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对还是错，你是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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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为什么会“犯错误”》释疑　　

　 　

悟实蜃辉　　

　 　

《毛泽东晚年为什么会犯错误》　2011年5月28日　发表在乌有之乡网站，同时被做成了手机版，　5月30日　被人转发到搜狐社区军事天地栏目，经过稍许文字修改后　7月17日　发表在毛泽东网摘网，　8月14日　修改稿被网友青山道人转载到中华网“中华杂谈”栏目，网友残阳古道转载到人民网强国社区，还有一些网站进行了转载等。

毛泽东晚年“犯错误”了吗？为什么？文中说：“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毛泽东一生都是高瞻远瞩、伟大和正确的，有些人说他晚年犯有‘错误’，与遵义会议前他‘屡屡犯错’一样，不是毛泽东有‘错误’，而是他们判定正确与错误的标准有错误——毛泽东一直都是正确的！

“而且，所谓毛泽东的‘错误’，不仅不是错误，事后自来还是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战略行动，是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战略制高点，我们今天仍然得益于他这些具有远见的伟大战略。只是，有些人可能没有理解他的远见卓识和伟大战略，另有一些人出于某种目的在进行别有用心的宣传。”

在所有看过此文的人中，虽然多数人支持文中的结论，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有疑问，这些人有反对毛泽东的，也有拥护毛泽东的。反对毛泽东的人疑问主要有：1、“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和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问题； 2、“文革”的必要性、对中国文化造成的“破坏”与“整死人”的问题；3、前30年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问题；4、文革让人不读书，“文革耽误了一代人”的问题；5、不进行计划生育造成中国人口“过多”的问题；6、“闭关锁国”问题和“个人独裁”问题等。拥护毛泽东的人疑问主要集中在一点上：7、毛泽东“唯一错误是没消灭走资派”，没有选好接班人，没有阻止资本主义复辟。另外，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乌有之乡网站上网友“雁过无影”的评价：

4 楼【雁过无影】 于 2011-5-29 2:39:51 评论说

支持！ 虽然从哲学角度，我不同意作者“毛泽东一直都是正确的”的观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但是，如果说毛泽东晚年犯有“错误”而且是“严重错误”，那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信的。作者“划分正确与错误的标准有错误”的观点算是说到我心坎上了。 为什么？ 一个理由是像毛主席这样经历如此丰富、思维如此敏捷、考虑问题的方法一贯正确的人怎么会一下子什么都错了？打死我都不相信。 另一个理由就是：如今的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的现实，已经告诉了我们到底谁错了

下面，笔者就如上疑问进行一些必要的解释。

　 　

一、“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和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问题　　

实际上，这两件事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原因，“饿死人”是“大跃进”中“浮夸风”造成的结果，“浮夸风”最严重的地方也是“饿死人”最严重的地方。

那么，责任应该是谁的呢？我们应该进行具体分析。“大跃进”期间“浮夸风”和“饿死人”的现象虽然全国不少省都有，但最严重的三个省是河南、四川和安徽。当时，这三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分别是吴芝圃、李井泉和曾希圣。1960年8月23日　，四川在没有事先公告的情况下，突然全省范围内发行新版四川省地方粮票，还对中央封锁消息，百姓手里的旧版粮票不予兑换，全部作废。理由是发现有人制造假粮票。一段时间内，所有食品店、馆子都关门。请注意：用如此手段抢劫老百姓的口粮，与饿死人难道没有关系吗？但李井泉有一句名言：“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饿死人！”李井泉从未因四川饿死人受过任何处分，“十大”当选中央委员，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吴芝圃部抗战期间已经归属刘邓指挥，是邓的老部下。“信阳事件”发生后，吴芝圃对中央严密封锁消息，甚至出动武装力量截堵逃荒——这不是明明逼老百姓活活挨饿吗？（ “信阳事件”指的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发生在信阳地区的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的事件。）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河南省委主要领导大刮“浮夸风”和“虚报粮食”产量，五类分子（帝富反坏右）对党和人民的反攻倒算。中央内务部、中央监委先后派人到信阳调查，毛主席还专门为此做了批示，在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主持对信阳事件做出处理。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就“信阳事件”先后三次向中央检讨，承认信阳地区出现大批非正常死亡，承认自己“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文革运动中，群众批判吴芝圃，有说死了 300 万，有说 200 万。河南造反派把吴芝圃从四川抓回郑州批斗，称他是“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

是的，“毛泽东时代饿死了许多人”。但饿死人最多的河南、安徽、四川省直接责任人是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李井泉和曾希圣。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浮夸风”最严重和“饿死人”最多的三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都跟邓关系最密切？为什么这几个人都受到邓的保护？许多人饿死并不是国库无粮，而是地方当局把农民口粮征调一空冒充“政绩”：农民绝粮，附近的国库却是满的。这种做法是标准的“修养党”、“精英党”“党性”的产物：绝对服从上司要求，宁可老百姓无粮饿死，也不向上级要求开仓放粮，而且严密封锁消息，拦截老百姓逃荒求生，以免有损“大好形势”，妨碍他们的“政绩工程”。这与今天宁要GDP节节高升、不管人民死活的做法有什么区别？

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共信阳地委　1960年12月22日　的报告披露说，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在吴芝圃的支持下，将五类份子组织起来（指当时被划为敌人的地、富、反、坏、右），吃得饱饱的，打党员，打贫下中农，提出“宁要一斤粮，不要一个共产党员”，“打死一个党员，拿出一斤公粮”要表扬。反瞒产已经反得农民没有饭吃，还不准写信、不准要饭、不准逃荒、不准挖野菜、不准冒烟；食堂不开伙，活活将人饿死，一个小孩，饿极了，爬到食堂门口，被人撞死在墙上。槐树店的公社党委书记纠集一群人，打农民，打一下，喝一口酒，以人的惨叫声为乐趣。打死了父亲，又打死了十多岁的儿子。一个生产队长独占上面下发的80斤救命粮，还狂言要70人饿死50人才开伙。一个县百多个村庄的贫农大都被活活饿死。各种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个县、社几乎都有。河南省委为什么会允许这么做？　　

实际上，“大跃进”过程中存在着毛泽东路线与五类分子（帝富反坏右）路线的较量。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提醒吴芝圃：“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然而，吴芝圃置若罔闻。在看到吴芝圃没有改正的意思后，毛泽东很生气：“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并逐渐改变了对吴芝圃的看法，说“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1959年2月，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重点解决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具体政策问题，调整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吴芝圃仍津津乐道于几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不客气地对他说：“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毛泽东提出人民公社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吴芝圃却坚持大队为基础，毛泽东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你不要再这样搞了，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概算单位好”。——“大跃进”的路径到底是毛泽东的路径，还是吴芝圃之流的路径？1960年底，毛泽东又派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到信阳地区去调研，但吴芝圃却把他们安排到了许昌地区的鄢陵县，不让他们看到信阳的真实情况。对于吴芝圃的所作所为，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他“破坏民主、堵塞言路，‘左’倾蛮干，死不回头”。问题是，如果中央没有人作后台，吴芝圃何以敢如此放肆？　　

有人说毛泽东时代曾经出现的浮夸风和假大空，都是毛泽东造成的。但是我们知道，毛泽东时代大部分时候是实事求是的。根据因素分析法，如果一现象与某因素有因果关系，相关因素消失后则相应现象随即也会消失。那么，毛泽东死后，中国社会是实事求是消失了还是浮夸风、假大空消失了？当国家统计局公布2009年的房价上涨1.5%的时候，看一看公众的反应就知道了。　　

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府宣布2009年的ＧＤＰ要“保八”。网友说，2008年四季度，GDP增速是6.8%，这个数字放在全世界也是超高速了，但在这种“增速”下，国内却是企业经营艰难，行业衰退，工人、职员大量失业，大学生就业困难…… 在超高的“增速”下却出现了经济衰退，世界经济史上都是奇闻！可能也是一个中国特色。2009年早些时候，有个经济专家说中国GDP的增长率在8%以下就相当于欧美的负增长。网友说，那中国8%不就等于0%么？这个“8%”算不算一个浮夸数字？　　

综合上述情况，“饿死人”是毛泽东的责任吗？如果是，只能说明毛泽东由于退居了二线，没有能够控制全局，让混在领导队伍中的投机分子及其追随者有了可乘之机。因为根据中央的部署，刘少奇从1953年12月起已经开始主持一线工作并于1959年4月当了国家主席，邓小平1956年当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并于1957年辞去国家主席，而且当时实行民主集中制，毛泽东无法一人说了算，否则就会有更多的人说毛泽东“独裁”了。然而，在发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后，毛泽东却立即出面解决并替一线同志承揽“主要责任”，多么襟怀坦荡、义薄云天！但是，“饿死人”事件发生多年后，今天却没有人追究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责任，而是去追究虽然处于“二线”却发现问题最早、纠正错误最早、并替一线同事承揽责任的毛泽东的责任，岂不是别有用心？

