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不能死守货币流通量与经济增长率匹配观点

橘梨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
　　新浪财经讯 “2016新浪金麒麟论坛”于11月23日在北京举行，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出席并发言。
　　厉以宁认为，不能死守货币的流通量与经济增长率匹配的观点，由于很多因素都在发生变化，如果死守以上观点，就把“经济捆死了”，“最后没有不通货紧缩的，而通货紧缩的害处比通货膨胀还要大”。
　　厉以宁还强调，结构性调控要重在预调、微调，而且要有重点，不能像过去一样“大水漫灌”。“过去已经吃过亏了，大水漫灌的坏处是浪费了资金，而滴灌的好处就是‘精准扶贫’”。
　　以下为演讲摘编：
　　厉以宁：我要讲的题目是“怎样持续的推进结构性改革”。
　　简单刺激需求或供给都对经济无益
　　第一个问题，从供给和需求的互动关系，我们知道在经济学里面从来都是供给和需求并重，为什么把这两个并重呢？因为没有需求就没有供给，没有供给也就没有需求，两者之间是互动的关系。
　　主要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需求方面一般容易做好，而供给方面比较难。因为从供给方面来说，你要使得各方面都能够协调得好，必须把方向先搞清楚，如果方向搞不清楚，往往会出问题。
　　供给跟需求不一样，需求是个短期调节行为，主要是为了防止需求过热了、需求不足了这样一些问题，供给则不是这样，供给最要紧的任务是形成一个自主经营的的产业主体，也就是企业。如果企业不能够自主经营的话，那么经济也就不能够完成结构的调整。所以，一般会把供给方面的改革当作中期的任务。
　　为什么是中期的任务呢？因为不是短期能完成的，要让企业能够自主经营、独立经营，不仅需要一个环境，而且需要企业自身产权清晰。我们可以讲，如果不把二者连在一起考虑，而是简单的去刺激需求，可以做好，简单的刺激供给，也可以做好，但是这样对经济没有太大的益处，问题会不断的发生，所以结构调整作为一个中期的任务应该得到重视。
　　政府可以短期代替市场 但必须及时退出
　　第二个问题，供给侧方面结构的调整主要含义是什么？刚才已经讲过，是在这几方面，培育独立的自主经营企业，即市场的主体，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主体的话，实际上供给侧的改革很难推进，即使推进，也会反复，也可能中途产生变化。这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当前应该看得到这个问题，就是供给侧改革的含义首先在培育适应于市场的主体。
　　关于政府调节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呢？政府的调节作用应该是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政府有规划作用、有引领作用，还可能有微调，这些都是在供给侧改革中需要的。但政府的第二个作用，在市场还没有发育的时候，在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经营者还没有成长的时候，政府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有代替市场主体的作用，这在许多国家都是有的。
　　比如，俄罗斯在彼得大帝时期，由政府来充当企业主体，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企业力量不足，政府来代替，其他的西欧国家也有过，但所有的这些都需要政府及时的退出。政府不能老呆在这个位置上，因为你呆的时候是企业还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企业没有成长起来政府可以代替市场的主体起作用，但这个只是短期的，否则对经济是有害的，历史已经证明了。
　　三次就业浪潮的变化
　　第三个问题，供给侧方面的结构性改革究竟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
