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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茂名人在马来西亚】系列之 第一个故事：苦难和希望
●向梅芳
这里的“茂名”当时并不叫茂名，而被称为“高州”。
当时的“高州”也并不是指现在地理意义上的广东省高州市。一百多年前的“高州”，包括现在的信宜、茂名、化州、电白、吴川和廉江。而在马来西亚高州会馆的联谊录里，还包括了罗定和广西容县。
马来西亚的“高州人”，主要来自信宜（谢爱萍《马来西亚广东人研究》）。
因为有李季濂及其锦纶泰的帮助，信宜人下南洋，也基本上都是到达当年的马来亚。据《信宜县志》记载，高州人旅居国外成为华侨，始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其后逐渐增加。另外，据新加坡三和会馆（即广西一省联合广东省廉州府与高州府，三地先贤于1883年创办的会馆，意义是三地同仁，和衷共济，和睦团结，和气生财。）的成立推算，信宜人应该是从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的一段时间内，陆续移居而来。
信宜人下南洋的路线不外乎两条：信宜北部的农民都经过一到两天的步行，在罗定的南江口乘渡轮往广西梧州，再由梧州乘船往香港，香港再乘船到新加坡，最后在新加坡乘火车到有亲戚或同乡接应的地方；信宜南部的则步行到镇隆，在镇隆乘船经高州、到广州湾（今湛江），再从广州湾乘船到香港……从内地到香港的船多为小型的“木头船”或者被称为“蓝烟囱”的火船。在香港上船后，都会被告知行船途中的“规矩”，就是在船上生病或者不能吃喝的后果自负，死在船上的一律海葬。
马来西亚森美兰芙蓉高州会馆会长邓裕华的伯父，在“猪仔船”上昏迷了三天三夜，“猪仔头”和“船狗”以及船上的所有的人，都以为他没救了，要将他扔进海里去。邓裕华的父亲死命地抱住哥哥，请求给他三天的时间，如果三天后人还没有醒，就随他们处理。大家见兄弟俩可怜，就同意了。三天的时间里，邓裕华的父亲每天都坚持给哥哥灌米汤，硬是将邓裕华的伯父从阎王爷手里抢了回来——伯父在父亲的坚持下脸色一天天由白变红，到第三天终于苏醒了……
下南洋的乡亲，就是这样，一个照顾一个，连要去的地方是哪里都不知道，筚路褴褛、梯山航海一般出洋谋生。在进入马来亚之前，他们都要进行严格的体检，体检的地方是一个叫“豆蔻山”的小岛。
当年的“南洋客”们都是为生活所逼，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远渡重洋，只为谋生，都是想着赚钱回去改变家人的生活。最后却因时局动荡，不是被驱逐出境就是无奈留了下来。是命运将他们最终留在这里，在这里落地生根、开枝散叶。为了传承中华文化，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候都捐资建立学校。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下一代接受好的教育。他们曾经与祖籍国中国的同胞一起奋发图强、共御外侮，中国的两次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他们都责无旁贷、毁家纾难甚至舍身赴死。无论身在何处，无论贫穷还是富有，他们一直与祖籍国血脉相连。不管今天的他们有没有成就，他们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们足以用“悲壮”来形容的创业经历，都是值得肯定，值得尊敬的。
没有千千万万“南洋客”当年的披荆斩棘，就没有今天的马来西亚！现在的马来西亚华人都是当年“南洋客”的后代，所有“南洋客”的后代都应该为有这样的先辈而骄傲。不仅要在心里铭记他们，还要用实际行动缅怀他们。
“南洋客”的经历和命运，由于时代背景和生存环境的相近甚至完全相同，都大同小异，不同的是他们各自的梦想、经历的苦难和创造的传奇。