另外，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每次饿死人都会引起人民起义的，可毛泽东时代饿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没有发生人民起义呢？根据原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驻北京记者站主任、在北京住过15年、《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初版于1996年，2004年又出了增订版）一书作者贾斯柏‧贝克说：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很多被采访者断定，在那个时候，广大农民对共产党很信任，所以他们做不出反抗的行动来。农民们相信共产党决不能让老百姓饿死，相信毛主席会来救他们。有些农民认为，宁肯饿死也不能抢粮库，国家的粮食一粒也不能动，如此等等——当时老百姓之所以宁愿饿死也不起义，是因为他们相信毛主席一定会派人来救他们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一点：广大人民对毛泽东是真心拥护和爱戴的，宁肯跟着他饿死也不反抗他。那么，到底“饿死”多少人呢？有说一千万的，也有说三千万的，还有说六千万、八千万的。由于目前没有国家提供的确切原始数据，人们都无法得出准确结果。但是，根据山东大学兼职教授、数学专家孙经先　2011-10-19　发表在乌有之乡上的研究结果，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在400万左右。但按照美国驻南京政府最后一任大使司徒雷登的记载，国民党时期每年饿死的人都在300-700万之间。这就是说，仅仅中华民国39年的时间里饿死的人就在二亿左右，这还不算因战争、瘟疫等疾病死亡的人数。北京《京华时报》　2011年5月12日　A4版一篇报道称：“本报讯（记者李秋萌），今天是我国第三个防灾减灾日。昨天，中国红十字总会训练中心主任辛宝山表示，排除不可预见的自然灾害和人力不可抗拒的重大事故外，我国每年死于非正常死亡的人数逾800万，其中八成是可以避免的。”有人评论，这个数字对我们同旧社会与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是一个很好对比，对那些借死人问题攻击毛泽东、诬蔑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制度是绝好的讽刺。　　

与解放前相比，更能说明问题了。自1820年到1949年，130年间中国人口一直在4.26亿至到4.5亿间徘徊，而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超过了10亿，30年间翻了一番半。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难道这6亿人口是“饿”出来的吗？为什么解放前130年人口增加不了？ 笔者问询过许多老年人，解放前是否也搞“计划生育”？是不是人民“富”得不愿生孩子了？都不是。那时一对夫妇都生育十个左右的孩子，有的甚至十几个，但由于生活条件太差，都“饿死、病死”了，能够养活大两三个也就不错了。两相对比，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解放前130年间人口没有增加，主要是因为“饿死、病死”，毛泽东时代人口增加，是因为生活和医疗条件转好，避免了那么多人“饿死、病死”。30年间人口增加6个亿，就是与解放前相比，30年少“饿死、病死”6个亿！与解放前相比，每年少“饿死、病死”2000万！然而，没有人追究解放前中国人被“饿死、病死”的如此大罪，单单去对毛泽东时代“饿死”人的问题大呼小叫，而且不具体追究真正的责任人，把责任都堆到避免中国人每年少“饿死、病死”2000万的毛泽东头上，谁能说不是别有用心？　　

　 　

二、“文革”的必要性、对中国文化造成的“破坏”与“整死人”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认为他一生中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在他带领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挽救了四分五裂的中国），原计划三年，一年开始，二年胜利，三年休整。但后来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收不住了，结果一下搞到毛泽东逝世。那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呢？有没有必要呢？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是非”。“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由此看来，文革有没有必要，关键在于党内是否存在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他们走没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判断的标准。实话说，当时这个问题还真不太明显。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党内的确有一些人热衷于搞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公然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而且是“恶补”。结果，正如美国知名投资家吉姆·罗杰斯在2009年8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现在的中国越来越像资本主义，而美国反而越来越社会主义。从全世界来看，这是一种巨大的转变。”今天，资本主义的外资经济占国内GDP已超过40%，私人经济占国内GDP约30%，而代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只占国内GDP的27%，这严重违背了宪法规定的公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规定。两极分化出现了，新资产阶级出现了，于是广大干部民众，包括认同邓小平理论的干部民众，认为资本主义复辟了，于是他们才重新认为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是正确的。难怪在纪念《决议》座谈会上，《中国税务》杂志社原社长张木生说：“改革开放最大错误，明明搞资本主义却不敢告诉人民”。　　

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秘鲁作家略萨说：“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贫富差距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而中国也许是唯一接受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加入共产党的国家。”他问道：“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吗？”西班牙外交官布雷戈拉特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书说：中国已变成“专制的资本主义社会”。　　

由此看来，“文革”不是“错误”，只是“不成功”，没有阻止资本主义复辟，没有阻止修正主义上台。　　

但是，这并不能说“文革”没有作用。要知道，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文革”的预防针，已经对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上台有了一定的预防意识，这就在修正主义者与外国合谋在中国推行“颜色革命”时能够进行自觉的抵制，使之难以成功。这也是“颜色革命”在苏联和东欧成功后，中国依然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原因。　　

“文革”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主要是对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进行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破除封建迷信和奴仆思想等糟粕，继承宽厚仁慈礼义气节等优良品质，同时建立民主思想和主人公思想等等。例如在旧社会曾泛滥成灾的娼妓、赌博、吸毒、抢劫、偷盗及黑社会活动在新中国成立不久便迅速灭绝的基础上，建立了以政治为先导的革命文化，筑就了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使初创不久的共和国政权的巩固与党的长期执政获得了不可或缺的文化支撑。主要表现是官民平等、男女平等、互帮互助、互谅互让、尊老爱幼、先人后己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立，以及由此造成的全社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拾金不昧、无名英雄等现象成为常态，打造了人类文明理想社会的雏形，产生了全世界为之敬仰的“雷锋精神”。毛泽东时代，中国各民族空前团结，齐声歌颂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空前提高，社会治安空前稳定，社会犯罪率很低，卖淫、嫖娼、吸毒、赌博绝迹。群众不知黑势力为何物，几乎家家夜不闭户。人们不知道啥叫“防盗门”。偶尔抓一个犯罪分子或在干坏事的地富反坏右，吓得向人民群众求饶。但是“文革”结束后，进行“改开”了，这些中国文化的优秀部分才真正被消灭了，不用举例，看看今天的中国现实就知道了。官员贪污腐败、贪赃枉法，信誉丧失、尔虞我诈，社会丑恶现象充斥各个角落，社会上人人自危、怨声载道。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也恶化了，群体性事件此伏彼起。　　

那么，“整死人”又应作何解释？“文革”本来就是两派之间的政治斗争，斗争中的冲突是在所难免的，激烈的时候双方都可能有人牺牲，这也是难以避免的。虽然毛泽东要求“文斗”，但对方难道一定会听毛泽东的吗？如果都听了毛泽东的，哪里还有“两派”？因此，一方听毛泽东的，即毛泽东派，另一方却可能坚决与毛泽东派用“武斗”，这就不可能避免有牺牲；这种情况下站在毛泽东派立场上的人也可能采取与对方同样的“武斗”措施进行自卫，双方都会造成人员伤亡。　　

然而，这里与斯大林统治期间苏联因为整肃而致死许多人的问题有一定区别。苏联很可能有肃反扩大化的情况存在，但中国“文革”不算扩大整肃。而且不能因为肃反扩大化就认为不应该肃反。试想，如果肃反会削弱苏联的力量，苏联在抵御法西斯侵略时又怎么能显示出如此的强大呢？应该这样来理解，一个国家也就像一个人一样，只有强壮的身体才能更有力量。有些人在一个国家中就好比一个人身体里的病毒细胞，虽然它也是一条生命，但如果国家听任其发展，就可能危及整个国家的健康甚至生存。只有对这些危害国家健康的病毒进行制裁，以致消灭了，国家才能变得更为强大。否则，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病毒如果不加清除，发展下去就会形成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毒瘤，导致苏联这个新时代的巨人产生癌症，轰然死去。与苏联的肃反手段相比，斯大林使用的是“西药”，猛烈但能迅速治标；毛泽东使用的是“中药”，温和但能够标本兼治。　　

　 　

三、前30年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问题　　

下面是2010年1月出版的《中国新政》的一段内容：“在毛泽东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领导下，新生的共和国仅用1/4世纪的时间就把一个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迅速地建设成为一个初步工业化的国家，这一成就举世瞩目。数据显示，在新中国的第一历史阶段，全国工业总产值与1949年前相比增长了30多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约90倍。从1952年到第一阶段结束止，工业产量以平均每年11．2％的高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最快，当时工业增长率平均每年高达18％，使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其后一些年份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保持着快速增长的势头。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虽然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在帝国主义的军事经济封锁中，又处于出生率高涨的婴儿潮时代，从1949到1978年，不但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年均增长7.3%，而且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物价稳定。不但有了自己制造的第一辆汽车、第一架飞机、第一个现代化钢铁厂、第一个重型机械厂……还有了“两弹一星”核武器，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建国3年后，国民经济恢复后的1952年，新中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除个别的以外，都超过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经济发展最好的1936年，工业农业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77.5%（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其中现代工业增长178.6%，农牧副业增长了48.5%。仅在“一五”期间取得的经济成就，就超过了旧中国一百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到1957年，1953年工农业生产总值比1952年增长14.4%，1954年又比1953年增长9.4%，两年平均增长11.9%，超过计划规定的年均8.6%的增速。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加60%以上）。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79亿元，1978年达到3645亿元，26年增长5倍多。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中国、苏联，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是二战胜利国）比较，1951到1980年30年工农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率如下表，说明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快，中国是最快的：　　

