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耀明：巴老教导我怎么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我这萌萌的家

潘耀明：巴老教导我怎么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潘耀明1987年拜访巴金。
《随想录》是巴金晚年创作的一部杂文集，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今年是《随想录》创造完成的三十周年，《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曾是《随想录》（1986，香港）中最重要的一部《真话集》的责任编辑，9月29日晚应巴金故居之邀他为上海读者分享了自己与晚年巴金的交往。
《随想录》以每三十篇编为一集，共出五集，依次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为巴金1978年在香港《大公报》开辟《随想录》的专栏集结。从巴金1978年12月1日写下第一篇《谈〈望乡〉》到1986年8月20日写完最后一篇即第一百五十篇《怀念胡风》，其间历时八年，长四十二万字。自第一篇《随想录》在《大公报》发表后，巴金、《随想录》就与香港联系在一起，从最初的“酬答友情”到一百五十篇《随想录》的发表，其间引起的各种话题和讨论也使香港处于事件中心，对《随想录》而言，香港不仅是一个重要注脚，其文化意义和时代意义在《随想录》研究中需要被重新探讨和言说。
感怀与巴金的交往潘耀明感叹，“最主要的是，巴老教导我怎么做一个既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我过去的人生中受益匪浅。”
潘耀明称，自己年轻的时候就将他所有的著作基本上都看完了。作为出版人，他接触过很多老作家，但巴金本身是意义非凡的，“他非常严谨的，不光是他的写作、讲话，他的生活就很严谨的。在我来讲，给我一种仰视的感觉，而且巴金好像不大开玩笑的，他写稿都是认认真真的，包括他写给我的信都是一笔一画自己写上去的。”
在潘耀明负责出版巴金《随想录》的期间，他跟巴老靠书信往来，现在手头上还留有十余封巴金的来信，这次为上海读者带来其中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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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是1978年到1980年潘耀明对中国作家做一些研究时，向巴金请教问题，他所做的答复。信中还牵涉到巴金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

潘耀明解释，当时法国的一批汉学家准备向诺贝尔文学委员会提名巴金，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问他这个事情。巴金的回复是：“诺贝尔奖金的事我也不清楚，大概是谣传，或者是一些法国汉学家的愿望，好像他们在为之努力。我没有什么意见，只是我认为在东方，印度和日本都有人得了奖金，也会有中国人闯进这个‘禁区’的。”
潘耀明说自己曾多次听闻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的演讲提到巴金，但可惜的是当时法语翻译不够，而且没有将巴金所有作品翻成外文。他认为巴老这样的作家是有机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是文学作品产生的影响和超凡的意义，这两点在巴老的作品中已经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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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是巴老答复潘耀明编巴金著作表时的问题：“《学徒生活》不是我翻译的，这本书我不曾见过。《西班牙的血》是一本画册，我印过两次，1938（自印）和1951（平明出版社），在每幅画上加了短短的说明。”

潘耀明回忆道：“当时我们刚刚开放，很多资料都是旧的，很多没有跟作家本人核实。以前没有电脑，为了研究作家我就在客厅里面好像中药铺一样，一个个贴上作家的名字，然后将我读到的一些资料影印对应着放好，这样搞了几十位。因为刚刚开放，很多‘文革’复出的作家在我们那边出稿，得一一跟他们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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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也是巴金对潘耀明询问的作答，上书：“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1941年十月新版，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经售。初版名《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1929年上海自由书店出版，分上下二册。”

事实上巴金那个时候已患有帕金森症，他不断跟人家说自己的字写得越来越小，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患病。然而这封信的笔迹与前面一封（图2）已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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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耀明称，巴金在三联书店出《随想录》是的时候不要稿费的，一直说将稿费变成书。实际上这是译文出版社的稿酬太低了，所以会回这样的话：“稿费单签字后寄还，请查收，并请早日将样书寄下。际炯兄处精平各留二十册就够了。我现在需要《随想录》（再版本）五册，请直接寄来，书款请际炯兄代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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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在这封信里说：“在本书第七、第八两篇《回忆》中，我讲过肖珊的好友王同志的一些情况，还摘录了她一位女同学的来信，说：‘她已成了个活着的死人…’据说从一九七五年起她就‘不能听、不能看、不能说话，脸部肌肉不能动，全身瘫痪，最后只剩下食道功能还正常，喂食能喂下，消化…’她就这样地活了五年多。不用说她的生活对她自己，对她的亲友都是莫大的苦刑。我不止一次痛苦地问自己‘难道这苦刑就没有结束的时候？’回答终于来了。我那个在北京工作的朋友写信告诉我她已于二月二十一日离开人间。他到八宝山参加了她的追悼会，还代表我在死者的灵前献了花圈。这就是我对这位善良而刚强的女人所能表示的一点敬意了。今天重读我去年中写成的那几段文字，我仿佛又在做梦。屠格涅夫的小说《活尸首》中的一句话忽然来到我的心头：‘死神终于来叫她了。’我这时的感情十分复杂。我难过，我悲痛，但是我松了一口气。我不再说‘祝她安好’也不说‘愿她安息’。因为她已经得到安息了。”

这里讲到的好友，其实就是萧乾的第一个太太王树藏，巴金在回忆录里面提了一下，称这是一段很惨痛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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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十一和七十二两篇是按照发表的视角（不是写作的视角）排列的，不必改动了，还是照原来的顺序吧。（二）《鹰的歌》标题下的注文内您要加上几个字，我同意。”

这里巴金提到的是两篇被删文章的情况，潘耀明回忆称：“巴金的《随想录》在香港《大公报》和上海的一个杂志是同时刊登的，后来巴金写了纪念鲁迅的文章，里面提到牛棚，跟‘牛’有关系的编辑都删掉了，巴金就很生气。后来我们帮他整理《随想录》时给他写了封信，他回信让我要留个空白以示抗议。我当时跟他商量，能不能存目（注：指文章只保留了目录，没有实际的文章）。实际上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因为我当时没有上报，后来我们的上司来找我，我跟他解释称如果我上报他就会左右为难，如果我不上报的话他就可以把责任推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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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耀明1995年拜访巴金。
关于存目，大概在当代作家里面能够享受这样的也不是太多，因为对于很多出版社来讲，如果文章要删就该彻底删掉，目录都不让留。巴金的《随想录》曾两次经受过这样的待遇，一次是香港版《随想录》的《鹰的歌》，还有一个1990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的《讲真话的书》中“文革”博物馆的那一篇。
在这封信最后，巴金写道：“我的身体还是不好，字越写越小，就说明毛病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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