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滴滴司机踯躅网约车风暴中：白买了个大玩具

香蕉

　　外地滴滴司机，踯躅在网约车风暴中
　　外地滴滴司机群体变迁的背后，其实也是作为共享经济代表的网约车进入中国的变异历程
　　中国新闻周刊 文/李甜
　　魏成把白色福睿斯停在门外土路上，车身已经积了些灰尘。他每天早上出门，眼神常不自觉地瞥向它，总是心里一沉：白白地买了个“大玩具”回来。
　　除了这件事，魏成40年的人生中还没有给一个事物下过这么大的本钱。
　　上一次花一大笔钱是在三年前，他和兄妹们凑了30万元，拆掉老家的房子，把破旧院落改成小楼，还重新添置家具，新房让他在老家挺有面子。
　　而这次“投资”却让他懊恼不已。
　　这辆白色轿车，是他在网约车合法后，为加入滴滴司机的行列专门买的。他为此借了四万元。他特意选了白色款，在他眼里，白色更洋气，接起乘客来更有排场。
　　从村里老乡相继当上了滴滴司机到网约车新政公布，这一年多来，他一直在观望、犹豫、盘算，总是刚冒出买车做快车司机的想法，又很快自我推翻了。
　　2016年7月28日，网约车新政方案终于揭开面纱，明确网约车合法。且“取得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并具备3年以上驾驶经历”，无违章记录的司机均可加入。不过，落地细则由各地方人民政府制定。
　　魏成终于决定买辆车，挂了个晋牌，当上了北京的快车司机。但他的滴滴全职司机当得格外倒霉。先是滴滴、Uber合并，补贴下降；很快，10月8日开始，京、沪、深、广及其他城市陆续公布当地网约车管理细则征求意见稿，网约车陷入最严管控。从9月10日左右接下第一单到12月，三个多月魏成共拉了706单，平均下来，每天才7单。
　　来北京十年了，现在，魏成又干回了老本行——替人搬家。傍晚回到家，要是还有力气，就打开滴滴，接点单，凌晨回村。否则，就在家里喝点酒。他一边感叹自己运气背，一边庆幸四个月前，没把那辆二手搬家车给处理掉。
　　时机稍纵即逝
　　魏成想买车做快车司机有一年多，结果买在了这个行业最低潮期。那段时间，挂着非京牌的外地滴滴司机数量暴增，魏成发现身边很多老乡都加入到这个行业，一个月至少挣1万元左右，多的能赚到3万元。
　　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他身边很多20多岁的年轻人依靠父辈攒下的积蓄率先买了车，他们回到老家上车牌，注册成为了北京的滴滴司机。一般两人轮班，因为是外地车牌，只能在非高峰期和晚上进五环，他们便每晚六七点接单出车，第二天早上七八点回来，十二个小时，能挣1000多元，一月下来，多的可挣到3万多。这个消息，很快在魏成所在的海淀区西北旺镇后厂村传了个遍。
　　后厂村里，80%的人和魏成一样来自重庆彭水县。从上世纪90年代起，重庆彭水县的人相继离开故土，随老乡来到北京当搬家工。他们聚集在西北旺镇附近，最后集中在了后厂村。老乡们从搬家工起步，发展到自己买货车单干。据村民们粗略统计，租住在“搬家村”里从事搬家工作的重庆彭水县人至少超过1000人，搬家用的货车和面包车一度超过500辆，目前村里仍至少有400辆搬家车，有的一人就有五六辆搬家车，但基本上有一半在家待着 。从2016年开始，“搬家工”越来越少了，他们都转行成了“滴滴司机”，搬家村逐渐转变成了“滴滴村”。
　　魏成的邻居老庹还记得那时的景况。他是在2015年11月2日接手儿子的摊子做起了快车司机，那时村里只有十来个人干这个。
　　老庹留着长发，语速很快。他还记得，每天到了晚上8点多，软件园内滴滴大厦下面都泊着几十辆车，等到了9点整滴滴公司的下班时间，老庹点击“出车”，单子就来了。那时滴滴网约车比现在少，公司会给司机奖励，接一单，平台给28、35或40元不等的奖励，加上高峰期溢价1点多倍至3点多倍，司机额外得到的奖励甚至超过打车价。
　　说起当时的开车路线和奖励时，老庹劲头上来了，说不上是骄傲还是失落。老庹一般晚上8点多出门接单，凌晨4点左右他回到村里，四五百元入账，其中平台奖励就有100多，正好抵消了油费，一晚净挣300-400元。最多一天，他挣了1000多，那天下大雨，出车的少溢价倍数高。第1个月下来，老庹净收入一万块钱左右。
　　那段时间，正是滴滴和Uber竞争最为激烈的时期。
　　滴滴公司成立于2012年6月，但直到2014年与快的掀起的补贴大战，滴滴才走进了大众视野。
　　2014年1月10日起，滴滴打车软件在32个城市开通微信支付，乘客车费立减10元、司机立奖10元；十天后，“快的打车”和支付宝宣布，乘客车费返现10元，司机奖励10元。
　　仅一天后，快的和支付宝再次提升额度，司机奖励增至15元。价格攀比开始。