所以，笔者在经过大背景的梳理之后以扫描的方式，真实地记录他们走过的与众不同的路，他们经历的那个时代的冷酷与温暖，苦难和光荣。
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足以写成一本厚厚的书……
第一个故事：苦难和希望
他们有的是笔者所知道的仍然健在的第一代“南洋客”，除了他们的直系亲属或者难得有联系的亲人，没有谁会记住他们的名字。他们都是“一条水氓（冲凉、抹汗、系裤腰三用的粗布巾）下南洋”的；他们有的一辈子都没有赚够回“唐山”的盘缠；有的一辈子都呆在橡胶园里，家庭收入仿佛永远入不敷出，所有的努力和拼搏都是为了让下一代接受好的教育，不再像自己一样一辈子只会做牛做马；他们唯一守得云开见日出的希望就是子女；他们……他们的经历，充满了苦难，也充满了希望。
20世纪20年代前后从信宜出发的南洋客，除了大部分是经由李季濂的“锦纶泰”下南洋和极少被“卖猪仔”下南洋的之外，还有一种是跟随亲戚下南洋的。这一部分人也许是最幸运的。
然而邱沛成却成了最不幸的一个。
他按照伯父在信中的牵引一路找到了马来亚深处的大森林，从此成为不用领薪水的工人——他为他的伯父干了近十年的长工，期间只向伯父讨要过买工作服和肥皂的钱。直到结婚后才渐渐“醒悟”，而醒悟的结果却是：他的身怀六甲的妻子在大雨天被赶出伯父的家门……
很多年以后，已经子孙满堂却因年轻时落下病根的邱沛成，想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只会孩子似的哭泣着说：“不提了不提了……都过去了……”
邱沛成1929年出生在信宜池洞镇河垌村的铜鼓，19岁的时候下南洋，赤着脚步行4天到达广西梧州，之后的路线，与所有经梧州乘船出海的南洋客走的路线相同。
邱沛成的伯父邱义民是“树头”（森林里的包工头）。邱沛成负责伐木或者跟车（运木头的大卡车），伯父负责帮他收工钱，管他吃住加买工作服。邱沛成在马来亚独立那年也就是1957年结婚，对象由伯父挑选，见一次面就结婚。婚酒也由伯父操办。成家后的日子，依然是需要用钱的时候就问伯父要。
妻子周礼凤跟他与伯父一家住在彭亨州几无人烟的原始森林里，在那里生了三个孩子。
那段岁月里，妻子周礼凤怀孕期间都不能休息，挺着六七个月身孕的大肚子挑水，还不时遭到伯母及弟媳的嫌恶。伯父伯母说分家就分家，连他们一家子请求找到住地再搬都不肯。求不到就吵闹，什么恶毒的、诅咒的话都骂出来。吵闹的结果就是，邱沛成带着大着肚子的妻子和三个不懂事的孩子一起被赶了出来。
人心都是肉长的。虽然苦难和贫穷会扭曲人的本性，但目睹过邱沛成、周礼凤夫妇不公平待遇的乡亲们，都给予了他们一家力所能及的帮助。在乡亲和工友的指点下，被赶出“家门”的两口子从零开始，伐木、种胶、割树（割橡胶）、打杂工、种菜、养猪……能干的、会干的都干了，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日子一天天变好。
苦难过后，就是希望。
仿佛真的会因果循环一般，周礼凤绝望的时候哭诉给伯父一家的诅咒都应验了。伯父的后代都不怎么样，不是残废就是仅能勉强维持生活。而她跟邱沛成养育的四个儿子四个女儿，二十三个外孙孙子，个个不是事业有成，就是学业有成。如今，已年过90的夫妇俩跟最小的儿子住在一起，尽享天伦。
对于他们来说，苦尽甘来应该是最恰切的诠释吧！
与经过信宜南线下南洋的邱沛成不同，与他同是1948年下南洋的傅兴华，祖籍信宜贵子函口，跟他母亲一起走的是信宜北线。傅兴华母子带着两对鞋、一条“大水氓”和权当干粮的番薯干，从贵子出发，步行了3天才到达南江口，然后乘坐“蓝烟囱”历时一天一夜到广州。再然后转乘“火船”，一天就到香港了。
他们在香港山上的石屋（坟墓前的石头屋）住了一个礼拜才等到船。一路到南洋，吃的都是番薯干。他们与十多个老乡一起，在香港乘大船到新加坡，在豆蔻山上岸打预防针、种痘。之后就彼此分散了。
傅兴华跟母亲在豆蔻山的旅店多呆了一晚，才乘三个小时的火车到达马来亚的柔佛州金马寺，然后转车到森美兰的马口——那里就是傅兴华的父亲割橡胶的地方。
那时候，傅兴华刚满15岁。而他的父亲早在他刚会走路的时候，就下南洋了。