　　第一个目标，刚才讲过了，就是让企业有独立经营的地位，然后慢慢培育起来，但另外还有，一定会涉及就业问题，就业问题是供给侧改革不得不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举个例子，劳动力从哪里来？在西欧国家，劳动力主要来自农民，因为农民感到收入太低，他要寻找出路，就进城，这是西欧的情况，农民进城是为了找工作，跟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因为中国从50年代以后，我们的户口就变成城乡二元结构，户口制度是二元的，城市是城市户口，农民是农村户口。
　　在西欧，农民进城的时候，老婆、孩子都会带进城里，男的做建筑工、修路工、采矿工等等重体力劳动，女的找不到工作，孩子在这个家庭中没有钱不能上学。所以这个问题渐渐的就引起了社会的注意，一定要让女的也工作，有收入才能搬出临时搭建的棚户区，女的到哪儿找工作？这在西欧工业化过程中发生过大问题。怎么解决的呢？有赖于缝纫机的发明和推广，这在经济史书里是有记载的。
　　家庭妇女没有合适的工作，缝纫机发明后，于是服装厂就开始了从手工变成缝纫机大量的使用，只招女工，很少招男工，男工为什么很少呢？男工一般是缝纫机的修理者，这是需要他们的，但制作衣服主要是女工。缝纫机多了，缝纫机就便宜了，缝纫机便宜那些工人的家庭也可以借点钱、筹点钱买台缝纫机，妇女因为有孩子，不能都到工厂去做工，家里还有很多家务事，这样她们可以在自己家里承包各种缝纫业务，这就解决了。
　　所以第一个阶段，在西欧解决了家庭妇女问题，这样农民在城里变成了生活比较过得去，渐渐的就搬出了棚户区，其他的农民就顶上了，但其他的农民是来自何处，不是西欧国家本身的农民，而是来自北非、亚洲、东欧的农民。
　　后来又遇到了问题，就业人口还在不断的增加，遇到了什么问题？用电，电开始推广了，电开始推广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一些不用电的工厂竞争不过那些使用电的工厂，怎么可能相比呢，但是没有想到电很快就普及了，这个时候农民就利用了电办起了小作坊。
　　最明显的就是汽车修理行业，有汽车、有摩托车、要修理，修理要开小作坊，小作坊用上电了劳动率就提高了，渐渐的人就富裕起来了，就形成了蓝领中产阶级。
　　我们在德国考察的时候就发现，在斯图加特也就是奔驰生产汽车的地方，整条街都是修理汽车的。不管是哪年生产的、什么型号的奔驰汽车，只要你说出它的年代、生产的型号就可以在自己作坊里头仿制成当时的元件给你配上去。这是技工时代，技工时代有电。所以两次经验告诉我们，就业问题在发展过程中是可以解决的。
　　现在又遇到了第三次就业的浪潮，第三次就业浪潮主要来自于互联网的出现，它带动了很多就业。以中国来说，“双十一”是很普通的一天，但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量的销售，我们先不谈，增加了多少就业。比如说快递员，快递员这种新的职业怎么产生的？他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全国的快递员有多少自备工具、自己参加某一个组织或者帮助你取得信息，哪儿有货，收货、送货，所以从发展角度看来，就业虽然跟科学技术进步有关，比如缝纫机的发明、比如电的推广、比如网络销售的实现。还有一点，之所以这样，就是经济中需要一种新的机遇，就会产生新的就业。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对这些情况应该清楚认识
　　建立法治社会 打击诈骗行为
　　在供给侧改革实现过程中还有一点担心，物价上涨怎么办？物价会上涨，但物价的上涨是一定是因为需求过旺或者供给不足，这就需要由市场自己来解决。市场难以解决的不是物价上涨，也不是就业问题，而是诈骗的增加。现在我们有多少电信诈骗、购物诈骗，还有各种各样的诈骗，都是随着技术发展产生的。
　　技术的发展一定会产生有人盈利、有人受骗、有人甚至因此倾家荡产。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一点，法治的进展还是缓慢的，这么大量的诈骗到处在发生，为什么不好管呢？因为我们的法律还不健全，制定的法律、法规还不是很严密，经验也不成熟，所以这始终是个“较量问题”。
　　使所有的诈骗者能够伏法，使所有的欺诈行为能够受到打击，人们都有这种希望，这就看政府怎样使法治而使得问题不断得到缓解。所以说，结构问题之所以重要，关键还涉及到法治，但法治往往是滞后的，我们必须更加注意这样的事情。
　　思想观念需要转变 创新可以创造市场