　　补贴大战帮助滴滴打车迅速扩大了市场。自补贴开始至3月底，它的用户数从2200万增至1亿。日均订单数从35万增至521.83万，补贴达14亿元。
　　在司机端，为吸引大多数司机参与，滴滴从2012年6月开始，围绕出租车运营商及机场、火车站的的哥进行有偿推广，同时扩展一线及其他城市，截至2013年3月，北上广深的出租车客户端安装数超过3.5万，其中北京达1.2万辆。
　　很快，两家公司在2015年2月14日合并，从此结束了长达一年的补贴大战。2015年5月，滴滴与快的合并3个月后，CEO程维首次以发布会的形式面对公众媒体，他透露，截止到5月份，滴滴快的共有135万的活跃司机，其中有40万的专车司机。在全国出租车的数量是100万辆，将近200万个出租车司机。那个时候，已有大量司机开着挂着渝、晋、豫等外地车牌的车驶进北京，做起快车的司机行当。
　　这个时候，Uber又以降价的方式和滴滴“宣战”了。
　　美国打车应用软件Uber自2009年成立以来，以一个颠覆者的角色在交通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Uber打破了传统由出租车或租赁公司控制的租车领域，通过移动应用，将出租车辆的供给端迅速放大，并提升服务标准，在出租车内为乘客提供矿泉水、充电器等服务，将全球的出租车和租车行业拖入了一轮新的竞争格局。它也是国内一系列打车软件的效仿对象。
　　2014年8月， Uber正式进入北京市场。2015年3月，Uber宣布人民优步降价30%。滴滴快的则向乘客派发五折优惠券，同时开始大规模融资，并招揽更多的司机加入。截至2015年12月13日，滴滴出行首席发展官李建华表示目前滴滴平台上有135万出租车司机、400万专车司机，滴滴旗下的司机人数已达到1235万名。这意味着，以外地司机占绝大多数的滴滴快的司机数量已近700万。
　　正是在这个期间，包括后厂村村民在内的大量非京籍司机，开着挂外地车牌的车，挤进了门槛较低的滴滴平台。老虞的儿子也是在这个时候注册加入了快的司机的行列。
　　2016年年初，后厂村出现了买车小高潮。从中关村（8.950， -0.06， -0.67%）软件园，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后厂村方向，一路碎石子路，货车驶过，土滚尘扬。道路一侧，停着一辆辆新的白色私家车，夹在众多搬家车中，与村内破败的环境极不匹配。在那段日子里，后厂村村口饭馆的老板娘发现，下午来吃饭的老乡，话题里都多了“滴滴”两个字。到了晚上，村里麻将馆摔麻将的声音都小了很多。
　　有村民统计，“算上西二旗、软件园和后厂村这一片，能有四五百名（非京籍）快车司机”。
　　买在了“最高点”
　　随着打车软件之间竞争升级，大量的外地牌车在北京上路，北京市交管部门终于针对这个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出台了管理办法。
　　北京市交通委表示，由于各种网络“专车”“快车”等上线，并通过对司机和乘客双向补贴，虽然满足了部分市民的个性化出行需求，但给城市交通也带来了冲击，导致道路交通拥堵情况有所加剧。而且在北京从事“专车”“快车”运营的平台、车辆、驾驶员不具备相应经营资质，缺乏有效的服务监管，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北京市交通委主任周正宇在2016年1月25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网络约车加剧了2015年北京市区的道路拥堵。北京市动态交通指数2010年还是6.1，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5.5，均有所下降，到了2015年道路拥堵突然加剧。他们经过分析认为，一是油价大幅度走低刺激，二是网络约车加剧道路拥堵，注册的十几万辆网约车，每天活跃的有6万量，一天六七十万单在路上跑。
　　2016年2月3日晚上，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对“非法运营车辆”进行大规模夜查。短短半个多小时，仅在北京西站一地就有4辆“无资质运营车辆”被查扣，为3辆滴滴专车和一辆优步专车。
　　后厂村年轻人郑全，正是在2016年2月份以全款14万元买的车做了滴滴司机，只跑了一个月左右，因为担心被抓到罚款不划算，他没再跑了。
　　收紧的政策吓退了魏成这样一批动心了又在犹豫的外地村民。