他们刚到橡胶园不久就遇上了英国殖民地当局实施“紧急法令”，一家人跟其他华人一起被被集中到“华人新村”。
在新村的日子，每天早上六点出去干活，下午两点收工，每天下午六点之后就不准进出新村了。
那里的包工头将橡胶园承包下来，然后请工人割胶。每个工人每天要割完450棵橡胶树，才能领到每天两块五元钱的工资。完不成450棵的任务就要被扣工钱，男女一样。工人们一天两餐饭都在橡胶园里吃，每个月要被扣除40来块钱的饭钱，菜钱另计。
很多时候，傅兴华都去河里捉鱼来做菜，以省下菜钱。每天保证割完450棵橡胶树的话，一个月真正领到手的其实也只有10多块钱。如果工人自己觉得这10多块钱不够养家，每天完成任务之后可以去做其它零工，补贴零用。傅兴华的父母亲，每天都是割完了胶又去打零工。
一家三口一年寄两三次钱回中国，每次都寄20多块钱回去。比起在家乡信宜，没有田耕，六兄弟一起生活艰难的情景，这样的日子，他们已经觉得很满足了。
傅兴华割了一辈子的橡胶。帮庄园割胶一直割到1967年。他所服务的那个庄园是一座一万三千多吉（一吉相当于六亩）橡胶园，里面有大大小小十多个公司，每个公司四五百人，总共有5000多个工人。橡胶园主都是英国人。割胶的都是华人和印度人。橡胶园里的包工头，一般是华人招华人，印度人招印度人。
1968年，帮别人割了20年橡胶的傅兴华开始买橡胶园自己做庄园主。300零吉（马币单位）一吉地，可以每个月分期付款。他在1968年买的30多吉地，到2010年的时候已经升值到每吉地七八万零吉了。买下的橡胶园都由自家人割，傅家人一边自己割橡胶一边收购胶水，胶水4块6收购，4块9卖出去。每个月可以赚3000多元。随着积蓄的增加，和橡胶园不断扩大，傅家在1972年的时候开始请工人割胶。
如今的傅兴华，早已经将自己拼搏一生的事业全权交给儿子傅有山打理。儿媳卢美莲，端庄温柔，小夫妻俩平时都热心公益，积极参与社会工作。
他们一家，现在森美兰过着三代同堂的幸福日子。
从信宜南线走的还有邱亚俭。1939年，14岁的亚俭跟随从南洋回来的舅母下南洋。
他们一行共6个人，从信宜池洞步行3天到达镇隆的锦纶泰旅店，在锦纶泰的安排下从镇隆坐木头船经高州到吴川，然后同样坐木头船到广州湾（今湛江），之后转乘一种被称作“蓝烟囱”的小火船到香港。
有船费的老乡到了香港就可以乘另外的船往新加坡去。老乡们都先走了。没有船费的亚俭与舅母一起，在香港的锦纶泰滞留了一个多月。跟比他们早一年下南洋的赵定芳他们一样，住的地方是一个人一张席子。
亚俭跟舅母等到了舅父寄来的船费，才买到香港往新加坡的船票。所有的人被用消毒水冲过凉之后才被准许上船。在船上也同样是一人一张仅够躺下的草席。整个船舱就像不断摇动的摇篮一样，经常将人堆在一起。
好不容易到了新加坡的锦纶泰，舅母打电话给舅父，舅父派表哥来接。他们跟着表哥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才到吉隆坡，然后又乘火车到森美兰的芙蓉。
邱亚俭一直记得，他们到达目的地的那天正好是八月十五。
亚俭在芙蓉大舅父干活的地方呆了一个月，二舅父才送自己到新机场附近的锡矿上班。在锡矿干活的同时又到森林伐木。
1939年 到1971年长达30年的时间里，亚俭都一直在锡矿和林场干苦力。
因为年轻身子骨壮实，白天干得再辛苦，晚上睡一觉就没事了。
亚俭每天上两班，干活的地方管吃管住，挖锡米、伐木、种橡胶，一个月下来大约可赚35元左右。
在遥远的故乡中国信宜，父母亲和七个兄弟姊妹都在，亚俭是家里的老大。所以，每次出粮后，他都及时将工资全部寄回去。
1989年，与故乡一别50年的亚俭，终于回到中国。这个时候的信宜老家，老一辈都不在了，新一辈他都不认识，只能凭侨联的同志介绍“这是某某的儿子，从马来亚回来的……”
当时的情景，真是不胜沧桑。
而他的父母亲也早已去世——他下南洋之后就没有再见过父母亲，只见过一个弟弟。
邱太的祖籍也是信宜河垌，母亲在马来亚出生，她是属于第三代华人了。邱太1932年在吉隆坡甲洞出生，他有两个母亲，中国一个，马来亚一个。她一直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在这边结婚。
