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同一篇文章为何会有截然不同的版本？

掐死你的温柔

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材料的“大量拓展”无疑是值得学人关注的趋势。伴随网络传输速度的突进、存储介质大容量发展和学界风气的转移，现在只要稍有一点“技术手段”，治近代史者几乎就可做到足不出户，坐拥书城，且“书城”中不少是珍本、孤籍和海外秘藏，此情形大概十年前的学者都不能够梦见。但这一趋势的“双刃剑”效应亦在慢慢浮现。在笔者看来大概最重要的有以下两点：一个是因群趋材料之“新”，而较忽略读基本、常见史料。另一个是因手头材料之“多”，而较易不精读材料，特别是对王汎森所指出的“不同文献具有不同的层次”这一点有所忽略(参看王汎森：《汪悔翁与乙丙日记——兼论清季历史的潜流》)。这篇文章就想以胡适的《中学国文的教授》为例来说明一篇表面已呈烂熟状态的史料若能有意识地从版本、阅读等方面来重新梳理，或能有不少有趣的发现。

胡适的同一篇文章为何会有截然不同的版本？

胡适。  视觉中国资料图
两种版本的《中学国文的教授》
《中学国文的教授》是发表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上的一篇大文章(以下简称《新青年》版)。说其“大”是因为此文在当时引发了强烈的反响，诸多著名和不著名的人物都围绕它做过评论、回应、商榷和拓展。但学界似多只利用《新青年》版和其衍生版本，而较少注意此文有一同题的讲演记录稿。
据胡适日记，1920年3月13日星期六，上午9点他就开始准备当天关于“中学国文教授法”的演讲，备课一直持续到下午。正式讲演从下午4点开始，地点在北京高师附属中学。讲演记录稿由周蘧即周予同作记录发表在《北京高师教育丛刊》第二集(1920年3月)上，题目为《中学国文的教授——胡适之先生在本校附属中学国文研究部的演讲辞》，其内容与《新青年》版有颇多不同(以下简称高师版)。
对此以笔者有限目力所及，仅梁心有过特别的注意，她对胡适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三次谈中学国文教育中的变与不变曾做了精到阐发。(参看梁心：《胡适关于中学国文教育的三次讲演——侧重第三次讲演》，《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1期)不过具体到此文，梁君所见大概为《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一书中收录的版本。这一版本虽以高师版为底本，但明确说“略有删节”，而据笔者考察这“略有删节”的内容也包含相当丰富的讯息。因此我们先要对两版文章做一些初步的比照，然后可以发现：
第一，以《新青年》版作参照，高师版的大多数文字、其措辞和语气较收敛平和。如高师版开头说到中学国文教授的目的时，胡适就对民元《中学校令施行细则》第三条“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发议论说：
这一条在当时是理想的标准，并没有实行，所以现在看去还不觉得有什么大错误。最有趣的是“通解普通语言文字”一句。这句话在当时是欺人的门面语，可是因为几年来文体的变迁，在通解普通文字以外，实在要注重语言了。至于“高深文字”一层，现在也觉得很有意义。
相比之下，《新青年》版中添加的一段对“民元国文要旨”的点评读来就有相当旺盛的“火气”：
元年定的理想标准，照这八年的成绩看来，可算得完全失败。失败的原因并不在理想太高，实在是因为方法大错了。标准定的是“通解普通语言文字”，但是事实上中学校教授的并不是普通的语言文字，乃是少数文人用的文字，语言更用不着了！标准又定“能自由发表思想”，但是事实上中学教员并不许学生自由发表思想，却硬要他们用千百年前的人的文字，学古人的声调问题，说古人的话，——只不要自由发表思想！事实上的方法和理想上的标准相差这样远，怪不得要失败了！
胡适谈《水浒传》《红楼梦》等小说入中学教材的那段激烈“名言”也只见于《新青年》版，高师版压根没有这段话：