　　直到2016年7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和交通运输部等部委印发《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文件肯定了网约车的合法地位。
　　魏成从老乡处听到消息后，内心再难以平静。他觉得网约车将不再是黑车了，跑在路上不用再担心被扣款，被扣车。“对于我们来说可以增加点收入，这又是一个挣钱的路。”他不想再错过赚钱的机会，和妻子合计了不到两天，便决定买车。
　　夫妻两人一家家4S店比对，看了三天，挑中11万元的福特福睿斯。魏成只有7万元的积蓄，他跟兄妹借了4万元，在2016年8月5号那天，魏成把车开回了家。妻子韦洁是山西人，比起回重庆，到山西路费更便宜些。于是魏成赶回山西，在8号这天上了晋牌。
　　“一个月挣一万来块钱，跑一年左右就可以收回成本。”魏成和妻子是这样盘算的。后厂村还有不少错过了第一波赚钱热潮和魏成一样想法的人，这次新政在后厂村中掀起了第二次买车潮，郑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最多一天，老乡们一起去一家4S店提了8辆车回来——因为一起提车还能便宜点儿，还有十几个人去租赁公司租了车跑滴滴。“说白了我们这些人没多大文化，说难听点就是见钱眼开。反正利益就在你面前摆着呢。”
　　魏成今年40岁，魏成父母在老家务农，同时照看他的两个孩子。儿子，正读初一，女儿，读六年级。魏成初中没读完便进入社会，这个现象在他重庆老家很普遍。30岁时，魏成跟着老乡来到北京，先干了两年装修工，住在地下室宿舍里。后搬到后厂村，干起搬家工，干了两年后，以两万多元的价格从老乡手里买下一辆二手搬家车，挂靠了一个搬家公司，开始单干。
　　搬家车起步价300元，旺季时，月收入能达到两万左右；淡季则稳定在八千至一万。凭借干搬家的收入，他慢慢有了积蓄，可以在老家修建房子。
　　妻子在2012年来到北京，现在一家科技公司做保洁，一月两千多元。两个人一个月花销总共四千左右。一年下来两个人也能攒下五六万元。
　　魏成的家在后厂村较偏的位置，房租每月600元。家里所有家具来自搬家时客户淘汰不要的，和附近西三旗的二手市场。
　　魏成说起买车做快的司机的初衷，“更有面子嘛，娃儿的生活也能保障住。和她（妻子）都觉得买个车合适。”
　　加上年级逐渐大了，搬家的活魏成也开始有些力不从心。曾经魏成一人可以扛起一个单人柜，从搬家车背下来到放到楼上的客户家里，喘不了几口气。可现在，一个单人柜也需要找个工人一起搬。回到家后，腰痛、背痛的职业病也隐隐出现了。“干滴滴，比搬家轻松一点，年龄一大，搬家就干不了了，毕竟那是体力活。”在北京十年了，魏成的重庆口音依然浓重。
　　妻子韦洁也同意买车。她所服务的科技公司，每到快下班时，她总能听到一些年轻白领说，“叫车”，这让她感觉这是个稳定的市场需求。
　　在等车牌的日子里，魏成向老乡请教了如何下载滴滴出行软件，如何使用。在此之前，手机对于他只有三个用途，打电话、聊微信、斗地主。他没有淘宝，从未网购过。
　　下载好软件，他按照要求填写信息，并上传个人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以及车照，又听了系统课程，知晓了滴滴公司对快车司机与车辆的要求。又回答一些系统测试，之后，平台就通过了他的申请。魏成就这样成了一名滴滴快车司机。
　　和先进的互联网相关，又不再是体力活，魏成对于“滴滴全职司机”这个新身份充满期待。
　　而魏成不知道的是，他买在了网约车的“最高点”。在他等待车牌的日子里，关于网约车新的管理细则，正在制定中。
　　新手上路在网约车的“低谷”
　　在买完车25天后，魏成收到车牌。
　　9月份一个晴朗的早晨，他等到八九点，早高峰已过，打开软件，点击“出车”—— 根据北京交管部门相关规定，在工作日7时至9时、17时至20时，禁止外地车牌载客汽车进入五环路（含）以内道路行驶。
　　一直到晚上七点多，魏成回到家。一天下来共有三百多元收入，跑了两百多公里，油费 100多元，也就是说，魏成开了10个小时，赚了不到200元。
　　到手的钱，没有他原本想象的那么多。
　　他不知道，在他8月1号去看车时，滴滴与Uber合并了。当他上路时，对司机的冲单奖励已经没了；而外地车高峰期不能进入五环，五环外多是短单，高峰期的溢价奖励对外地滴滴司机而言用处不明显。魏成给《中国新闻周刊》算了一笔账：“如果全职干，要是一天跑12个小时，每天大概三百多，除去油钱、饭钱，一个月大概就是挣五千左右。”
　　老庹手机里的提现记录，也证明了快车司机的收入在这半年来不断下降。2016年11月到12月的四周里，他分别提现1168、960、1000、1083元。一个月不到5000元。