　　第四个问题，供给侧改革的改革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不要着急，应该把几个目标完成。刚才讲到第一个目标，是要培育、发展自主经营、独立经营的企业，这也不是简单的。那些“老字号”为什么不行了，因为它们以“老字号”固步自封了，我是“老字号”，酒好不怕巷子深。现在没有这个情况，酒再好，如果你巷子太深，购买也是很难，因为跟你竞争的企业太多了。
　　“老字号”有自身的观念问题，现在看看，如果死守这个观念，“老字号”有几家现在还能够流行的。我们讲同仁堂，人家已经改成股份制企业了。全聚德烤鸭，人家也在改了，必须不断的适应，比如外卖什么的都有了。“老字号”还有很多问题。所以说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观念的转变就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今天谈结构性改革，很多重要的观念是不是转过来了？不一定转过来。我们可以讲创新，创新的观念转变没有？你天天谈创新，你也从事了创新，但是你创新的观念可能还是旧的。
　　“创新”这个词是熊彼特100年前提出来的，熊彼特对创新做了很多开创性的研究。当时他谈的创新是工业化初期的创新，好多定义与现在都不符合了。比如说什么是创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叫创新，当时处在工业化初期，制造业需要不断的生产要素的重组，今天的情况不一样，现在更重要的是信息的重组，有了信息的重组你就知道创新的方向在什么地方。
　　信息的重组是前提，生产要素的重组是以前发生的现象，现在并不重视它。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观念需要转变，供给侧改革一样需要观念上转变。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创新者，因为企业家把发明家的成果拿来用到经济中去，这个观点在工业化初期是对的，工业化初期谈到创新的时候都知道，发明家在实验室里搞发明，而要在经济中运用发明得靠企业家。
　　现在是这个情况吗？老早就不是这个情况了，现在的创新不一定是发明家，而是创意，先有创意，无数年轻人很活跃，他们在咖啡馆里、在会所、在俱乐部，或者吃饭的时候交谈，就在寻找创意。有了创意才有了创新，有了创新才有了创业，创意最重要了。无数创意是谁搞的？不一定是实验室搞的，实验室里头也在进行，但更多的是大量的年轻人，他们在各种感觉中发明这里怎么样、那里怎么样，这就行了，市场是可以创造出来的。
　　举一个案例，也是平时讲课的时候经常用到的案例。
　　什么案例呢？一个生产木头梳子的工厂找了四个推销员来，让他们去推销梳子去，指明到庙里去推销。晚上第一个推销员回来了，“怎么样？”“一把没卖掉”，怎么一把没卖掉呢？和尚说，“我光头要梳子干吗”，那就坐着等等吧，看看其他推销员怎么推销的。
　　第二个推销员回来了，“销了多少”，这个推销员说，“销了好几十把”，“你真了不起，你能在和尚庙里销售几十把梳子，请问你用什么方法？”， “我就对和尚说，梳头是梳子的第一功能，但是梳子有第二个功能，你经常用木头梳子刮刮头皮，可以止痒、活血、明目、清脑、美容、养颜”，“还有这么多好处呢”，这样靠第二功能销售了好几十把梳子。
　　一会儿第三个推销员回来了，“销了多少”，他就说“我销了好几十百把，梳子都销完了，订单还有很多”。“快谈谈你怎么在和尚庙里销了这么多梳子呢？”，他说，“我仔细观察了，庙里的香火挺兴旺，庙里的香客很虔诚，磕头，香灰掉下来，头发就乱了”，他找到方丈，跟方丈说“庙里的香客多虔诚啊，你要关心他们”，“我怎么关心他们呢”“你每天每个佛堂前面放几把木头梳子，香客磕头起来以后头发乱了，就梳一下，头发上有香灰梳掉，这样香客感觉关心他们，人不就越来越多了。”，“对，有道理，就订购了几百把梳子”。
　　一会儿第四个推销员回来了，“销售了多少？”“好几千把，那点梳子不够，还有好多订单”。“你告诉我们为什么销售了这么多梳子？”“我直接方丈，你庙里经常有人给你捐钱？对，你得有礼品回馈给人家，木头梳子是最好的礼品，方丈就笑了，谁要木头梳子呢？因为是木头梳子是可以写上字的，把庙里最好的对联写在上面，方丈说，“梳子也不错，留几个字，人家作为纪念品留下来，并且以后捐钱就更多了，给你送礼的也就更多了，你庙里去办事也更方便了，有道理，订购了好几千把”。
　　这四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问题？什么叫新产品，新产品不仅产品是新的，而且也包括旧产品有了新功能，新功能就是新产品。你们大家都在用手机，十来年前的手机也许就一个通话的功能，而今天的手机有多少功能啊。
