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政商关系：政府拖欠上亿代征款拖垮明星民企

爱流泪的鱼

畸形“代征”泥潭政府拖欠上亿代征款拖垮明星民企
■本报记者陈锋
实习记者黄诗婷北京报道
蔡国君与政府走得很近：响应号召参与社会公益和扶贫帮困，捐助老革命，给全市社区干部上保险，受政府主要领导之托施救困难企业……不过，他却无力承受债务的压力。目前，其所控制的企业面临倒闭，但据测算，其对政府拥有数亿元的巨额债权。
这是一个被政府债务拖垮的明星企业样本。6年前，蔡的企业资产高达3个多亿，在偏居东北边境的企业中，可谓超级明星。“去年过春节时我手上的钱都不到1万块。”蔡国君说。
在蔡国君看来，濒临倒闭与延吉市政府推行的畸形“代征”举措有关。在花巨资代替政府完成土地的拆迁、“征用”后，政府却长时间拖欠应承担的费用，致使企业不堪资金压力。
“该案例有解剖价值，除提出有关政府诚信问题的思考之外，其更大的警示意义在于如何处理好政企关系。正如李克强总理常说的，良好的关系应是：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王才亮表示。
都是代征惹的祸
延吉9月，长白山清朗依旧，金达莱却已不再。在这个边境城市的朝阳街9号，曾经的当地房地产巨头——延边威远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威远公司），门庭冷清。在与当地政府相持6年之后，它已经濒临破产的边缘。
威远的困境并非源于自身经营不善，而是因多次为延吉市政府“挺身而出”造成的。6年前，威远公司依照一张后来被延边州政府认定“违规”的地方政府规章，为延吉市政府进行了包括道路、绿化、公用建筑用地的代征，结果由此陷入泥淖。
所谓代征，是指政府委托企业对其开发的地块先征得的垫付行为，结算时扣除公共用地，再将企业垫付的费用以政策或现金补偿的方式返还给企业。
在蔡国君看来，代征有其正面意义。政府委托企业，利用后者资金优势开发土地，而企业由此低成本获得土地资源。“在开发地产项目的同时，也带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他说。
2008年6月，《延吉市城市建设中涉及道路建设的相关规定》经延吉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延吉市政府办公室下发通知（下称2008年32号文），该规定随后开始施行。
32号文旨在理顺企业开发占地与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用地之间的关系。相关条款指出，在尚未形成的规划道路红线两侧开发的新建项目，承担相关道路一定范围内的拆迁和征地费用。根据规划道路的等级不同，政府、项目建设单位分别承担不同比例的费用。如主干道建设费用由政府全部承担，次干道政府承担70%，支线道路则由路两侧建设项目各负责50%。
威远代征的地块位于延吉市东区靠近机场的地段，目前这里东区已经建起延吉市体育馆，西区是商品房小区，之间的道路更是宽达六七十米。
威远公司提供的一项材料中表述，其代征面积为23.54万平方米，总支出约为3亿元，公司获得土地10.74万平方米，占比为45.6%；政府拿走了12.8万平方米的征地，占征地面积的54.4%。而在资金分摊方面，二者的比例却是86.7%∶13.3%。
威远公司在提交给延吉市政府的一份报告中，主张政府应补偿的代征本金及利息总额为17235万元，其中本金为9460万元。截至目前，威远公司未能拿回上述款项。
在企业陷入困境后，延吉市政府专门指派市审计局联合财政局、公安局组成工作组，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记者获得的工作组调查报告指出：若2008年32号文有效，市政府补偿金额为148.7万元；若该文无效，市政府应补偿5814.8万。
据了解，延吉市政府下发的32号文，明确要求开发建设单位承担或垫付全部或部分道路建设及拆迁补偿费用，被延边州政府法制办于2014年认定为“增加行政相对人的法定义务”，显属不当。
“在交涉中，个别政府官员至今一直认为32号文有效，让人无法理解。”蔡国君告诉记者，工作组计算的本金债务，与威远公司的诉求并无多大差额，巨大的悬殊缘于前者未计算巨额利息。
不过，工作组调查报告在文末指出，威远公司融资渠道多是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远高于银行贷款，融资成本高。报告并根据相关账务来往明确列出诸如“支付李某某利息1614万元”、“代偿某小贷公司本息2105万元”等。
政府承认欠账但支付困难
由于巨额代征费用未得到兑付，6年来威远公司财务状况不断恶化。除代征之外，威远还在2012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60周年大庆前夕，受州委主要领导之托，承担了在当地引发轰动的“国信案”善后事宜。
