警民警用执法记录仪记录了案发当晚处警情况。警察是否知悉侮辱情节、当事人是否陈述被侮辱，执法记录仪应有记录，但判决书没有提到。判决书中作证的刘付昌告诉澎湃，当时是他报的案，他报案说，有人受到了威胁，没有讲具体的情况，警察十多分钟就过来了，警察进屋后，说了“咋回事，有人打架吗？”然后讨债的人说“没打架”。警察还问谁报的案？“我不敢说，黑社会啊，怕报复”。然后警察就要走，于秀荣、马金栋等人就拦着，警察还是出门，“警察离开后就上车，车都发动了，他们还是拦住，僵持在那，然后屋里这边就出事了。一审辩护律师田明告诉澎湃，“警方整个过程都没走，只是离开那个房间走到屋外，可能是到外面去寻找报警的人，到底看到什么情况了，而于欢则很可能基于错误认识，认为警察走了，自己没有得到保护。

3、于欢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

对于为何不认定正当防卫，法院的解释是，虽然当时于欢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有法律学者和律师指出：网友援引刑法上的无限防卫权，可能在本案中比较牵强，“刺死辱母者”案，在目前中国刑法的框架下，主要问题不在于定罪，而在于量刑。

有网友对于欢的行为表示理解，觉得法院判的重了：

也有人同意法院的观点：

代理律师：于欢已提出上诉

目前，于欢已提出上诉。于欢的上诉代理人、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律师殷清利告诉表示，已经在2月24日，赶在上诉期的最后一天提起上诉。此案一审中，自首没有认定，对方涉黑的问题没有认定，警方也存在涉嫌不作为的成分。此外，死者也有因自身因素耽误救治的情节。

上诉代理人殷清利主张，在遭遇涉黑团伙令人发指的侮辱、警察出警后人身自由仍然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于欢的被迫还击至少属于防卫过当。同时，于欢听从民警要求交出刀具并归案、在讯问中如实供述等行为，应当认定为自首。

中青评论：请给公民战胜邪恶的法律正义

如果没有于欢情急之下持刀行凶的死伤，这只是一起由民间借贷纠纷导致的普通“非法拘禁案”。但是，这起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夹杂其中的“辱母情节”手段之卑劣，性质之恶劣，可以说近年来无案出其右，既造成了一死二伤的后果，也挑战了公众的社会道德和公平认知。更重要的是，此案的审判结果，并没有如辩护律师及众人所预料的那样，以“防卫过当”来认定，也就是“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为什么不能认定为“防卫过当”，对被告人处以更轻的刑罚呢？当地法院给出的理由是，于欢面对众多讨债人长时间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当时的人身自由虽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没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故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的确，刑法上正当防卫的成立，将“防卫的紧迫性”作为核心要件，其要义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二是不得不制止侵害。从法院的认定看，恐怕还是认为防卫达不到“不得不为”的程度。问题在于，“没有人使用工具”，被告人及其母亲就没有现实危险吗？当“极端手段污辱”都已经出现，谁能预料，不法分子接下来还会采取什么更恶劣、更危险的侵权行径？

诚然，“派出所已经出警”，但警察仅提醒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了房间。应当说，这种有限的执法方式，并没有达到制止“非法拘禁”的效果，被告人及其母亲的人身危险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寻求救济无望的被告人情绪失控，以暴力制止侵害，的确符合“不得不为”的要求，只不过“超过必要限度”。当然，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出现“死亡1人”等情形，有关执法人员已涉嫌构成玩忽职守罪。

其实，除当天的案情外，审判机关还应综合考量的重要情节是，对方一些前置情形的“违法性”，也就是具有“黑社会背景”，以及“高利贷”“非法拘禁”等行为。这些事实不仅从侧面印证被告人的激愤之举实属“不得不为”，还能证明其本人的“主观恶性”较低，从而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更有利的判决。


法律规定“正当防卫”行为，目的是要鼓励公民采取必要措施与不法侵害作斗争，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而弥补公力救济之不足。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将“超过必要限度”的“门槛”抬高，施以无差别的“对待”，只会使公民抗争邪恶的勇气遭受遏制，从而与正当防卫的立法精神背道而驰。

“法律是灰色的，而司法之树常青”。同样，法律也是冰冷的，但法律精神是有温度的。任何执法不当与裁判不公，都是对法律精神的背叛与戕害。目前，被告人已经上诉，期待在即将到来的二审中，司法机关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秉持法律精神公正裁判，实现排除社会危害性与阻止刑事违法性的统一，彰显法律之正义。

人民日报评论：法律的社会功能还关乎规则背后的价值诉求

法律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可以说，法律不仅关乎规则，还关乎规则背后的价值诉求，关乎回应人心所向、塑造伦理人情。此案在半年过后掀起舆论波澜，正是因为其中蕴含着许多人的伦理诉求和情感诉求。

换句话说，在很多人看来，于欢的行为不仅仅是一个法律上的行为，更是一个伦理行为。而对于判决是否合理的检视，也正显示出在法律调节之下的行为和在伦理要求之下的行为或许会存在的冲突，显示出法的道理与人心常情之间可能会出现的罅隙。也正是在这个角度上看，回应好人心的诉求，审视案件中的伦理情境、正视法治中的伦理命题，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也正是因此，转型期中国的法治建设，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需要更多地正视这些人心经验，正视转型时代保护伦理价值的重要性，从而把握好逻辑与经验的关系、条文与人情的关系、法律与伦理的关系。

乐叔

这些警察的行为令人怀疑他们跟逼债者是否有勾搭！

秋无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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