中国	工业	12.5%	农业	4.0%	一
苏联	工业	8.6%	农业	3.1%	二
美国	工业	4.0%	农业	1.6%	三
英国	工业	2.3%	农业	2.3%	四
法国	工业	5.0%	农业	2.5%	五

（引自张宏志《还清白于毛泽东》续集第122页）　　

解放前后的老一辈人，把火柴叫“洋火”，煤油叫“洋油”，自行车叫“洋车”，肥皂叫“洋碱”，铁钉叫“洋钉”……为什么都带个“洋”字呢？漂洋过海过来的——中国不会制造！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19世纪60年代搞了七八十年，到1949年解放时连一架飞机、一辆汽车、一台拖拉机都不能制造。1949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不足亚洲平均44美元的2／３，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美英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中国的死敌，千方百计贬损中国的成就。但是，它们还是对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一些客观报道。如在新中国建国10周年大庆前夕，美国《纽约时报》说：“从物质方面来说，这个国家改变得几乎让人认不得了。从中国回来的外国人发现，他们记忆中的在旧中国所做的既危险又有趣的旅行似乎是属于史前时代了。他们说，他们坐着准时出发的火车旅行，乘着安全的飞机飞到遥远的地方去，而且甚至在边远地区都住在清洁的新旅馆中。他们没有看到什么苍蝇，没有看到乞丐。”“中国尽管被自由国家宣布为非法，但目前在世界政治中却享有一种由于恐惧而产生的尊敬。”在新中国建国20周年时，英国报道：“今天中国是值得考虑的一支力量，不仅在经济上是如此，在世界政治中也是如此。阻碍小国完全屈服于两个超级大国的这一个或那一个的，是人民中国。阻碍人们的头脑完全屈从于超级大国的哲学的也是中国。中国革命使其他正在斗争中的人民懂得了自力更生的意义。”在新中国建国30周年时，日本人说：“从四千年的悠久历史来说，三十年不过是短暂的期间，但在这段期间里，中国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并已达到宪法上所讴歌的‘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 　　

有人说毛泽东时代不讲民生，人民生活很穷，改革开放后才开始讲民生，人民才富有了。但我们知道，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没有工作住房之忧（国家包管给每个人安排工作，参加工作的同时分配住房）、没有生病和子女就学之忧(基本免费)，即使一家五六个、七八个孩子都能够上得起学、看得起病、住得起房。现在讲民生了，富有了，但绝大多数人却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供应不起孩子上学了，别说一家七八个孩子，一个孩子都养活不起了。难道我们要的民生和富有就是住不起房、看不起病、养活不起孩子、供应不起孩子上学？这种富有和民生是不是有点“民不聊生”的味道？实际上是，在这三十年里，整个经济发展水平虽然还相当低下，但比解放前已经大大提高，基本医疗卫生工作甚至被一些国际机构评价为典范。而且社会风气良好，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荡漾在社会空气中，无处不在。人民精神焕发、意气昂扬、和睦相处、其乐融融。想想看，如果真的不讲民生，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吗？与解放前相比，更能说明问题了。解放前130年间人口没有增加，不是因为限制生育，也不是因为老百姓不愿意生孩子，而是生的孩子因为生活条件太差饿死、病死了，长不成人！能够侥幸长成人的也因为有病没钱治、社会混乱或战争等原因活不大年纪。如果没有毛泽东，即便父母能够生下你，也缺乏把你养大成人的能力。（解放前，中国人民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1949到1976年，世界人均寿命从47岁上升到58岁，中国则从35岁上升到70岁，到2001年5月，在毛主席逝世后的二十五年里，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已经由原来的70岁下降为62岁。）　　

有人说，现在就是比毛泽东时代生活水平高，经常有肉吃。不错，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毛泽东时代，实行不限制的生育政策，一个人挣钱，要上养老、下养小，而且有很多妇女没有参加工作，是家庭妇女。多的，一个人要负担10余人的生活，少的也要负担3、4个人，3口之家很少，特别是2人挣钱的3口之家更少。抚养人口过多是当时生活水平低的主要原因。今天，如果让你也养七八个孩子，你的生活水平还有那么高吗？还能经常有肉吃吗？很可能，不但没有肉吃，连草根树皮也没得吃，小孩会饿死一大半，这不回到旧社会了吗？反过来说，那时候也像今天一样生养这么少的孩子，生活水平远比今天要高。改革后，由于计划生育控制小孩出生，要负担的抚养人口大幅度减少，特别是城市，大部分是2人工作养活一个孩子，甚至包括上一代4人挣钱养活一个孩子，也是能够提高生活水平的因素。比较一下，即使同等条件，1人工作抚养5个人与2人工作抚养1个人生活条件会一样吗？更别说当时的经济基础比今天要薄弱得多了，而今天的经济基础还是毛泽东时代奠定的。　　

因此，比较生活水平高低，还要看多少劳动力负担多少人的生活，在同样的负担条件下进行比较才合理。再说，生活水平的高低还与当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大局有关。首先，毛泽东时代是从旧社会工农业底子非常薄弱的基础上开始的，“一穷二白”，资金有限。第二，怎样使用这个有限的资金对国家最有利呢？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工业，在现代社会是无法立足的，而工业又分轻工业和重工业。发展轻工业可以更好更快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如果没有强大的重工业体系，轻工业就缺乏强大的后盾支持，无法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因为轻工业所需要的机器设备设施是由重工业提供的，这也是旧中国一直生活水平不高的一个原因。再说，还要全力发展军事工业，因为，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无法抵御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更不能保证我们的革命果实和国家建设。因此，建国后国家从长远和全局出发，决定先重点进行重工业和国防建设，这就无法同时把轻工业快速发展起来，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无法快速得到提高。然而，正是由于当年建立了完整的重工业体系，才为后来迅速转向轻工业建设、生产满足人民生活的轻工业品奠定了基础，而强大的国防是所有这一切得以实现的保障。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体系做支撑，我们的生活水平会迅速提高吗？恐怕还跟解放前一样。　　

这里可能有一种误解，认为手里的钱少，就是贫穷，钱多了，才是富有。实际上，贫富的标准不是你手里的钱多少，而是你手里的钱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你的生活需要。在新中国建立之前的　1948年12月1日　，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成立，并发行第一套人民币（现称旧币）。1951年底人民币成为中国唯一合法货币，除台湾、西藏外全国流动。　1955年3月1日　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时进行了货币改革，使第二套人民币与第一套人民币的比率为1：10000，即第二套人民币的1元相当于第一套人民币的10000元。原来你一个月的工资是人民币30万元，现在只能领人民币30元了。那么，是不是说你的收入就降低到原来的1/10000了呢？不是，因为你所领取的新币30元相当于旧币30万元，其购买力是一样的。当时农村集市上一碗丸子汤就要500元，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定价1.2万元。第二套人民币发行后，一碗丸子汤就只要5分钱，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只要1.2元了。“新中国第一贪”河北省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河北省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二人贪污总计达171.6亿元，就是新币的171.6万元。　　

这次人民币改革后，人们手里的钱确实变少了，但由于这个钱在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方面与之前并没有变化，绝大多数人还是能够住得起房、看得起病、养活几个孩子上学，这除了因为那时物价低外，还是因为国家包揽了民众绝大部分必要的生活开支。今天你手里的钱比那时可能多得多，但绝大多数人已经住不起房、看不起病、连一个孩子上学也供应不起了，这一是因为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比那时上涨太多，二是国家把原来基本包揽的医疗、住房、教育等社会福利又重新甩给公民自己了，三是大部分国家财富被少数人侵吞，贫富悬殊急剧拉大，你相对贫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只有三十元左右，但这三十元可以养活一家人，五六个、七八个孩子能养得起，不担心住房、看病、孩子上学的问题。现在，给你三千元的工资你能养得起五六个、七八个孩子吗？恐怕三万元你也养不起八个孩子而且不担心住房、看病、上学的问题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现在的三万元没有那时三十元顶用。再说，现在有几个工人能够每月领到三万元工资呢？　　

2011年初，有人按照实际购买力将毛泽东时代的工人工资与当今的工资进行了比较。由于工资有地区差，数据是以上海某地区的工人1976年工资计算的。说1976年上海某地二级工工资38.87元，相当于2011年初的5617.55元；三级工48.5元，相当于2011年初的6608.78元；四级工56元相当于2011年初的7629.95元；七级工97元，相当于2011年初的13216.20元；八级工111元，相当于2011年初的15123.65元；工人全国月平均工资51.25元，相当于2011年初6982.77元；全国工人年平均工资615元，相当于2011年初的83793.16元。反过来说，2011年初的工人工资与1976年相比又是多少呢？3500元相当于1976年的25.69元；3000元相当于当时22.02元；2500元相当于当时的18.35元；2000元相当于当时的14.68元；1500元相当于当时的11.01元；1200元相当于当时的8.81元；1000元相当于当时的7.34元；800元相当于当时的5.87元；600元相当于当时的4.40元；150元（有的是最低保障费）相当于当时的1.10元。那么，改革开放后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工人的工资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用这个数据一比较就明白了。　　

