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假装关心的姿态中，农民成了苦难的廉价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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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甘肃农妇一家六口的死亡悲剧，再一次在短时间内引发对农民的各路同情和对贫穷及体制的批判，也再一次迅速冷却、淡忘。在评论人寥寥看来，这些批评首先不够本质，贫穷不是让人绝望的根本，贫富分化之后的地位差距所带来的心理压力才是让人绝望的缘故。中国当代农民的自杀属于“利己型”与“动荡型”的混合，源自面对社会巨变而产生的恐慌和被遗弃感，体制的责任不仅在于扶贫与城镇化，还需要主动响应农民在政经变化中的种种精神诉求与现实需求。最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农民的传统性格和农村亚文化难以适应新时代。长久以来，农民作为一个被权力操纵的群体，农村作为种种政策的轮番试验地，造成了农村文化的僵化与经济凋零，也造就了农民性格中的封闭、抗拒、不信任他人、不期待未来。然而，知识分子在农民性格和农村亚文化的分析批评中却处于缺席状态，批评农民似乎是绝对的政治不正确。其实深刻的批评往往是一种重视与平视，盲目的同情反而可能只是轻视与俯视。当我们给农民刻画了一个简单而刻板的苦难形象时，只是在表示我们虚假的悲悯，而非真诚的关心。

在我们假装关心的姿态中，农民成了苦难的廉价消费品

甘肃农妇一家六口的死亡悲剧，不出所料地在集中刷屏之后销声匿迹了，又被新的新闻淹没、遗忘。回头再看看当时的各种文章，大多都把农妇走上不归路的原因归咎于贫穷与体制问题。但是除了煽情之外，理性和深入的分析几乎看不到。
贫穷导致农民自杀？
中国农村女性每年自杀死亡17万以上，占全国总自杀数的31% ，这是同龄城市女性的4.7倍，同龄城市男性的4.9倍，同龄农村男性的近2倍（据费立鹏等调查）。对于每年十几万的自杀农村女性来说，贫穷并不是自杀的直接原因。中国是全世界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农民成为全世界自杀率最高的群体（国家统计局统计：1984-1986年，城镇自杀率11.20/10万，农村为29.50/10万，农村是城市的2.64倍；1991年-2000年，中国农村自杀死亡率是城市人群的4倍）。
1980年的农民自杀率是15.40/10万，到1991年是29.10/10万，飙升了差不多一倍。如果贫穷是主要原因，我们该怎么解释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的自杀率却一直攀升？
事实上，贫穷会让人产生惰性，贫穷会养成人的忍耐力。中国农民以耐受力闻名，历史上的农民很多时候被压榨殆尽都不会反抗，也不会想到自杀。自杀其实是一种不满和反抗，而长年累月的贫穷甚至会让人丧失反抗的冲动，无穷无尽的贫穷甚至是自杀的绝缘体，让人只会麻木地活下去，不作他想。
但是中国农民的自杀率居高不下，也离不开“贫穷”这个关键词。几千年以来，财富一直都是农民的最大的追求，在20世纪中叶之前，成为地主可能是每个农民的终极梦想，成功致富的农民也会遵循着地主的生活方式。但是1940年代土改之后的三四十年间，贫穷不再是一种耻辱，而是一种道德上的光荣，一种身份的荣耀。贫穷随后还被附加上许多珍贵的品质：勤劳、善良、正直。1980年代的承包责任制之后，贫穷作为光荣的符号被打碎，贫穷由光荣变成耻辱，瞬间的巨变带来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冲击让很多农民无所适从。
改革开放之后，以前的户户贫穷、人人平等，变成了贫富分化、高低有别。没能致富的农民感到等级差距下的不公与绝望，这给穷人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因此，贫穷不是让人绝望的根本，贫富分化之后产生的地位差距带来的心理压力才是让人绝望的缘故。
生命无法承受的巨变
按照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划分的自杀类型，中国当代农民的自杀属于“利己型”与“动荡型”的混合。所谓“利己型自杀”是由于个人与社会脱节，当个人无法感受到外界的支持与团体的温暖、个人与社会环境格格不入、个人目标无法实现，无穷无尽的孤独与空虚就会让人走上绝境。而“动荡型自杀”发生在社会大动荡时期，个人在动荡中失去了原有的力量与支持，原有的人生目标出现断崖式的失落，因而产生巨大的恐慌与困惑。
1980年代之后，社会巨变让农民产生恐慌和被遗弃感，弱势的他们面临着生命无法承受的巨变——
首先，农民精神信仰的衰败是农民的空虚与困惑无处消解的重要原因。传统风俗信仰在1950年代开始逐渐消逝，各种旧时代的信仰与仪式被视为与新时代精神冲突的封建迷信活动，主持庆典活动的地方精英和宗族长辈也被视为对权力体制的威胁。
随着传统信仰与民俗仪式一起消逝的，还有农村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等级秩序。失去了传统宗族文化和信仰的农村，尽管在80年代之后有所恢复，但是许多仪式只剩下空洞无物的外壳，残存的信仰体系难以自圆其说，农民的心灵无所依归。
从集体到个人的回归是另一种让农民不知所措的巨变。自从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从集体回归到家庭与个人。原来的生产队包揽了社员的生老病死，承包制之后，生产队大包大揽的功能被淡化，农民的集体归属感消失。当农民需要自己面对各种人生风险和经营风险，绝望的诱因由此滋生。
1980年代之后，农村不再是一个封闭、僵化的世界，随着饭碗一起发生变化的还有眼界和观念。