　　第一个推销员不懂，一把都没销掉，第二个懂了一点，梳子有第二个功能，解决头皮痒痒的问题。第三个就不一样了，他把木头梳子改换成了庙里关心香客的工具，因为这些香客我关心你们，每天早上有几把木头梳子放在那儿，供你们梳头、掸香灰，就变成关心香客的工具了。第四个，他能够销售几千把，主要是改变了木头梳子的性质，木头梳子不仅是个木头梳子，而且是一个庙宇的品牌，是一张名片，是一个纪念品。
　　结构性改革要依赖寻找新路子的年轻人
　　所以这就可以看出，市场是可以创造的，结构性调整一定要认识到市场是可以创造的，不是我们现在仅有的这些产品他们都有新功能，谁能发现新功能这就是创意，有创意就行。跟熊彼特当初的创新概念不一样的。今天只要有创意，然后上网找找，资金自然就到了。现在有的是资金，但就怕没有好项目，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非要有银行的贷款才行。
　　今天的年轻人跟100年前的年轻人完全不一样，100年前工业化刚开始的时候，是大量农民工进城，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来增加自己的收入，他们惟一想法就是趁年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的家属也就是当工人。
　　今天的年轻人不一样了，包括外出打工回来的，也包括那些在农村中出去打工，学会了一些技术的，他们是真正的现代的年轻人。很多大学毕业生跟过去是不一样的，他知道社会在关心什么问题，他们在聊天中就发现了创意，发现了创意后，资金就多了。所以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速度在加快，谁能想到5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是什么样？5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现在能预料吗？那个时候人们还用货币、钞票吗？人人都有卡，就不再需要钞票了，钞票就没用了。
　　人们的就业会像现在一样吗？只要有一台电脑，在家里上班，完全可以生活。到那个时候人们的消费方式会跟现在一样吗？也说不清楚。人们的就业方式也在变。还有企业家吗？企业家这个名词是过时的名词。现在大量涌现出来的年轻人，他们不是企业家，但是将来可能是比其他“家”更有影响的人，是领路人。一个新领域的发现者，领路人，我们的结构性改革一定要依赖大量年轻人，他们在探讨寻找新路子、寻找产品的新功能，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迪。
　　人们难以做出最优选择 只能是次优选择
　　第五个问题，需求方面还需要做什么？我们说需求和供给的效果是一样的，只是作用在不同方面，是种互动的关系，但现在的消费也在变，看不到现在消费的变化你是不好判断的。以前消费是遵守古典经济学的原则，即最优原则。我以最小的价格能够买到最大的满足，这就是成功了。
　　但现在变了，西蒙在20世纪50年代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提出了有限的理性的说法，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理论是建立在理性人的基础上，人人都是理性的，所以他有最低的成本、最大的满足、最大的收益。西蒙认为，最优是做不到的，人们能够做到最优吗？信息那么多，你有能力做到吗？一个女同志去买一件披肩，你如果买最优的，先不谈外地的，你需要把全北京的大商场都了解一遍，记录下来哪个是最好的，等你做出最好的选择，你的成本已经很高了，等你再去买，说不定已经卖掉了，所以无法达到最优。
　　人们习惯的是次优选择，比如你到商店里去买针，售货员拿出一盒针来，你自己去挑，你有那么多时间吗？你愿意耗费这么多精力吗？就算你把这盒针挑完了，哪个是最优的呢，所以一般都是次优选择。第一个，一看不太直，放那儿了，第二个不太尖，第三个行了，第四个以后就不看了，我费那个劲干什么呢？所以人们见到女同志买时装回来以后，说怎么样？没有一个说我是最满意的，而是凑合，次优选择。所以消费几十年都在发生变化，并不是我们所遇到的最优选择，这种情况下你对需求能够做出判断吗。