　　在车里同一个姿势，坐了10小时，回到家的魏成，感觉到累极了，“滴滴赚不了钱了。”说这句话时，他的全职滴滴司机才做了不到3个月，他的语气里带着无奈与自嘲。
　　在跑了几天之后，魏成再次调整了职业目标，把“全职司机”改成“兼职”。
　　“人家不给你奖励，还能怎么着。”他顿了顿，“为什么继续跑呢？就是赚点油钱也行啊？”
　　但比起没有补贴，更严重挫伤魏成积极性的是“网约车细则”的发布。
　　10月8日下午，北京市交通委在官网上发布了《北京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北京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和《北京市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指导意见》。
　　根据细则，今后在北京从事网约车运营的车辆和驾驶员都要具有“北京户籍”，俗称“京人京牌”。同时从事网约车的车辆若是5座三厢小客车，排气量不能小于2.0L或者1.8T，车辆轴距不小于2700毫米，新能源车不小于2650毫米。
　　魏成感到失望。他也知道，如果按照政策，后厂村所有老乡中“符合标准的，一个都没有”。
　　网约车的门槛被大幅提升，意味着平台上司机数量将大量流失，对于后厂村，也意味着刚买的小车是一笔失败的投资。
　　10月9日，北京市交通委解释了设置户籍门槛的原因：一是要符合北京发展定位。二是治理“城市病”、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要求，而北京“城市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口无序过快增长。三是治理交通拥堵的要求。四是根据政策要求，北京要适度发展网约车。
　　征求意见稿发布后，还没有具体实施，非京籍外地车也照样跑着，“我现在跑也没影响，还没人管。”嘴上这么说，但对于老实人魏成，这着实让他没那么有底气了。
　　好几次，乘客疑惑——不是政策说，不让外地车跑了，那叫车怎么还能叫来外地车，驾驶座上的魏成硬着头皮回答，“现在政策还没有实施。”
　　“我也担心被抓，就是跟以前没有合法时一样，感觉是在偷着跑。”魏成解释开车时的不安。魏成觉得“自己挺倒霉的”，他已有准备，将来“国家不让干了，就不干了。挣不了那个钱，别勉强”。他接着尴尬地笑道，“那反正车自己用也行啊”。
　　他决定，政策落地后，就彻底干回搬家。他想过像村里有些人一样干黑车，但又“不敢干，被抓住，要罚款”。
　　是去是留
　　在2016年7月，滴滴出行发布的《移动出行支持重点去产能省份下岗再就业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5月底，滴滴为中国17个重点去产能省份提供了388.6万个就业机会（含专快车和代驾）。这意味着，在有近1500万司机的滴滴出行平台上，每四个司机中就至少有一个来自重点去产能省份。同时，滴滴出行董事长兼CEO程维表示，做好职工再就业安置是新经济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随着补贴的下降，后厂村不少年轻人都离开了快车司机的行列，有的甚至回了老家。
　　在老庹接手这辆车前，他21岁的儿子跑了一个多月，晚上出车，第二天早晨回来，像份正常工作般按时打卡。但儿子仅做了一个多月，觉得辛苦，重新回到了搬家生意上。
　　因为通宵跑车，白天又要补觉，年轻人觉得几乎没有娱乐活动了。一天下来，眼睛和脑子都挺累的。老庹现在晚上七八点出车，凌晨一两点就回来，尽管如此，他常常感觉下车时“走路不稳，上重下轻”。
　　“一般像我们这个年纪，干其他的也干不动，不求挣多少，才能干下去。”老虞说。
　　在北京的外籍年轻人陆续退出了网约车司机行列，回到了搬家、工地、快递等行业，快车司机的队伍里，多剩下四五十岁的人还在干着。
　　在北京这些年，魏成觉得没有比2016年更倒霉的。每到年关，魏成都会想到去和留的问题，到了2016年年底他想得更多一点，“毕竟今年搬家也不这么景气，滴滴也不让跑。想着回去，看有没有啥能干的。”
　　他借的四万多块钱，现在还差两万块钱没还上。魏成还在犹豫去留，但韦洁很坚定，她不准备再待在北京了，她想孩子想得厉害，几乎天天都和老家联系。
　　进入12月后，魏成仅接了四天单。绝大多数时候，他像没买车时一样，接电话，去搬家，回来吃晚饭，喝点酒，然后昏睡过去。白色轿车就停在家外面。
　　中国新闻周刊　（应采访对象要求，魏成、韦洁、郑全均为化名，实习生马秀岚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