教材一层，最须说明的大概是小说一项。一定有人说《红楼梦》《水浒传》等书，有许多淫秽的地方，不宜用作课本。我的理由是：(1)这些书是禁不绝的。你们不许学生看，学生还是要偷看。与其偷看，不如当官看，不如有教员指导他们看。举一个极端的例：《金瓶梅》的真本是犯禁的，很不容易得着；但是假的《金瓶梅》——石印的，删去最精采的部分，只留最淫秽的部分，——却仍在各地火车站公然出卖！列位热心名教的先生们可知道吗？我虽然不主张用《金瓶梅》作中学课本，但是我反对这种“塞住耳朵吃海蜇”的办法！(2)还有一个救弊的方法，就是西洋人所谓“洗净了的版本”(Expurgated edition)，把那些淫秽的部分删节去，专作“学校用本”[即如柏拉图的“一夕话”(Symposium)有两译本，一是全本，一是节本]。商务印书馆新出一种《儒林外史》，比齐省堂本少四回，删去的四回是沈琼枝一段事迹，因为有琼花观求子一节，故删去了。这种办法不碍本书的价值，很可以照办。如《水浒》的潘金莲一段尽可删改一点，便可作中学堂用本了。
当然高师版亦有和《新青年》版差不多的激烈文字，如谈到现行中学国文科中哪些具体学科该被摒弃时，高师版里胡适的言辞对商务印书馆就丝毫未留情面：
习字、文字源流、文学史都废去，习字尽可在课外练习，不必空占时间，所以废去。文字源流可以不必教，并且现在用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是很荒谬的，文学史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也是一样的荒谬，文法要略(按指商务印书馆的《共和国教科书——文法要略》，庄庆祥编，商务自夸此书是“条理明晰，引证恰当，繁简得宜”)简直是八股体，所以也应该另编。
《新青年》版里这段文字虽然也是一样的不客气，但直接抨击商务的话已被悄然隐去：
这表里删去的学科是习字、文字源流、文学史、文法要略四项。写字决不是每周一小时的课习字能够教得好的，故可删去。现有的《文法要略》《文字源流》，都是不通文法和不懂文字学的人编的，读了无益，反有害。(孙中山先生曾指出《文法要略》的大错，如谓鹄与猨为本名字，与诸葛亮、王猛同一类！)文学史更不能存在，不先懂得一点文学，就读文学史，记得许多李益、李颀、老杜、小杜的名字，却不知道他们的著作，有什么用处？
第二，高师版和《新青年》版相比，文章中推介谁、不推介谁、如何推介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高师版中胡适对梁启超和林纾都有值得玩味的评论。他说梁启超“若是高小办得好，任公的浅近文字一定已经能看”!说到林纾则认为：“琴南早年译笔还谨慎，不像现在的潦草。”说到“提倡自己看书”时，胡适更恳切抒发道：“看了一部《茶花女》比读了一部《古文辞类纂》还好。按良心说，我们的成绩完全是从《三国演义》《水浒传》《新民丛报》等有系统有兴味的文章得来的。”
以上这些话在《新青年》版中是看不到的，只有一句还略留些影子，其实也已变了味道，即“与其读一本林琴南的一部《古文读本》，不如看他译的一本《茶花女》”。
那么《新青年》版中出现了谁呢？大致都是胡适的朋友们和引为同道者。在谈到“读长篇的议论文与学术文”时，《新青年》版加上了这样一段话：“因为我假定学生在两级小学已有了七年的白话文，故中学只教长篇的议论文与学术文，如戴季陶的《我的日本观》，如胡汉民的《惯习之打破》，如章太炎的《说六书》之类。”
在谈中学古文的教材时，胡适则说：蔡孓民的《答林琴南书》、吴稚晖的《上下古今谈序》，“又如我的朋友李守常、李剑农、高一涵做的古文，都可以选读”，“平心而论，章行严一派的古文，李守常、李剑农、高一涵等在内——最没有流弊，文法很精密，论理也好，最适宜于中学模范近古文之用”。
同一题目的文章，胡适如何“增删”？
高师版与《新青年》版有如此多的“相异之处”，提醒我们在新文化运动上下左右拓展时，即使是同一题目的文章，作者对讲和写的区分，对不同场合说什么话的考虑，对文字增删加减的斟酌等都是不应忽视的问题，此之谓新文化如何“到手”。同时接受者对于此题的期待与关注为何？其通过何种渠道得读此文？又产生了哪些多歧的反应和回应亦是有趣的论域，此之谓新文化如何“入心”？以下就围绕《中学国文的教授》对这两点略说之。