毛泽东时代，从1950年到1972年，工人工资涨了1倍，如果把三十年来工资的涨速也按涨1倍计算，现在职工的工资应该是：1976年二级工41.23元×2＝82.46元，现在应该是11235.10元；三级工48.5×2＝97元，现在应该是13217.56元；四级工56元×2＝112元，现在应该是15259.90元；七级工97元×2＝194元，现在应该是26432.40元；八级工111元×2＝222元，现在应该是30247.30元；全国职工月平均51.25×2＝102.50元，现在月工资应该是13965.546元；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615×2＝1230元，现在应该是167586.32元。但是今天有几个工人能够达到这个标准呢？　　

此外，毛泽东时代人们还享受着公费医疗、义务教育和福利住房，这些福利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呢？这里不说医疗和教育，单是住房这一项，大城市一套需要500万，中等城市100万，小城市50万，即使全部按照小城市计算，工人们两个人一生的收入都不可能购买一套住房了。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人们享受的公费医疗、义务教育和福利住房超过今天的50万元甚至100万元。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中国不存在“失业”现象，国家包管每个人的就业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使这个劳动就业制度逐渐瓦解了。1986年，《企业破产法（试行）》颁布实施，大批国有企业职工开始出现失业问题。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市场化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国家要砸破“铁饭碗”、“减员增效”，大批工人下岗，失业者弱势群体大量涌现。今天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增效”一定要“减员”吗？一定要砸破“铁饭碗”吗？学者认为，“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一个人他只要就业，不但国家不需要补贴他，他还为国家创造财富。但是一旦失业以后，他不但不能为经济增长作贡献，国家还必须给予困难补贴，这一进一出差距是很大的。” 但这只是说出了表面问题。实际上，砸破“铁饭碗”的同时，工人们的国家主人公地位也被砸掉了，当你重新“上岗再就业”后，已经是资本家的奴隶了；而那些不能“再就业”的人，连奴隶都做不成了，成了社会上“多余的人”，任你死活，也没人管你了——难道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政府做的事情吗？　　

美国军事作家、评论家拉瑞斯约本海默说：中国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且物价稳定的国家，她有相当的财政储备，国民经济比例搭配基本合理、门类齐全、工业布局较为均衡、GDP增长一直高居世界之首，综合国力居于世界前茅。……我们很多经济专家发现：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工业革命，80年代的中国经济变革开放就无从说起。……文革时期的科技，依中国中科院年统计，千年来重大科技成就，文革十年最多，有氢弹、核武及原子弹、卫星、胰岛素、杂交水稻、哥德巴赫猜想等，现在神州号的主要关键技术也是那时的。军事上打败了美、苏、印度、南越，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当时社会安定，据统计数据显示，经济几乎年年高速增长。　　

“我们外国人不了解什么叫‘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但当时的中国没有企业破产或不景气, 没有工人下岗失业, 没有发不出工资, 没有通货膨胀, 没有银行不良资产, 没有内债外债, 没有拖欠工资、没有两极分化、没有假冒伪劣、没有剥削、没有贩卖活人、没有买官卖官、没有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的‘三座大山’、没有……工农业产品产量和财政收入都大幅度增长, 我们很奇怪：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濒临崩溃’？1979年人均占有粮食比2003年的人均数量还高。而现在的中国，却需要大量进口粮食和石油等等民生资源。” 　　

反观在改革开放、“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环境中，在严格控制人口出生率的情况下，1978到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还有8%的水分。工业和经济形成了严重依赖外国的局面，而且物价上涨了50倍左右。同时“河流受到污染，天空蒙上阴霾”，生产安全恶化，矿难频仍，媒体称这个ＧＤＰ是“带血”的，许多人还认为是“被增长”的。老百姓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学。　　

在建国60周年大庆之际，埃菲社说：“专家认为，在新中国诞生后的头30年，中国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因为当时的经济基础过于薄弱，经济政策就显得更加有效，因为‘将1元变成2元比将100万变成200万要容易得多’。”这话显然是在降低新中国前30年的政策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因为它不能解释旧中国为什么在经济基础一直“过于薄弱”的情况下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就是“没有成效”，但它曲折地肯定了新中国前30年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经济建设的成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教授、《当中国统治世界时》作者马丁·雅克说：“1949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在之前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中国饱受外国侵略，尝试过种种革新都没收到好的效果。而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报也认为：“新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根基是在毛泽东时代建设而成的。” 　　

下面是2010年1月出版的《中国新政》的一段内容：“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已能生产自己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与此同时中国还实现了核强国的梦想，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爆炸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中国首颗卫星成功发射。还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这些成就无疑代表了今天中国发展所需的重要经济条件和实力基础。应该看到，这一阶段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几乎都是围绕政治任务展开的，都是运用计划经济体制实现的，这一体制虽然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倾其国力和积聚社会力量，快速完成既定的国家任务与目标，但在创造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和人民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方面明显欠缺。可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能因此否认该时期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说：“一度曾有过对计划经济的全盘否定，把60年的成就全部归功于后30年的市场机制。这不仅对历史不公，也不利于反思市场经济带来的问题。”建国后的前30年，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原始积累，奠定了国家繁荣的基础，“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给市场经济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人员。中国革命消灭了地租，低地价成为房地产业超额利润的来源。计划经济为经济增长积累了财富，市场经济把潜在的财富变成了现实的财富。” 　　

　 　

四、文革让人不读书，“文革耽误了一代人”的问题　　

因为文革要把一大批知识分子改造为普通劳动者，许多人受到冲击。因此文革结束后流行的一句话叫：“文革耽误了一代人”，说文革让人不读书，没有接受教育。然而事实更具有说服力。从文革时期及其前后中国教育统计数据看，正是文革才让更多的人能够读书，正是文革的革命路线才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工农子弟有机会接受中等教育。1949年，中国初中招生仅34.1万人，高中仅仅7.1万人。1950年达到初中50.1万，高中10.8万。文革前的1965年，初中招生人数达到299.8万，高中招生人数达到45.9万，与1950年相比，15年分别增加到近6倍和5倍。到了1968年，初中招生人数已达648.5万，高中招生人数达63万；1969年初中招生人数达1023.4万，高中达103.6万；1976年初中招生人数是2344.3万，高中招生人数是861.1万。文革结束时与文革前的1965年相比，10年之间，初中招生人数增长近8倍，高中招生人数增长近20倍。文革爆发前的1965年，教育系统为国家培养出的高中毕业生仅有36万人，初中毕业生仅有173万人，而到1976年，教育系统为国家培养出的高中毕业生达到517万，增长了14倍；初中毕业生达到1200万，增长了7倍，基本实现了为国家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战略目标。1977 年初中招生人数为2367.7万，高中为993.1万。到了1990年，初中招生人数为 1369.9万，高中为249.8万。文革结束14年后，初中招生人数下降近一半，高中的招生人数下降了近3/4。　　

上面还只是从学生数量上说的，在教育的思想和效果上区别更大。有人把毛主席时代的教育与今天作了一个对比，说毛泽东时代重视德育体育，向工人、农民学习技术，活学活用哲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现在是“好好学习，出国留洋”；毛泽东时代“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现在学生都是胖墩，个个戴着眼镜；毛泽东时代“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现在是“争先恐后，移民美国”。　　

由于毛泽东时代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改造，不少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十分痛恨，并在1985年将教师节由　5月1日　移到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　9月10日　）进行庆祝。然而，毛泽东真的压制了知识分子吗？我们通过给知识分子的待遇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十分优待知识分子的。早在延安时期的1938年，规定的津贴为：士兵（班长）1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长4元、团长以上一律5元，毛泽东、朱德也是5元，而文化名人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10元，冼星海每月15元（均为延安边币）。建国后，实行工资制，　许多名　教授、大学者、老作家、著名表演家、高层民主人士的工资都高过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如　叶企荪　教授每月收入460元，马连良1800元，梅兰芳2000元，而毛泽东只有404.8元。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还对中级以上知识分子按月特配黄豆、鸡蛋、食糖等营养品——这在那十分讲究平等的年代，实属不易。有些人只记得文革期间被骂过知识分子“臭老九”，却忘记了毛泽东讲过“老九不能走”，忘记了知识分子的工资高过公务员与那个时代对他们的种种特殊照顾。乌有之乡网上有一篇文章《让我们如何信任你们呢？——读<人民日报：官员对百姓都不信任，又如何奢求被信任>有感》，说老百姓本来是十分尊重专　家　教授的，即便是在他们被打成“臭老九”的时候，人们仍然尊重那些具有真学实才、热爱祖国的专　家　教授；如今专　家　教授被称为“砖家叫兽”，媒体和记者被老百姓称为“美蹄和妓者”，比之“臭老九”的说法更难听，已经使得“斯文扫地”了，他们却不去追究让他们陷入这种境地的责任人，可见他们痛恨毛泽东是另有原因的。　　

