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岁诗人郑愁予：我讲个故事，你们怕不怕麻烦？

王师傅

有一些诗人大概注定属于过去。譬如郑愁予。尚在世的知名华人诗人里，郑愁予年纪最大。成名后几十年里从未停过笔，人们反复念诵的还是上个世纪 “达达的马蹄”，马蹄后的家国离合故事也被白头诗人一再复述。谁都知道，世代变换，几代台湾文人心中的“文化中国”已从“母题”变成“他者”。这深刻的时代震荡，在郑愁予言谈里难以寻见。
  并非是已隔绝了时事——相反，前不久郑愁予还为“南海”争端写下新诗。在诗里，他从“中国之族”的远古含义里解析出民族性，认为中国人的民族性有别于外族的攻击性。问他为什么会为这桩公案写诗？郑愁予回答：因为我关怀，对任何事情我都抱着一个历史感，特别碰到我们民族的问题。

83岁诗人郑愁予：我讲个故事，你们怕不怕麻烦？

郑愁予接受凤凰文化专访

    流寓半生的诗人现在定居于台湾金门。2016年10月，郑愁予奔波于内地的上海、杭州、南京的诗歌沙龙上——近年来大陆诗歌活动林立，能请到郑愁予，活动能多加冕一层荣光。2016凤凰鼓浪屿诗歌节是郑愁予10月的内地终点站。从南京出发，临飞之前老人家摔了一跤，还好没有大碍，又赶上暴雨延机，被困在机场一个下午，抵达鼓浪屿已是深夜一点。不见疲惫的神情，第二天下午，郑愁予精神奕奕的出现在诗歌节活动现场。戴着的粉色棒球帽上有锚的图案，西装里面是一件海军风的polo衫，他孩子气的向工作人员展示自己的打扮，说“我总是会和‘海’相关。”
    采访老人郑愁予，也许最不该选择的方式是带着提纲问答。83岁的老人郑愁予无法理解“象牙塔诗人” “打工诗人”等大陆当下社会里的现实身份；被问如何理解台湾当下青年诗人新的“身份焦虑”时，也表现出不熟悉的漠然。诗人答案只在记忆里信马由缰，最终都万法归宗于自我身世与经验。
  郑老几次体贴表态“我一说起来就没有节制，你们可以打断我”、“我讲个故事，你们怕不怕麻烦？”、“你们不怕听故事吧？”谁忍心打扰这位老人沉酣旧梦呢？更何况他的记忆是一座宝藏。经过诗人不断反刍，总会有一些未向外人道过的“新”章从“故”事中无意蹦出：乱离，浪漫，伤亡，激昂，贫穷和无奈；历史，政治，强权，艺术，精神，帮派，意识…许多条线索时断时续，或齐头并进，…即使杂糅混乱，总能让我们窥见几幕远去的文学场域和时代走向。