她跟邱亚俭一起养育有5个儿子4个女儿，都已成家立业，分别育有16个孙子和16个外孙，过着五代同堂幸福日子。
每年过春节，丘亚俭老两口都要准备四五桌团圆饭。
那样的时刻，无疑是幸福而欣慰的。
与这些都已经苦尽甘来的“南洋客”及其后代相比，廖鸿旦却是还在奋斗中，还在橡胶园里兢兢业业的为儿女辛苦为儿女忙。
廖鸿旦1952年出生在森美兰的庇捞，父亲廖国安和母亲沈七妹的祖籍都是信宜怀乡中垌。夫妻俩大约在1930年代左右被卖猪仔到马来亚。
猪仔头介绍的工作，辛苦，工资低得不够糊口。廖鸿旦的父亲一辈子都没有赚够回“唐山”的盘缠，1983年才用廖鸿旦给的养老钱回了一趟中国乡下，廖母则是直到去世都没有回过故乡。
这样的家世背景，廖鸿旦的整个童年都居无定所就不足为奇了。他只能靠一边打工一边完成了初中阶段的教育。哪里有自己干得了的活就去哪。直到1963年的时候，才有了正式落脚的地方：马口亚逸依淡新村。
在那里，廖鸿旦利用自己打杂工的积蓄开辟了一个小小的橡胶园，父母亲依然在外面工作，他自己一个人独立居住在橡胶园里，逢年过节才能与赶回来的父母团聚。
1970年，他的橡胶园可以收割了，就让已经60多岁的、给别人打了一辈子苦工的父母亲，回到自己的胶园割胶。而他自己，则又离乡背井出去工作。廖鸿旦先后在彭亨州、吡叻州从事树胶接种的工作，生活不稳定，月工资600元到700元不等，除去每个月120元的伙食费之外，剩下的全寄回给父母亲。
1980年，廖鸿旦跟雪兰莪的一位贫苦华裔女子高玉兰结婚，两人先后育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
从第一个孩子出生开始，生活就更加辛苦了。太太一边带孩子一边割胶，他自己则白天给树胶接种，晚上去学校做保安，过着“十个锅头九个盖”的拮据生活。
廖家的孩子们都在华文学校读书。
2000年，大儿子昌兴毕业，进入大酒店做厨师。
2004年，二儿子昌杰考入波德申工艺学院学习电脑技术，每个月500元的生活费，廖鸿旦差不多要每天24小时工作才能够维持家庭开销。
2007年，二儿子毕业了，女儿昌敏又读“先修班”——独立中学出来的学生要考上政府办的先修班才能申请大学，学期两年，每个月400元的伙食费。直到2009年，女儿升入大学，可以借政府贷学金，加上大女儿昌慧已经在幼稚园里当教员，每个月有1200元的工资补贴家用，家庭负担才轻了一些。但是，2010年9月，昌敏要交流去中国成都留学一年，学费都由自己负担，最小的昌丽也将在这一年入读先修班，廖鸿旦又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继续兼职了。
夫妇俩都59岁了，还在为孩子的教育辛苦工作。
尝够了自己没有受到教育的苦，廖鸿旦怎么也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跟自己一样，他跟太太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养育好孩子。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辛苦都要教育好下一代。
这就是廖鸿旦所有的人生追求。
为了在孩子们的身上实现自己没有机会实现的理想，直到2011年的今天，廖鸿旦和他的太太依然在橡胶园里工作，过着“树胶小园主”的生活。
只有他自己明白其间的辛苦，和充满希望的快乐。（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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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16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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