再说，思想改造是针对那个时代所有人的，并不限于知识分子。因为先进的世界观不是天生的，需要在陈旧的世界观上不断改造才能形成。毛泽东在　1976年3月3日　下发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写有这样一段话：“谁都需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凡是有志于革命到底、为人民服务的人，都需要把思想改造当作一个人追求进步、积极向上的自觉行动。只是有一点，毛泽东历来走群众路线，对上严，对下宽，对干部严，对群众宽，对资产阶级、帝修反以及容易蜕变为这种货色的人严，对无产阶级、工农大众以及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宽。这就不可避免地遭到被严格要求的人反对。然而，正是这种思想改造，才保障了革命队伍的基本纯洁和社会的总体健康，保障了社会的和谐发展，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理想社会状态也只能出现在这种情况下。　　

笔者建议，由于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他逝世的　9月9日　及其后的三天（9—11日）要规定为国家和民族的忌日，全中国人民和全体华人在这三天里都要对毛泽东的逝世进行哀悼纪念，禁止一切娱乐和庆典活动，如有违反者严惩不贷。　　

　 　

五、不进行计划生育造成中国人口“过多”的问题　　

有人说，毛泽东时代不进行计划生育，造成中国人口激增，给中国的发展造成了负担。这完全是一种污蔑。要知道，正是毛泽东时代生育的这些人，才给今天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给今天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人口红利”（能够参与经济活动的15至65岁的“生产年龄人口”比率较高的国家往往具有增长潜力，这称为“人口红利”）。今天，当年抚养的孩子都成为劳动力，工作人口大幅度增加，“人口红利”出来了，大量创造社会财富。　　

文明的生命力取决于人口的绝对数量。人口资源是国家的根本，也是安全的根本，是国家的“硬件”。正常的人口繁衍是国家安全的保证。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或民族人口相对于其他国家或民族人口发展的速度，还反映这个国家或民族的文明相对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发展速度（兴旺还是衰落），反映这个国家或民族相对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强大程度。古代中国由于人口众多创造了辉煌文明，独领风骚上千年。近代英国将人口从400万发展到2亿多，主导全球历史两百年，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主导世界历史。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发展速度世界第一，中国就在反侵略战争中战无不胜。　　

在1500年，法国人口是英国（400万）的4倍（1600万），德国是英国的3倍。到了1800年，英国人口增加到4.1倍（1630万），法国才增加到1.7倍（2740万），德国达到4.7倍（2900万）。1900年，英国达到4160万（10.4倍），法国3190万（1.99倍）。而且英国外移人口远比其他国家多。1800年美国530万人口中80%是白人，而白人中80%是从英国来的，只有20%来自欧洲大陆，加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英国后裔，现在保守也有2.15亿，而法裔全球只有9640万。也就是说，500年以来，当初英国的400万人增加了53.5倍（其中本土增加到16.2倍），当初的1600万法国人增加不到6倍（其中本土增加到3.8倍）。1800年英国本土人口加上移民约为2000万，从1800年到2006年，英国人口增加10.7倍，法国只增加到3.5倍。原本是欧洲一支方言的英语也发展为世界语言，而原本辉煌的法语却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同期，中国人口增加到3.25倍（从4亿到13亿），相当程度还要归功于毛泽东时代将婴幼儿死亡率大大降低和中国人均寿命大大延长。俄罗斯1500年人口也只有600万，到1900年达到1.33亿，1990年达到2.89亿，增加48倍。　　

我们可以看到，从1500年以来，英国人口增加53倍，产生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俄罗斯人口增加48倍，产生一个超级大国苏联；在这两个超级大国的较量中，人口发展更快的英国人（美国）把人口发展较慢的俄罗斯人（苏联）击败了。新中国建立后的30年间，人口发展速度世界第一，因此也取得了反抗外国侵略的全部胜利，并由此扭转了100多年来遭受侵略、掠夺、蹂躏的屈辱历史，将“东亚病夫”打造成了“战无不胜”的巨人形象。　　

据英国殖民当局统计，1901年整个印度殖民地（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不丹等）人口为2.38亿，中国4.26亿，2006年印度10.95亿，孟加拉1.47亿，尼泊尔0.28亿，不丹0.02亿，加起来14.4亿，而中国13亿中还有4千多万水分。尽管印度政府十多年来一直在采取人口控制措施，2011年的人口还是比10年前增加了17.6%，达到12.1亿。1982年，中国人口出生率达到2.09%的最高点，2010年，则降至0.57%。中国人口已接近负增长，而印度人口还会再增长几十年。而现在，中国每年出生的女孩不到600万，而印度却有1200万，这意味着印度人口再生能力是中国的两倍。考虑到中国的生育文化破坏严重，而印度生育文化保存较好，那么中国今后每年生育人数将不到印度的1/3。台湾《全球中央》2010年 10月号报道，到2100年，印度人口将会介于18.53亿和21.81亿之间，可望成为全球唯一突破20亿的国家。据测算，根据现行政策，至2100年，中国的人口将减半到6.7亿，即不到印度的1/3。　　

自唐朝以来，中国人口一直世界第一，约占全球40%左右，直到19世纪初，中国4亿，全球10亿。但之后随着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下降，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开始降低。20世纪初，世界人口达16亿，中国仍是4亿，占世界人口25%。100年中，世界上外国人口由10-4＝6亿增加到16-4＝12亿，增加一倍，中国却没有增加。2005年，中国13亿，全球65亿，中国占20%。10年后，中国人口将只能占15%左右。有一本书《大国空巢》说，计划生育使中国减少3亿人口，使得世界60亿人口日延缓4年到来。中国要是减少10亿人口，世界60亿人口日不过是再延缓几年而已，而中华民族可就灭亡了。这种当人进化到非人时候才会有的大公无私思想竟然成为现实！在我们嚷着人口过多时，中华民族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下降了一半！　　

有人说，我们中国就是人太多，必须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那么，如果与印度相比，中国人口算不算多？印度面积只有297万平方公里，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可人口已经很快超过中国了，印度人不但没有嫌自己的人口多，反而是其国内和国际上都因印度的人口前景而看好印度的未来。老龄化问题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自称全球老龄化“大本营”的日本认为，与中国相比，印度的人口结构“老中青分布合理，变化速度缓急适中，前景相对乐观”。为什么单单是中国嫌自己的人口多？我们是不是中了别人的奸计？　　

人力资源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资源，人口资源是人力资源的源泉。德国和日本国土面积都只有30多万平方公里（德国35.6、日本37.7），人口密度都超过中国许多倍，但这两个国家都已崛起为世界性大国。秘诀何在？在于他们将不断增加的庞大人口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源。德国、日本本身都足以养活其庞大的人口。日本1937年人口不到7000万，感到人口压力大，需要扩展地盘；目前已经达到1.27亿，生活水平比1937年要高多了，却在千方百计鼓励生育。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艾奇逊暗示说，中国政府解决不了自己的粮食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才有出路。毛泽东针锋相对：人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东西，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结果在美帝国主义的极力封锁下，中国不但解决了自己的粮食问题，还取得了两弹一星等高科技成果。　　

19世纪德国的崛起得益于人口增加，将不断增加的庞大人口资源开发成人力资源是德国崛起的秘诀。而中国1979年以来的道路却刚好相反：一方面通过独生子女政策减少新增人口资源，一方面又大幅降低对教育和科技的投入比例。　　

人口宣传是一种国家战略。西方国家一方面大力宣传要大家控制人口，一方面自己则反其道而行之，大力发展自己的人口。1798年，英国人马尔萨斯出版《人口原理》，导致英国的最大殖民竞争对手法国人控制生育，造就了一个日不落大英帝国；1968年美国人保罗·Ｒ·埃利希出版《人口爆炸》，导致美国最有潜力的政治对手中国1979年出台了断子绝孙、走向自我灭绝的“一胎”生育政策，许多人成为没有户口的“黑户”，而美国规定，只要在美国领土、领海或领空中出生就可以获得美国户口。　　

这里需要提一下美国1974年出炉的“减少世界人口计划”。为了保证地球资源不会枯竭，又要维持美国等发达国家（准确地说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穷奢极欲的富裕生活，必须将世界人口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即控制世界人口。为此，美国出炉了高度机密的备忘录——《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200号》，其主旨就是要实施“世界人口行动计划”以大幅降低世界人口数量。目前，有案可查的行动方式和结果有3项：1、通过接种“免费疫苗”造成妇女隐性流产。恩道尔在《粮食危机》一书中披露，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连同世界卫生组织在墨西哥、菲律宾等国进行了大规模破伤风疫苗接种活动，一个由信奉罗马天主教的非神职人员所组成的组织对此行动的动机产生了怀疑，决定测试疫苗，结果发现，这种疫苗能使女性无法维持妊娠，造成女性隐性流产。2、通过转基因食品造成致死、致残、得怪病、慢性病、癌症或短命，体质下降直到下一代生育基因坏死，几代后断子绝孙。在转基因食品面世的20年间，因食用转基因食品而中毒致死、致残的有数十万人，得怪病或短命的上千万，得慢性病或癌症的上亿。目前可通过控制基因而控制的疾病有十几种，而且有100%的遗传性，这些疾病表现为：一是转基因食品使用者思维减缓，变得呆笨，以致下一代智商严重降低或短命；二是导致慢性病，可控制下一代体质降低或缺乏某种抗体，以致让下下一代生育基因坏死，经历几代后，就导致断子绝孙。欧盟通过间谍得知“人口减少计划”后，立即全面禁止并捣毁转基因作物。针对转基因食品可能对人类带来的严重后果，日本从2000年开始，决定以玉米为原料的大型食品加工企业必须全部用非转基因玉米原料；斯里兰卡政府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明令禁止种植转基因作物；非洲一些贫穷国家则表示，宁愿饿死也不接受美国的转基因玉米援助……但是，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大力推广转基因作物、转基因食品！这不是在中国执行美国的“人口减少计划”吗？3、通过“卫生保健”手段让育龄妇女永久性绝育。例如巴西，是美国实施“人口减少计划”中13个人口控制“重点国家”之一，在育龄妇女中实施了绝育计划。实施该计划14年后的1991年，巴西政府公布的调查显示，已有44%的14-55岁女子永久性绝育。