83岁诗人郑愁予：我讲个故事，你们怕不怕麻烦？

郑愁予接受凤凰文化专访

    以下是郑愁予接受记者采访回答实录：
  重返北京
  我对北京的感触，你们不怕听故事吧？1981年，那时候开放很多。作家协会总会邀请了在美国教书又具有美国籍的七位老师来北京做破冰之旅。那个时候还不能邀请中国人，只能邀请美国人，而我们这样的，美籍，又是教书的，所以就去了。当时去的都是作家。
  第一站就是北京。
  我离开北京16岁，最爱的是北京城墙，回去时候城墙没有了，你想这个震撼……我是听说过北京城墙拆了，但我不知道拆成那个样子，一点影都没了。北京城墙的美不只是那城墙，不只是城楼，北京城墙外面有环绕着北京城的护城河，高大的柳树，水是清的，因为是玉泉山的水，流在里面清澈的，清澈的水上游着鸭子，纯白色的鸭子一群一群，你们吃的北京烤鸭，那就是护城河白白鸭子，这么美的东西一概不存在。这护城河现在变成马路了，看不出来。只剩个天安门楼，成为一个政治的象征了，我看你说这个能不能忍受感情上的……我是欲哭无泪。
  第二站我们就去成都了，从成都坐火车到重庆，去了在三峡，尽管后来我又去两次三峡，但那次的三峡我觉得太幸运了，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修三峡大坝。我们是在那之前去的。这一趟大陆行我去了11个城市，出来的时候我还是从北京出来，走到上飞机那个桥，我忽然的哭起来了，大声的哭，简直是不得了，痛不欲生的哭。
  我们一起去的七个人都发愣怎么回事？我憋不住了啊到最后，这个北京消失了。
  在美国保钓
  文化大革命，那个时代我在美国正在搞保钓运动，保卫钓鱼台运动。
  你们大概不太知道这个保钓运动，当初是留美的学生非常的奋力，到华盛顿去，到芝加哥去，到各个地方去，到日本人领事馆去抗议。保钓委员会是完全的左倾，左倾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他们说中国强大起来了，将来会领袖世界，所以我们现在要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联合国，要把台湾国民政府踢出去，大家做这个运动。
  他们写信给我，我是爱荷华大学的主席，连着两年一直是我。他们给了我六个小国家的名字，要我以主席的名义写信给六个国家的大使馆，说是蒋经国是纳粹——外国人都知道纳粹的意思，毛泽东是民族英雄，要我写信。
  我们保钓委员当时也会有香港留学生，大家一起研讨这个事情，谁都没办法下手写，因为那时候谁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回事情。后来在安娜堡，就是密西根州密西根大学校园里，又开了一次会，那时候我们从台湾去的留学生都没有去开会。最后决定到华盛顿去请愿，要保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联合国，后来成功了，成功在大会里面起了一点效果。大会里小国家投票，最后就是中华民国退出。因为两个中国，他们要选一个，这个厉害，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定的，从任何理性的思路来讲，10亿人口的国家你不选，去选一个海岛上的政权吗？不会的，就成功了。
  文化大革命在国外宣传上效果可以说是非常有影响的。在柏克莱加州大学有条街叫电报街，有一个建筑物里进去都是红星旗，都是毛主席像。那时候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力是非常强的。最后的效果我们到后来才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会产生这么多的悲剧，在海外青年不知道。
  换句话说，华人的爱国精神，我在诗里讲，一句口号一句主张都会兴奋起来的。
  因为我这个历史事情，台湾国民政府吊销我的护照，我想回台湾回不去，父亲去世都回不去……

