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切新长篇出版，他像悲观的教徒对成人世界不抱希望

致我们逝去的梦

库切新长篇出版，他像悲观的教徒对成人世界不抱希望

《耶稣的学生时代》书封。
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的新长篇小说《耶稣的学生时代》（The Schooldays of Jesus）于今年8月在英国出版。

库切新长篇出版，他像悲观的教徒对成人世界不抱希望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
这部小说是他上一部作品《耶稣的童年》的续集。在《耶稣的童年》中，老者西蒙带着男孩大卫从沙漠中的难民营出发，来到说西班牙语的城市诺维拉。他们失去了记忆，连姓名都是他人所取，西蒙带着大卫寻找到他的生母，最后三人对有序却毫无激情的诺维拉彻底绝望，离开它前往下一个城市埃斯特拉。
《耶稣的学生时代》的故事从这里开始，西蒙和伊妮丝带着大卫来到埃斯特拉，他们在农场工作，而大卫不久后进入当地舞蹈学院。这是一所神秘主义的舞蹈学院，它“致力于将学生的灵魂引导至天际，让灵魂与伟大宇宙的运动——或者说——舞蹈相契合”，大卫很快学会用舞蹈表现“来自星球的高贵数字”，并结识了博物馆保安德米特里。德米特里狂热地迷恋着舞蹈老师玛德琳娜，最后竟将她杀害。
和它的前传一样，《学生时代》简洁到近乎干瘪的语言、冷淡如宜家陈列的环境铺陈以及近乎为零的社会细节招来了许多读者的抱怨：“像西班牙语翻译过来的英语译文”、“环境描述如同宜家”、“社会细节过少以至于人物不立体”。
它的情节也并非随时令人信服：在《耶稣的童年》里，承诺替大卫找到生母的西蒙在第一次见到伊妮丝时便确定她是大卫的母亲，而她也毫无疑问地接受并与他们组成了家庭；男孩大卫更是早熟得可疑，在书中语出惊人，发表诸如“我就是真理”的言论。
作为读者，在一片放逐了记忆的神秘世界里前行，感觉时间过得很缓慢。面对一本缺乏阅读乐趣的小说时，我们很容易产生排斥情绪（“这写得太烂了”）或者自我怀疑（“一定是我太笨了，读不出他的深意”），但或许还有一种方式，那就是尝试理解作家其人——库切是什么样的人？他在想什么？
首先，库切很冷。
瘦，高，银发，一双沉思的、微微眯起的眼睛。看了他，再去看看马尔克斯——浓眉大眼，厚实的大手掌，马里奥式的咧嘴大笑——你能立马感受到二人的温差。
这一点评论家詹姆斯·伍德曾经说过，并且也在库切2002年出版的回忆录《青春》中找到了佐证：
“他若是个较为热情的人，无疑会觉得更容易做到这一切：生活、爱、诗。”
库切不属于绵密笔触的壁画型作家，但他过去的语言也绝不能算干瘪：
“一周同一个女人呆九十分钟就足以使自己感到幸福，这使他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从前一直以为自己需要一位妻子，一个家，需要婚姻。事实上，他的需求十分轻巧，轻巧而短暂，就像蝴蝶的需求那样。没有感情冲动，或者说只有那最深沉的，最不易让人猜想到的感情：一种最最基本的满足感，就像马路上传来的催促城里人渐渐睡去的嗡嗡声，又像夜晚让乡下人入眠的寂静。”（《耻》）
到了耶稣系列这两部作品，他的人物对话温度骤降，已经退至大纲式风格：
“他和伊妮丝交换了眼神。他们应当遵循胡安的建议吗？钱不是问题，他口袋里有很多钱，他们住旅店不是问题。但诺维拉的官员正在追捕他们，或许他们混在无名暂住者的人群中更安全。
‘是的，’伊妮丝说。‘我们就住在这个农场吧。我们在车里关得够久了。波利瓦需要跑跑。’
‘我也觉得，’西蒙说。‘不过，农场不是度假的地方。你准备好了吗，伊妮丝，每天在大太阳下摘水果？’
‘我会尽力的，’伊妮丝说。‘不多也不少。’
‘我能摘水果吗？’男孩问。
‘很遗憾，你不行，’胡安说。‘这是违法的。这是童工。’
‘我不介意做童工。’男孩说。”
这种语言风格是不是对《圣经》的模仿？耶稣系列的情节与《圣经》多有互文。如果说早慧的大卫代表了耶稣，那么西蒙与伊妮丝似乎分别代表约瑟夫和玛丽。故事追随着一个神圣的家庭在空旷的文本大地间流放，读者似乎隐隐明白，这是库切在创造自己的福音。近年来他对宗教越发亲近，他过往作品中虔诚到近乎残酷的自我剖析似乎预示了这一点。
在小说《凶年纪事》里，主人公与库切高度重合，同样是居住在澳大利亚的年迈南美裔作家，他回忆自己的父亲曾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私的孩子，而自己的艺术缺少“慷慨，没有赞颂生命，缺少爱”；在回忆录《青春》里，他坦言自己外貌上的缺憾、精神生活上的无病呻吟、激情过后的空虚——诚实一向是库切的美德，但总是隔了一层：《青春》是一本回忆录，然而库切选择了第三人称。