另一个大问题是，不合理的人口结构也会导致一个国家的崩溃和灭亡，特别是在与敌对国家的较量中。比如苏联与美国的较量。美国的迅速强大与美国的人口迅速发展和保持良好的人口结构不无关系。1776年美国独立后只有250万人口，1800年达到530万。得益于高生育率和移民，1900年达到7621万，1915年突破1亿，1967年突破2亿，1990年达到2.49亿，现在已经超过3亿了。从1915到1990年，美国人口增加到2.49倍，而且移民多是青壮年，大大提高了年轻人在人口中的比例。而苏联人口从1917年的1.846亿到1990年的2.886亿，只增加到1.56倍。虽然这时苏联人口仍然比美国稍微多一些，但苏联人口结构严重畸形，由于生育率低，没有外来移民，老龄化严重，劳动力人口不够，甚至不足以支撑2.89亿人口的大国，在与美国进行较量中崩溃是很难避免的。因此合理的人口结构十分重要，无论人口多少，如果没有合理的人口结构，都很容易崩溃。为此，俄政府在2007年至2010年间拨款60亿卢布（1美元约合25.9卢布），给2007年1月1日后出生的非头胎孩子的家庭，发放数额为25万卢布的一次性国家育儿补助。凡是生育二胎以上的孕妇，每生一胎便可获得相当于5000英镑的奖励，这对每月平均工资仅150英镑的俄罗斯百姓而言的确是一个不小的诱惑。生三个孩子以上甚至还会有荣誉，给你建设住宅的土地。2011年2月，俄罗斯宣布新的养老税法，恢复俄罗斯1941年制定、已经中断18年的无子女税，20至50岁的无子女男性和20至45岁的无子女女性，每月应向税务部门交纳工资额的6%。　　

卫国战争时期，俄开始对无子女家庭征税，20-50岁的已婚男性公民和和20-45已婚女性公民若非出于健康原因而未生育子女，需交纳相当于其月工资6%的无子女税，再加上“英雄母亲”等其他生育政策，使得苏联的生育率在1987年一度达到了2.19%。可是，苏联解体之后，20世纪90年代，“无子女税”这一和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联系在一起的有违西方所谓“人权”理念的政策，被理所当然地废除了。　　

计划生育未必完全就是坏事，但凡事都有一个“度”，超过了“度”，就会“过犹不及”。“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个政策已经实施了三十多年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中国控制了人口出生率，中国的经济发展才得以更快的速度进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中国经济的起飞起到了轻装减负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僵化的计生政策，已经产生了中国人口资源的潜在危险。问题之一是人口老龄化。通常，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超过总人口的7%，就被称为“老龄化社会”，而超过14%就称为“老龄社会”。中国在2001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能够参与经济活动的15至65岁的“生产年龄人口”比率较高的国家往往具有增长潜力，这称为“人口红利”。普遍的情况是，如果对人口结构问题应对得当，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就可以赶上发达国家。中国内地的人口红利开始于1965年至1970年。预计将于2015年结束。日本于1990年代已结束，韩国和台湾地区也将于2015年结束。但韩国和台湾地区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而中国大陆2009年人均GDP尚不足4000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在成为发达国家之前，人口红利就将结束。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有能力在衰老之前让自己富裕起来吗？”中国将出现一个世界前所未有的“在低收入阶段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状况。2010年世博会前，外媒说：“看一看上海世博会的工地就会发现，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城市劳动力不足已经彻底改变了社会结构，少了农民工城市将无法运转。”　　

2005年，中国年龄在30-35岁之间的人口为1.35亿。到2020年后，他们将步入老龄行列，中国的劳动力储备将出现缺口。2006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超过1.5亿。2030年后，曾经带动经济增长的净劳动人口将转而起负面效果。据德意志银行估计，从2010年到2030年，印度的劳动人口将增加2.4亿。目前印度12亿人口中，25岁以下人口已经超过一半。到2035年，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达到15亿，其中65%的人口处于工作年龄，这将使印度的劳动人口数量居世界第一位。　　

目前，中国已经出现了许多“　4-2-1　”型家庭，继续下去就会出现“8-4-2　-1”　型。由于医疗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还会出现“16-8-4-2　-1”　型。也就是说，两个年轻人可能要负担超过10-30个人的生活。这比苏联的人口结构畸形得多，必将导致中国社会更容易崩溃。有人把这称为“民族自杀”。我们需要警惕的是，这种“民族自杀”只有汉民族，因为中国56个民族中其他民族不需要如此“计划生育”，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更没有这么做。难道汉民族气数已尽？ 　　

这里还有一问题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仅仅2005年，中国出生的男婴就比女婴多出110万。2009年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的男孩比女孩已经多出3200万。20岁以下的中国公民中，性别比例最失调的是1-4岁，达到124:100，农村地区甚至达到126:100。在严格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省份江西与河南，超过了140：100。第二胎生育的性别比例失衡情况更为严重，达到143:100，其中浙江达到192:100。然而，独生子女政策最为宽松的西藏和新疆性别比例属于正常范围。目前已经导致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猖獗，造成社会问题。　　

实际上，这是我们中了别人为消灭中国而设计的圈套。“一胎政策”只局限于汉族，而汉族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90%以上，足以让中国的人口“硬件”与外国相比急剧下降，大大削弱中国的硬实力；同时，还能够引发汉族与其他50多个少数民族的矛盾和冲突以致内乱，给敌人消灭中国创造机会。　　

媒体认为，“亚洲的崛起也许最终是一个幻想。……由于奉行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人口在迅速老龄化。老龄化构成了严峻挑战，因为中国可能没有足够多的工作人口供养老年人口。……中国将未富先老。……结局将是灾难性的。”2009年11月下旬，清华大学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经济参考》上发表《“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儿”该结束了》的文章。说到202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16.7%，2050年将升至31.1%，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15至59岁劳动力人口自2020年将开始减少，到2025年，中国的人口将比印度还少。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一位官员在2010年2月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十二五”期间(2011年-2015年)将维持不变。更有政府官员表示，至少在2033年前将仍然执行这一政策。我们不应该默认只会“集体失语”的情况继续下去。　　

哪种人口政策是为了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哪种人口政策将导致中国和中华民族灭亡？以上内容给出了一个答案。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为了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避免已经迫在眉睫的灾难到来，我们必须恢复毛泽东时代的生育政策，立即停止现行的“一胎”生育政策，规定每一对育龄夫妇都有生育三至五个以上孩子的义务，因为只有达到这个数目才能保证人口的正常更殖。同时，国家要保证给予每对夫妇都有抚养这些孩子长大成人的条件，如果条件不足，国家要给予补贴。　　

相反，如果有哪个中国人再认为中国人口太多，我们就让他（她）先自杀，带头为中国减少人口做一份贡献！　　

　 　

六、“闭关锁国”问题和“独裁”问题　　

军事打击和经济制裁是帝国主义对待社会主义国家的常用手段，从社会主义出现开始，资本主义势力就进行疯狂的武装镇压。1871年建立的巴黎公社是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仅仅存在了两个多月就被资本主义血腥绞杀了。早在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后，英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盟主，就同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直到1920年底才被赶走。1946年秋，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军取得节节胜利，由英国扶持的右翼反动政府岌岌可危。1947年，美国接手英国的盟主地位，领导镇压希腊共产党，1949年终于推翻希腊临时政府。同时对共产主义世界开始冷战。为了遏制社会主义的发展，　1949年4月4日　，美国组建了“北约”军事同盟。为了消灭中国共产党，它出钱、出枪、出飞机坦克、出战争顾问帮助蒋介石，挑起中国内战。当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它又发动了同样目的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封锁。看看今天的朝鲜、古巴就知道，这种手段一直在使用，你想“对外开放”，“开放”得了吗？况且，国家之间的博弈以国家的生存为第一要义，谁也不可能以牺牲自己国家为代价进行“对外开放”。否则，如果在没有把握好时机的情况下“开放”自己，就会像萨达姆、卡扎菲一样把自己的生命和整个国家“开放”出去，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提出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战略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建立社会主义中国。直到世界大形势转变得对我们有利，中国人在人类作战史上第一次用导弹打下了美国的高空侦察机，美国不得不郑重承诺，驻台湾的美国军队保证在规定的期限内撤出台湾。美国、法国、日本更是对中国人民“守诚信”，不卖武器给台湾，不接见台湾和西藏的分裂主义分子，没有谁敢欺负中国人。1971年，世界人民不顾帝国主义的坚决反对，将中国“抬入联合国”，1972年帝国主义的“霸主”美国的总统尼克松“屈尊拜访”中国之后，毛泽东才同意逐步与资本主义世界打交道。这是综揽全局，占据主动，稳扎稳打，把握适度分寸，屹立不败之地的一个战略家的选择，一个超级领袖的战略布局。　　