83岁诗人郑愁予：我讲个故事，你们怕不怕麻烦？

郑愁予在“2016凤凰·鼓浪屿诗歌节”闭幕式“诗与歌的和鸣跨界音乐会”上朗诵并演唱诗歌

    胡风是我最尊敬的一位文艺界领导人物
  我们30年代，你看30年代的文人，他们文笔上常常有交锋，但他们基本的精神是相同的，追求的目的是相同的，没有一个人说我的目的是要打倒所有的人，我的目的是要超越所有的人，没有这样的，他们只是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走向是一个目的的。内心的尊重还在，这点精神到后来，像台湾50年代以后就不同了。
  纪弦先生创办“现代诗派”，他提出来六大信条。前面的五条，每一条都有人攻击，甚至有人给他戴“红帽子”。戴“红帽子”在那个时代多么危险，幸亏他的父亲都不知道，他的父亲是孙中山先生卫队的队长，中将和上将的阶级。他一家大小从上海逃到台湾来，不可能是个匪谍。假如戴了红帽子中央就不可能相信他。所以你看文人到了这一种地步，这是在台湾。
  大陆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知道胡风事件。胡风是我最尊敬的一位文艺界领导人物。他基本的思想是非常的左派，这样一个文学界的领袖，为什么会被斗，遭遇这些，不知道为什么……
  胡风派最年轻的诗人是绿原，影响台湾很大，很多的句子影响另外一个台湾诗人杨浣。后来到大陆来，我见到绿原的我就背他的诗，他说在台湾还有人能背我的诗啊？我说是的。
  我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诗集，《郑愁予诗集》。那时候我被统战部门选为第一个在海外出版诗集的诗人，我就请人写序。本来想请艾青，但艾青那个时候都不写了，他就说请绿原啊！我说好。他们两个是好朋友，绿原就写了长序。“我骄傲，我生活的像风景，第一，走在阳光的足迹里；第二，大声说话；第三，写着诗。”这都是简单的句子，一个年轻的诗人有对这个民族，对人群有责任感，让感动。这样的诗人都被斗了……
  艾青是我的知交，他在我家里住过两三次。在美国的时候，我们爱荷华大学请他到美国来。得知他来了，在爱荷华冬天，我在东海岸开车，越过半个美国去看他，在大风雪里面开车去看他。我等不及，一放假我就去看他了。因此写了那首诗。那首诗我觉得很不错，我自己也是受感动的。
      诗人的任侠
  那年在香港，媒体来访问我，上来就说您是一位任侠诗人，我心想这个任侠不简单，我个人没有做那些事情。但是后来我想这个“侠”并不是像李白那样拔尖的，也不是几个混小子打起来——那种也不见得是任侠，是颐指气使也说不定。我想我的诗有“任侠精神”，任侠是在诗里头很强烈的同情之心，这就是一个诗人的任侠。
  我认为我一生最重要的，不能忽略的诗是《衣钵》。《衣钵》是1966年纪念国父100岁诞辰写的诗。国父参加了几十次起义，但是成功的起义，牺牲最大的起义他并没有在。借这个题目我发现那个时代，每次革命牺牲那些烈士。写这首诗的时候我一直流泪，写不了多久我要停笔。连着两三夜把这首长诗写完，这是我写诗写的最快的，竟是写这样的诗。
  这诗里有几句我到现在还在感动，我说革命成功了，“教师在黑板上仅仅写了两个字：民国/立刻 一堂学子就快意地哭了”，这种感情你知道吗？
  我不觉得这样的句子它本身是无常的，无常观谈的是现象无常，真正的感动人心的它是一代人心传，一代人心传下来，它不是实际的东西了，所以没有常不常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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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愁予接受凤凰文化专访

    结果孙立人讲了一个上午的孟子
  我大学毕业去受军训，就是预备军官训练在军官学校，那一届有幸运，是孙立人当陆军总司令，他经常去学校看我们，训练我们打靶。我的打靶得过冠军的。他有一天上午召集我们1100个学员在大操场集合，每个人要带一个小板凳坐在那儿做笔记。我以为他要讲他在缅甸作战的英雄事迹，鼓励我们的士气，结果孙立人讲了一个上午的孟子。我真的记了许多，我才了解，孟子他的渊博就是脑子里没有阶级观，他对诸侯和平民都是一样的，没有阶级观，我懂了很多真正人生的道理。

夏宇与高行健

夏宇是台湾现代派最年轻的诗人，当然现在不是年轻。我非常喜欢她。夏宇她在纽约的时候也到我家来，背着一个大的照相机，到处照相，是高级的流浪诗人。她有一个男朋友以前是电影导演，所以她的才华你们看她诗里头很多戏剧感。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咱们那个谁，那个戏剧家……高行健，对，是他。高行健那一年在法国，他是学法语的，准备卖画。结果巴黎不是一个好市场，巴黎有卖画的掮客控制那些市场，你一个生疏的艺术家去不行。于是他就到纽约来，到我家去，我们谈了一夜，聊天、喝酒。他把他得奖的那本书的手稿拿给我看。我说你这里头写的这些个，你很可能得诺贝尔奖。我能想到，因为文字里处处具有戏剧性，小的戏剧性在其中，这是西方人喜欢的。

后来他就想读一读台湾的诗人作品，那时夏宇的第一本诗集放在我的书箱里，我拿出来说你读读夏宇的诗。他就读，读完了他说这一本诗集打倒全部的朦胧诗，她一个人打倒全部的朦胧诗派，这是高行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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