2012年，由于国信公司法人代表郑成男突然病逝，其开发的“文体小区”无法向购买者交房而引发数百名业主上访。前述政府工作组调查报告也指出，威远公司为“国信案”前后共代偿了7679万元、1509万元。
依照有关协议，政府方面以政策支持威远公司，包括项目边开工边办手续、提高项目容积率、减免相关配套费等。
蔡国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基于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及政府领导的委托，他在第一时间应承了“国信案”事宜。未料该案极其复杂，且债务远超预期，将威远拖入泥潭。
记者获得的一份2016年4月8日的会议记录中，延吉市委书记姜虎权指出，上届政府为百姓利益，让威远承接了一些事宜，威远做了大量工作。目前企业反映面临倒闭，一定要本着对企业负责、对未来负责、对事业负责的原则，下决心办好此事。
这是一次罕见的专题会。据转述，除市委书记之外，多位市委常委、主管副市长、各委办局一把手均悉数到齐。
“能看得出来他们对此事的重视，也显示了威远危机与政府关系紧密。”一位当天参与上述会议的人士说。而蔡国君也坦承，上述会议召开的背景是，延边州主要领导对此事进行了批示。
会议足足开了一下午。主要内容是当面确定债权内容，寻找解决方案。“我把一笔笔账都说得清清楚楚，包括税、费，他们基本上没有多少异议。”
通过会议记录，记者注意到，对于企业急需资金的问题，姜虎权给出三条建议：一是财政上挤一挤，二是企业贷款，政府财政做担保，三是安排城建集团介入。“解决资金肯定会有阻力，政策上也有障碍，可以考虑上会由市委集体研究决定。”姜虎权说。
在会议过去5个月后，记者获知，政府答应先期筹集6000万元解决企业燃眉之急，目前已经到位。
一位业主代表7日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政府兑现6000万元的过程，让他完全理解了蔡国君的委屈。据介绍，按原先确定的方案，政府在4个月内分三期解决，每期2000万元。但第一笔就遇到了困难，不仅比原先约定的时间晚了20多天，金额也由2000万减到1000万。
而据蔡国君介绍，这是一个变相的解决方案。上述6000万元均是拿公司地产项目抵押，从市财政支取的。“事实上，严格意义上来讲，这6000万元并不是政府还钱。”他说。
尴尬的政商关系
“这个案例很特殊，呈现了地方财政困难背景下的政商关系生态。”王才亮表示，企业与政府维持关系是门艺术，要保持适当距离，否则容易陷入尴尬之境。
事实上，威远公司为此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位接近延吉官方的人士表示，当地政府也在想办法，但事实上施展空间不大，主要受制于微薄的财政收入。
根据《与市政府结算的最终结算稿》，威远公司主张的债权为38640万元。而记者查询获知，《延吉市2015年经济运行情况分析专报》称，2015年延吉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29.45亿元。而相关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11年这一数值仅为16.91亿元。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地方财政状况不佳，显然很难解决这些问题。”前述接近延吉官方的人士表示，据了解，在延吉当地还有多家开发企业因“代征”面临同样的问题，政府此项债务或高达数亿元。
威远公司的索债之路远未结束，而最为棘手的或是利息问题。据蔡国君表示，因“代征”和善后“国信案”导致资金紧张，对外融资6年来的利息成本多以亿计。而当地一位政府官员对他说：“政府从来不对外承担利息。”
但威远拖欠税款的罚责却被确定。按照延吉市政府调查组的报告，截至2015年12月，威远公司欠缴营业税等各项税金1562.3万元、滞纳金1276.2万元，共计欠税2838.5万元。
在蔡国君等人看来，威远走到今天这一步，政府要承担相当一部分责任。但令人备感不公的是，本应负担的利息政府拒绝承担，而造成的滞纳金、罚息却要企业承担。
记者9日致电姜虎权，对于政府欠威远公司大量债务问题，他表示，企业主张的债权数额，与实际情况不符。被问及如何偿还债务时，他称人在外地，以后再说，随后挂断电话。
“一方面，企业应吸取教训，而另一方面，政府诚信也应反思。而欠债不还背后脱离当地财力盲目施政的做法，在国内并不鲜见，需要引起重视。”王才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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