从1970年负责主席家里财务和主席日常生活的吴连登同志说，那时候国际上对我们实行封锁，现在说毛主席“闭关锁国”，这纯粹是胡说！其实，还不仅仅是胡说，是一些人出于某种目的在进行别有用心的误导式宣传。

关于毛泽东“独裁”“不民主”的问题，现在已经演变为“一党独裁，无法实现民主”了，因为在毛泽东之后，“独裁”“不民主”的问题并没有从中国摘掉，如果只有毛泽东“独裁”“不民主”，毛泽东死后就不应该再有“独裁”而且“民主”了，可事实正好相反。这说明说这个问题的人不仅是说毛泽东“独裁”“不民主”，而是说共产党“独裁”“不民主”，毛泽东只是共产党“独裁”“不民主”的一个领导人而已。那么，毛泽东有多么“独裁”不“民主”？共产党有多么“独裁”“不民主”？下面一一说说。

关于毛泽东的“独裁”和“不民主”。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看，毛泽东在党内从未占据过主动地位，从未当过党的总书记，而且一直是“少数派”。遵义会议前由于自己的见解与中央不一致多次被“清除出”中央，只是到了革命危急关头大家觉得离开毛泽东的智慧就无法将革命进行下去的时候才将他再度“起用”。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是“利用了”毛泽东才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的，不是毛泽东控制了“中国共产党”实施自己的个人意志的。需要指出的是，是否能够在党内进行“独裁”，区别的标准就在于你是被党“利用”还是你“控制”了党而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建国后，毛泽东在党内还不是多数派，由于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在重大事情的表决中还有不少失利的情况，并迫于压力同意起用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自己则于1953年就提出“退居二线”，1957年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然而，由于国家的需要和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在看到国家陷入困境时毛泽东还是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纠正党和国家政策方面的失误。毛泽东在所有一切行动中，都是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这才叫真正的“民主”）的，找不到一点个人目的或企图。没有“控制”党、也根本没有个人企图，更不用说“达到”个人目的了，哪里叫“独裁”？因此，说毛泽东“独裁”的人是别有用心，要污蔑他老人家，给他老人家抹黑的，居心不良。

美国军事作家兼评论家拉瑞斯约本海默先生撰写的被美国列为禁书的文章说：“毛泽东同志一生忧国忧民,他憎恨压迫憎恨剥削憎恨贪腐,同情弱小和劳苦大众，始终与广大劳动人民心连心。面对凶残的帝国列强贪官污吏和帝国列强的走狗以及寄生虫，毛泽东同志的确是一位‘　暴　君’；但面对人民面对真正的同志，他完全是一位仁慈多情的兄长或父亲。” 　　

这里说一下共产党的“独裁”“不民主”。前面说过，说毛泽东“独裁”“不民主”实际上是说共产党“一党独裁”“无法实现民主”的。那么，共产党一党专政有多么“独裁”和“不民主”呢？其实，民主与几党制没有任何关系，区别民主与独裁的标准不在于党的多少，而在于是否让广大底层人民说话，是否以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为执政宗旨。一党制可以实现民主，多党制也可导致独裁。在没有外力干涉的情况下，实现民主的国家能够稳定和谐发展，逐步走向繁荣昌盛；走向独裁的政府则容易引发社会对抗，阻滞社会发展甚至导致社会倒退。　　

中国的一党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需要与国家的社会文化基础吻合，否则就会产生混乱，影响社会稳定和执政效率。比如苏联，列宁曾设想实行社会主义多党制，但政治博弈的结果是布尔什维克党把其他政党逐出了政治舞台，确立的还是一党制。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决定实行多党制以“跻身最先进国家之列，成为21世纪现代化发展中社会的楷模”，结果却导致国家分裂崩溃，伟大的苏联也葬身改革，“国家变成了窃贼和匪徒的巢穴，道德沦丧，自卑心理严重……”。战后日本，在美国的主导下实行多党制，但最后出现的是一党独大制（自民党长期单独执政，其他政党弱小，不能制约自民党）。2009年由于自民党长期追随美国严重威胁日本利益而下台，民主党等其他政党无力支撑政坛，日本陷入政治动荡。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也由一党制变成多党制，结果使得一些国家长期处在政治纷争和社会动乱中，南斯拉夫也从地图上消失。相反，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虽然使其他政党只有在“委任反对派”的名义下才有能力在国会中获得席位，被西方国家屡屡责斥为“一党独裁”，但却创造了“新加坡奇迹”。　　

从整体上说，一党制比多党制执政效率更高，更能团结民众，抵抗敌人，发展生产，促进社会进步。新加坡奇迹、新中国60年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都足以说明了这一点。但一党制一旦变修，或被外国控制，也更容易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导致国家更快覆亡。苏联的迅速强大和突然灭亡是最好的例证。事实上，并不是一党制就一定不好，也不是多党制就一定好，评价政体好坏的标准不是几党制，而是是否能够全心全意地为广大人民服务。只要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报务的政体，几党制都一样是好的；如果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报务，几党制都一样坏。但现阶段，由于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侵略干涉势力，只有无产阶级政党即共产党才能保证在抵制国际帝国主义侵略干涉的情况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如果不能抵制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干涉，一个政府也就无法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因为它要服从帝国主义的霸权战略），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以外的政府即是国际帝国主义的附庸和帮凶，披着共产党名义专政的政府就是修正主义法西斯政府。　　

在亚非拉许多地方，大多数国家追随多党制浪潮，并没有得到好处。由于发展中国家生产力落后和急需加快发展，多党制则使这些国家长期处于政治纷争和社会动乱之中，不但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还给外国干涉内政留下借口。而一些国家强行要求这些国家实行多党制，则是为干涉这些国家、使这些国家长期陷于贫穷落后和政治混乱，从而沦为自己的附庸做准备。中国有些人附和这种观点，如果不是没有搞清楚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颠覆社会主义中国、消灭中华民族的险恶用心而中了圈套，就是被欧美国家收买的民族败类准备里应外合消灭自己的国家。对于前一种人，我们要耐心进行教育引导；对于后一种人，则要严惩不贷。　　

《纽约时报》说，中国缺乏民主是一个优势，让它可以作出不得人心但必不可少的变革。怎么理解呢？由于中国的精英们近年来奉其外国主子的命令行事，不再让中国广大底层人民说话，不再以维护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为执政宗旨，他们就可以做出不得中国人民的人心但对西方急欲灭亡中国必不可少的变革。这也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危险。　　

有人说，法治就是比人治好，我们解放后实行人治就是独裁，现在实行法治就是民主。实际上，法治和人治相比不能说哪个就一定好一点或民主一点，因为真正好不好或民主与否，不是要看是法治人治，而是要看怎样做能够让更多的人表达自己的意见，维护更多的人的利益，对社会发展更有利。解放后我们虽然制定的法律不多（1979年以前中国只有《婚姻法》、《土地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三部法律），被有些人称为人治甚至独裁，但那时候更多的人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社会内部矛盾大大减少，人民心情舒畅，意气焕发，斗志昂扬，团结互助，和睦相处，幸福感很高；改革开放后我们制定了许多法律法规（据说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法律条文最多的国家，超过世界第二的美国10倍，美国的法律条文有3.9万条），为了实现民主建立了法治社会，但许多人已经找不到说理的地方，冤假错案层出不穷，人民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社会内部矛盾急剧激化，群体性事件风起云涌，同时互相为敌，互相倾轧，成为亚洲（实际上也是世界上）最痛苦的国家。2011年４月盖洛普公布的对2010年全球幸福度调查发现，中国只有12%的人认为自己“生活美满”（全球平均为21%，经济危机中的美国则高达59%），高达71%的人认为自己生活艰难。是法治了，但民主实现了吗？如果说实现了，只能说是少数人（精英）的民主可能实现了，可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被剥夺了——这本身就应叫独裁。　　

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清楚，就是任何社会要达到真正的民主，必须达到社会权利的平衡。有一句话说：“武力是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这句话在实现民主方面也是适用的。政府人员有行使管理公众秩序的权力，公众则需要拥有制裁政府人员胡作非为的权力。这在资本主义国家表现为公民具有持枪权，可以申请持枪，社会主义国家则是政府发给每一个拥有民事权利的人枪支，以备不时之需。从某种程度上说，公民拥有枪支（除正规军人和警察外）的比例与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成正比，即能够拥有武力的公民越多，这个国家的权利也就越平衡，权利越平衡的国家也就越民主，越平安、稳定、团结、和睦。要达到真正的民主，全体人民都应该拥有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武力（枪支）。因为只有他们拥有了这种手段，才能威慑侵犯他们权益的行为发生，即使发生了也可以迅速制裁；而一旦丧失了这种手段，就只能任由别人的强行宰割却再也无力抵抗，更不用说制裁了。在毛泽东时代，全民皆兵，家家户户都可以有枪，因此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相反，如果收缴了人民的武器，政府人员滥用权利时就无法得到制衡，社会权利就失衡了，必然导致一部分人的权益受损而且无法得到补偿，这部分人为了追求公平公道又必然会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反抗，社会就无法平安了。政府相信人民，就让人民拥有武器，让人民监督官员，制裁官员的胡作非为和滥权。可以说，当人民的持枪权被取消时，独裁就开始了。目前，由于人民对毛泽东时期建立的鱼水关系，还相信政府是为自己服务的，因此还对政府残存一丝信任。但纸是包不住火的，人民早晚有一天会发现，政府背叛了自己，自己已经成为政府的敌人和专政压制的对象。　　