　　今年的“双11”比去年的销售量上涨很多，但你敢保证明年一定比今年大吗？也许比今年大。再过若干年是不是有新的形式出来？诈骗会不会增多？种种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消费值得重视，但消费已经跟过去的传统消费不一样了，理性人的消费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最优没有了，人们存在什么样的消费呢？就是次优选择下的消费，就是现实生活中人的消费。
　　不能死守按经济增长率控制货币流通量
　　第六个问题，宏观调控作用怎么理解？在新常态的过程中，不能没有宏观调控，但宏观调控应该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宏观调控是为了物价的稳定，这是最早的。因为货币流通量是重要的，货币流通量的多少必须跟经济增长率相配合，如果货币流通量多了就会发生新的情况，这个新的情况就是指在经济增长率的允许下发行多少。实际上证明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因为把经济都捆死了，很多因素在变化，人们如果是死守着按经济增长率控制货币流通量，最后没有不通货紧缩的，而通货紧缩的害处比通货膨胀还要大。
　　所以这个问题要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中国主要面对三个问题，在宏观调控中，第一，重在预调，我发现了苗头就做在前面。重在微调，不要大幅度波动。第三个，结构性调控，就是有重点的、一贯式的调控，而不要像过去大水漫灌。过去已经吃过亏的，大水漫灌的坏处是浪费了资金，而滴灌的好处就是“精准扶贫”，一定要做到这样。
　　我们在贵州的毕节试验区调研，发现毕节能够走到今天，跟宏观调控思想有密切关系，首先重视做规划，山上的人要下来，他们不愿意怎么办？盖几套房子在那里，你下来住试试看，是不是比山上好，这样慢慢推下去了。不然不符合他要求，下山以后又跑到山上住了。我们问了一些你干吗跑上去？他们说住那个楼一点都不舒服，也不能养鸡，也不能养猪，我小孩每天吃蛋从哪儿来。所以一定要精准扶贫。
　　中国正在发生人力资本革命
　　现在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悄悄的人力资本革命，农民工返乡这一巨大的人力资本更新就是革命的表现，现在的农民工跟过去已经不一样了。我在陕西考察发现，陕南汉中地区有一个叫西乡县的地方，为了保证北京、天津用水的安全，新建了丹江口水库，汉江水就流进了丹江口水库，为了保证这股水是清的，所以沿汉江两岸不准使化肥、不准撒农药，最好不要种稻子。西乡县就把农民的问题解决了，不种粮食就不种粮食，我这里地多得是，我把所有的地都开发出来种茶树，因为它是全国富硒茶的最好生产地，一听说家家不种粮食、不用化肥改种树了，在外打工的人都回来了。回来干吗呢？在外头打工老婆、孩子都分离，家里头没人照顾，父母也老了，赚两个钱还不够路费的呢，还不够回家种茶树，茶叶不施化肥、不施农药，精心的照料，种茶、收茶、摘茶、加工一条龙，劳动力还不够呢，这些劳动力都成为优秀的茶叶工人，这个问题解决了。
　　另外一个县叫洋县，洋县有一种飞禽叫朱鹮，朱鹮都已经快绝种了，后来找到20几只，建了保护区，让它们繁殖，这么多年以来，朱鹮已经有200多只，成为了旅游点，朱鹮这种动物有一个习性，什么习性呢？终身只有一个配偶，如果这个配偶死了，终身不再有第二个配偶了，这是朱鹮的习性，结果洋县变成了附近很多县的还有外省的人办结婚典礼的地方，要学朱鹮终身不二，特别礼拜六、礼拜天来度假，有的年龄比较大了，过金婚的、银婚的都来了，把旅游搞起来了。
　　所以路子有很多，在中国的宏观调控的时候，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就是精准扶贫。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发扬创新精神，不管熊彼特的观点在哪些地方需要修改，但是熊彼特提出的创新是可贵的。熊彼特时代发明了“创新”这个词，到现在全世界认为，20世纪过去了，20世纪留下的最精彩的经济学术语是什么？就是创新，其他的经济术语都不用了，但是创新留下来了，所以不能忘记创新的精神。我们现在对于创新要更加加大保护力度，要更加使得供给侧改革在创新之下能够取得进展。
　　上午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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