这当然不是库切第一次迂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他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不出席布克奖颁奖典礼，哪怕发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他也仍然选择讲一个晦涩曲折的故事。
他喜欢通过虚构分身来进行自白：在《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库切通过自己的女化身伊丽莎白就动物生命、非洲人文学科、邪恶问题、爱欲问题进行授课，他在畅所欲言的同时又为自己的发言免责，有时这不免让人思忖，刚才那段话究竟是库切的看法，还是仅仅是虚构人物的看法。
《夏日》更是大胆，库切直接“谋杀”了自己，让传记作家文森特通过采访他人眼中的已故作家“库切”来构建一个多面、甚至不堪的自己……库切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深度中毒者，不断给叙事加括弧，括弧，再括弧，直到括弧本身成为叙事难以分割的一部分。
自1999年的《耻》之后，库切开始尝试将小说“非虚构化”，创作了一系列真假难辨的回忆录、随笔、传记，如今到了耶稣系列，他再次回归到自己最熟悉的寓言式写作，然而这一回的寓言已经不像早年《等待野蛮人》、《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那样强烈影射南美殖民地的不公与虚伪，而是像格林童话里的魔豆一样，长出巨树，猛地耸入高高的云端。
在《耶稣的童年》与《耶稣的学生时代》中，西蒙或大卫与搬运工人、政府官员、舞蹈老师对话，发表对各种宏大主题的看法：激情、爱欲、权力、秩序、羞耻……这听起来像柏拉图的调调，但并没有《理想国》的清晰与缜密。
西蒙在诺维拉曾有一个情人，当他在其他女人身上寻求激情时，这个情人说：
“这无穷无尽的不满，这对‘更多’的渴望，这种思维方式我们早就淘汰了，我认为。没有什么是缺失的。你认为缺失的是一种幻觉。你在靠幻觉生活。”
这样的发言点缀着整个故事。道理很多，但人味儿却很淡。库切似乎不在乎这样的对话是否可信、是否牵强，因为这是一个寓言，与作家缔结了信任条约的读者理应相信故事的合理性，哪怕作家并未像班扬描写天路历程、或但丁描写地狱那样，提供充足的感性细节、社会细节、情感细节。然而不得不说，用一只没有尖钩的鱼钩钓鱼太难了。
大卫一行人在来到诺维拉前失去了从前的一切记忆，这或许是来自库切的暗示：翻开此书的读者也该就此洗去关于现实世界的记忆，手无寸铁地进入这片不适之地。对于一向“形而上”的库切来说，一个“真实可感的世界”或许并非他的兴趣所在；换句话说，他想要通过小说萃取的是另一种真实也未可知。
2012年，库切破天荒地为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大学的毕业生发表演讲，他令人疑惑地对毕业生中的男性学生发出呼吁，希望他们能投身到初级教育的事业中，因为“就我们称之为‘真实世界’里的工作而言，一大乏味的事实是，当你卖东西给别人，从别人那里买东西，或者整天对着电脑屏幕摆弄数字时，你会有一种难以挣脱的感觉，那就是你正在做的事是不真实的，你在工作中接触的人都不是真正的人，而是扮演角色、佩戴面具的影子。
如果你和孩子一起工作，我保证你绝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孩子们或许令人疲倦，或许惹人嫌，但他们才是完完整整的人类。在教室里你能体验到在成人工作的世界里体验不到的赤裸感。”
唯有孩子才是完整的人，唯有孩子们的世界尚未经历粉饰从而显得真诚——说着这话的库切，听起来像一个悲观的教徒，对成人世界已然不抱希望。
背对现实世界、构筑寓言乐高的作家不止库切一个，卡夫卡写了《城堡》，石黑一雄写了《无可慰藉》，还有库切喜爱的贝克特……这些作品都是拒绝带来阅读愉悦的书：读者随主人公来到一个不可知的世界，他的愿望和期待不断受挫，疑惑与压抑滚雪球般疯狂累积……库切给这间小小的噩梦陈列室增添了一只呓语式的肃穆标本，它令人疑惑，或许某天作家会再度召唤出他的分身，对此给出解释。

库切新长篇出版，他像悲观的教徒对成人世界不抱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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