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如果这样的共产党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挂着羊头卖狗肉，那么人民就要自发组织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坚决打倒假共产党！推翻其在中国的罪恶统治！并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一切附着的这个奸伪集团上的官僚买办汉奸势力！看看今天的现实，我们就知道中国为什么出现了“独裁”“不民主”的情形。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它的文化基础，怎样实现民主要依据它的文化基础来确定，法治可以实现民主，人治也可以实现民主，而且有时候只有通过人治才能实现民主：经历过资本主义制度锤炼的社会，人民有较强的抵御尔虞我诈和阴谋手段的能力，也更能够自觉维护自己的权益，法治的效果就相对较好；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和地区，人民抵御尔虞我诈和阴谋手段的经验和能力就不足，自觉维护自己权益的意识还没有建立或成熟起来，即使制定再多的法律，也缺乏应用的意识和能力，照样不能利用它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在这种时候，只有通过制定和执行强有力的保证民主的政策才能让人民真正享有民主，比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这种情况下，制定的法律法规简单一点、少一点，也更易于为人民把握和使用。　　

因此，为了实现真正的民主，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必须达到社会权力的平衡，给任何一个有民事能力的公民拥有武力（枪支）的权力。为了保证这一点，建议将来修改宪法时加上一条，即国家保障任何公民拥有枪支的权力，免费提供枪支给每一个拥有民事能力的公民；如果有任何人不愿意这样做或要收缴公民的枪支，都要被视为民主的敌人，任何人都有权力和义务诛杀他（她）；诛杀不愿意给公民武力（枪支）、收缴人民枪支的人要自动树立为民族英雄，国家要对其进行隆重表彰。　　

　 　

七、毛泽东“唯一错误是没消灭走资派”，没有选好接班人，没有阻止资本主义复辟问题　　

这是一部分毛派或左派网友的观点，认为毛泽东没有消灭走资派，以致修正主义上台，让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要从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的角度来解释。

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深深地知道，修正主义需要消灭，走资派需要消灭，就像国民党反动派需要消灭一样。要不，怎么提出要“反修、防修”呢？但怎样消灭？这却是一个需要斟酌的问题。首先要知道走资派的力量有多大，社会基础怎么样，然后才能针对性地制定政策措施，消灭它。这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文化大革命计划是先“引蛇出洞”，摸一下走资派的底，然后再采取措施消灭它。然而，“牛鬼蛇神”一出来，毛泽东发现，敌人的力量比预想的大多了，一下子无法消灭，于是展开了长期的斗争，直到他逝世也没有胜利地结束。　　

有人说，把人一杀不就行了吗？作为一个战略家，毛泽东有他的考虑。战略家之所以被称为战略家，就是比常人考虑得多，考虑得远，考虑得全面、周到。举个例子，“西安事变”后为什么不杀死蒋介石？要知道，那时候想杀死蒋介石简直是易如反掌，而且蒋介石双手沾满中国共产党的鲜血，“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多么狠毒！毛泽东有好几位家人死在蒋介石手下，自己也差点被杀，毛泽东、共产党与他有血海深仇啊！但是，毛泽东认为，留着他对中国抗战有利，因为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期，留着他有利于中国打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取得抗战的胜利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有利的。也就是说，毛泽东考虑问题总是以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因此，经过讨论，毛泽东与周恩来等领导人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而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把共产党的军队编入国民党领导之下，成了“八路军”、“新四军”。再举个例子，外蒙古问题。外蒙古于1945年11月进行“全民公决”获得“独立”，1946年2月民国政府外交部与蒙古代表互换照会承认蒙古独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承认蒙古的独立，要求收回蒙古主权。但新中国“一穷二白”，缺乏资金发展经济，又处于美帝国主义威胁之下，巩固新生政权成为国家主要矛盾。在此情况下，新中国选择与苏联结盟，以获取苏联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而苏联坚决要求中国新政府放弃外蒙古地区的主权。在当时的条件下，新政权的生存是国家主要矛盾，中国政府不得不答应这个屈辱的条件。这一点在伟大领袖的心中是一个永远的痛，也是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的起因。伟大领袖做出的这种妥协，为中国赢得了生存、发展和强大的机会，但并没有放弃国家的统一，只是把国家统一的希望寄托给了国家以后的强大时期。

没有杀人，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对方的力量太过强大，即使杀死一两个代表人物，也不能够消灭对方的实际力量，他们还会推出新的代表人物，而且还有可能推出更坏的人来，采取更惨无人道的手段对待自己派别的人，国家可能因此陷入战乱，外部力量还可能趁机插入，导致国家崩溃，那样损失就更大了。有些人虽然坏，但毕竟跟随毛泽东许多年，毛泽东对他还是了解的，知道他也不过就这么坏了，再坏也就是这么样了。而且，当时的情况下，认识不到修正主义力量的人还很多，不认可党内存在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人也很多，毛泽东找不到足够的支持者战胜对方。因此，从长远考虑，毛泽东只能在保持国家统一稳定的前提下，将社会主义思想深深打入中国人民心中，让国家在保持统一的情况下继续发展，给人民留下思考和壮大的时间，让人民在发展中觉悟，同时也是对对方实施的“釜底抽薪”，以便于重新发展和积聚革命力量，重回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知道，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即不成熟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经济特别是文化基础十分脆弱。如广大人民对资本主义金钱控制社会造成道德坠落、严重社会问题、社会不公等等弊端认识不清，缺乏有力的应对办法等。再加上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遭受屈辱和蹂躏长达一百多年，自信被摧毁，中国整个社会的心理已经太脆弱了，经受不起任何引诱和打击。因此，很多人容易产生右倾思想，为了眼前利益而讨好强大的敌人；还有一些人则由于封建思想产生严重的依赖和被动性：自己是平民百姓，国家大事不是自己应该考虑的，因此对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行为或视而不见，或听之任之，半推半就，甚至随波逐流，至多发发牢骚，而不知道国家民族利益被出卖事实上是关系着自己切身利益的，应该坚决果断地采取行动去阻止，即使有一半个人想行动，无奈广大人民没有觉悟，不知道响应，无法形成社会力量，不足以与卖国势力作斗争。相反，如果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的锤炼，人们就会知道，任何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行为，都会影响自己的利益，立即会自觉行动起来。由于这样的人很多，很快就会形成社会力量，将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势力消灭。我们很多人不理解美国作家海明威所写《丧钟为谁而鸣》的真正涵义，虽然很多人都读过这篇文章。　　

　 　

八、结论　　

下面所做的结论，也是对乌有之乡网站上网友“雁过无影”的观点的解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话不假。“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是至理名言。要知道，孔子者，圣人也，尚不能与小儿论日；诸葛者，智者也，尚有街亭之失。“圣贤”都不是“完人”，毛泽东就是“完人”了吗？肯定不是。那么，毛泽东“过”在何处？我们必须为这个“过”找到一个界线或标准。由于每个人给毛泽东是否有“过”确定的界线或标准不一样，结果肯定不会一样。

但是，如果说毛泽东真的有什么过错的话，宇太老师所说的根据，可能大家比较认可：就是毛泽东在打了江山之后没有沿袭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老路，立即转换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虽然跟随他打天下但却是起源于自私的人们需要的“皇帝”，让他们靠着毛泽东的天才“分一杯羹”，“分享天下”，得到“实惠”，“分封诸侯”、“分封特权”，让他们“当官发财”，而是让他们“为人民服务”，当“人民的公仆”，“当官”却“发不了财”！人民生活困难，他们也得一块困难，谁都无法享受特权和照顾。他们心里憋气呀，可是有苦说不出，因为毛泽东自己在率先承受清贫的生活。“老子跟你毛泽东打天下，保你当皇上，打了天下却享不到福，你愿意吃苦，老子不愿意吃苦”！于是他们对毛泽东在战争年代的真心佩服与崇敬，立马换成了内心深处的诅咒和愤恨，因为毛泽东成了他们谋求个人特权与享受的过程中不可逾越的大山！

然而，如果毛泽东沿袭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老路，建国后立即转换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虽然跟随他打天下但却是起源于自私的人们需要的“皇帝”，让他们靠着毛泽东的天才“分一杯羹”，“分享天下”，得到“实惠”，“分封诸侯”、“分封特权”，让他们“当官发财”，这就不是毛泽东了，“人民领袖毛泽东”也就无从说起了。

　 　

一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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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芯

这么长，看得头很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