进城农民有了新饭碗、开了新眼界，但是打工生涯的居无定所、地位卑微，受到的种种歧视以及城乡生活的巨大差距，也让农民工感到焦虑与绝望。顶梁柱外出，留守农村的老幼妇孺面对更多的家庭与劳作重担，可能还要面对长期分别带来的各种婚姻危机，这些都是新时期的变化给农村带来的困境。
农村女性单调麻木的传统生活也随之改观，女性在外出打工、学校教育与影视剧中看到另一个世界，她们开始争取自己的权利。但是传统家庭的等级秩序虽然被打破，家庭的核心内容由垂直的父系体制变成了横向的夫妻关系，新的秩序却没能完全建立，于是在年轻人和老一辈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矛盾冲突不断。
农妇身上有着农民和妇女的双重弱势身份，双重的歧视注定她们是弱势中的弱势。改革开放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但很多时候理想难以实现，她们无法完全摆脱家庭、婚姻和生育的束缚，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也让农村女性倍感焦虑与压力。
1980年代以来的农民的恐慌与困惑，以及农村自杀率的飙升，其实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巨变时期的产物，也是体制对于在巨变中无所适从的农民疏于关注的后果。体制的责任，不仅在于扶贫与城镇化，还需要主动地响应农民在政经变化中的种种精神诉求与现实需求。
谁来批评农民？
农民的自杀困局反应的是这个变革时代最剧烈的冲突，包括个人权力、贫富分化、精神苦闷、阶层固化、利益倾斜……只不过因为农民周旋的余地少，容易找不到出路而绝望。其实大多数的城市平民在困境中也是难觅出路，只不过城市人选择多、承受力强，能够在不公与不满的煎熬中沉默地活下去，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解决冲突和走出困境。
农民是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的象征，也一直都是被同情的对象。但是农民的性格和观念的缺陷却万万不能提起，批评农民是绝对的政治不正确，就像美国人不能讨论非洲裔美国人的性格有什么缺陷。但是不去面对这个问题？又怎么解决它？
知识分子在农民性格和农村亚文化的分析批评中的缺席，令人遗憾，就算是刷屏无数的甘肃农妇一家六口的悲剧，也没有人把目光聚焦在农民的自身性格的原因上。事实上，农民的传统性格和农村亚文化是造成农民难以接受现代化，难以适应新时代的根源。
农村文化是漫长的农耕文明与封建文明中沉积下来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保守僵化”。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形成的泥沼，让农民对改变不抱希望，怀疑甚至抵触变革，对外来的新知识和新思维都难以接受。乡村里的一切都缓慢而熟悉，农民充满悲观与宿命感，对未来不抱希望，改变意味着风险与挑战，改变意味着对未来的期待。无论是技术还是文化上的改变，都受到农民心理上的排斥，他们难以融入现代社会与现代思维。
因为祖祖辈辈生活在封闭的乡村，农民的移情能力很低，他们往往难以想象自己可以成为其他人，不相信自己能够成功扮演别的角色。对于从小接受“我做得到”的成功学教育的城市人来说，农民的保守成为梦想与精神的“绝缘体”，这种对自我极低的期许，也让他们在遭遇困境的时候无法摆脱。
中国农村的传统多神教信仰并没有爱、奉献、崇高这些关键词，农民选择某种宗教或信仰形式，不是因为认同它们的基本理念和教义，也不是自己的精神问题需要它们去解答，而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所需。信仰的神祗可以随着诉求不同而更换，甚至根据功效高低而更换，此种功能性而不是精神性的信仰，让农民在遭遇精神困境的难觅出路。
农村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家庭主义，个人目标要服从家庭。没有家庭意味着个人失去保护，家庭是心理上的庇护所。自杀的农民群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为了家庭琐事，这在城市人看来不可理喻，而实际上家庭往往就是一个农民的全部世界，他们没有超越现实生活的价值观，没有值得追求的远大理想。家庭琐事的冲突对于农民来说是人格价值的受损，相当于文人的受辱，区别在于文人不会因为在“家里”受辱而自杀，而农民也很少因为在“外面”受辱而自杀，一里一外，就是精神世界与价值取向的不同。
懒散、无知、保守、无理性、自私自利、缺乏远见……这些传统性格是农村悲剧的根源。但是当我们采取平视而不是俯视的姿态来看待农村和农民，我们会发现，长久以来，农民作为一个被权力操纵的群体，农村作为种种政策的轮番试验地，才是造成农村文化的僵化与经济凋零，也是农民性格中的封闭、抗拒、不信任他人、不期待未来的根本原因。
深刻的批评其实是一种重视与平视，相比之下，盲目的同情可能只是轻视与俯视。遗憾的是，农民一方面是政治与经济的潜规则下的牺牲品，一方面又是文人眼中的田园牧歌与悲苦底层的象征符号。对于体制来说，农民的性格和农村亚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遭遇的困境仿佛不存在。对于知识阶层来说，既没有对农民主体性的批判，没有对农村文化悲剧性的深挖。我们给农民刻画了一个简单而刻板的苦难形象，籍此表达自己的悲悯，在我们假装关心的姿态中，农民成为一个廉价消费的对象。
廖廖，独立艺术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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