在胡适心中一开始对此文就已有一个讲和写的不同定位。当天听演讲之人大概百余众，至多数百众(仍可细考)。即使形诸文字，《北京高师教育丛刊》的读者亦有限。与之相比《新青年》就大不同，保守估计销量都在几千份，若加以借阅、公览、同读和转摘的数字，说数万读者亦不夸张。因此胡适的策略是既然讲稿在前，听众亦有限，不妨语气稍缓，论人稍厚，以便“投石问路”，因为他相当清楚这一话题将造成的轰动效应。演讲过后他大概听了数天来自各方关于其说的“风传”与“意见”，最终形成了《新青年》版(文章大约起作于3月20日，终于24日，其后应还有增删)。
在《新青年》版中最能体现胡适听过“风传”和“意见”的有两处：一个在如何定古文教材的量上。胡适先抛出了对手的问题，即“我拟的中学国文课程中最容易引起反对的，大概就在古文教材的范围与分量。一定有人说：‘从前中学国文只用四本薄薄的古文读本，还教不出什么成绩来。现在你定得功课竟比从前增多了十倍！这不是做梦吗？’”。然后胡适做了三点回应：一，从前的中学国文所以没有成效，正因为中学堂用的书只有那几本薄薄的古文读本；二，请大家不要把中学生当小孩子看待；三，我这个计划是假定两级小学都已采用国语教科书了。
另一个是在结论上，胡适明确说：“我演说之后，有许多人议论我的主张，他们都以为我对于中学生的期望太高了。有人说：‘若照胡适之的计划，现在高等师范国文部的毕业生还得重进高等小学去读书呢！’这话固然是太过。但我深信我对于中学生的国文程度的希望，并不算太高。从国民学校到中学毕业是整整的十一年。十一年的国文教育，若不能做到我所期望的程度，那便是中国教育的大失败！”
返观高师版，因属“投石问路”阶段，所以以上两处胡适的措辞都大不一样。对于古文教材的量他只是说：“这些教材的时间上的分配，我不敢武断，由教员实地实验去决定。我所定得教材范围，似乎太大、太广、太高；但是平心而论，并不大、不广、不高。”结论也只是简单一句，态度亦相当谦和：“今天我大胆在这里演讲这无根据的理想的教授方法，我希望有实验机会的人去实验实验看，给我一种教训。”
很明显，在演讲稿向发表稿转化的过程中，《新青年》版除了“立说”外，也在对演讲后的“风传”与“意见”做回应，甚至是“反击”。因此胡适的行文更斩钉截铁，观点更振聋发聩，这就像日后他对李璜说的，“有意这样说”，“引起人来骂，便更好，更足以造起运动”。
不过胡适试图以此文来“造运动”的努力并不算太成功，1922年他作《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直接承认：“两年以来，渐觉得我那些主张有一部分是经得起试验的，有一部分是无法试验的，有一部分是不能不修正的。”
胡适为何如此说？实源于《新青年》版问世后热闹有余，但反馈其实并不佳。从新文化的“到手”看，听胡适演讲或看演讲记录稿的毕竟是少数(当然有人是根据高师版写讨论文章的，如钱穆)。大多数人对于此文的“到手”是通过《新青年》和衍生自《新青年》的《胡适文存》版、《国语文选》(沈镕编)版和《新文学评论》(王世栋编)版(按这些还都是“完整版本”，1921年朱麟公编的《国语问题讨论集》则把胡适文章斩得七零八落，然后放到不同的部分里去)。他们并不能了解胡适前后两版“增删”的深长意味，由此在心中都或多或少产生了一些疑问。
如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曾发表《孙文学说之内容及评论》一文，其中批评道：“书(《孙文学说》)中有许多我不能赞同的地方，如第三章论中国‘文字有进化而语言转见退步’。”但仅过一年多，在《中学国文的教授》里，胡适却又夸孙中山“曾指出《文法要略》的大错”。其实《文法要略》一书的编者是庄庆祥这样的小角色。胡适先在高师版中以之骂商务，这里提到它也只是为了向中山先生“示好”。但从读者角度看去，中山先生对《文法要略》的“指错”同样出现在胡适不赞同的《孙文学说》第三章，这变化实在太“迅速”了些。他们不知道相较一年前，胡适与“民党”的关系此时正在“蜜月期”，所以《新青年》版中才会连续出现孙中山、戴季陶、胡汉民等多位“民党”大佬的名字和他们发表在《建设》上的大作。
新文化如何“入心”
更重要的是由于《新青年》版中胡适说得太斩钉截铁和振聋发聩，就像缪凤林所言：“先生那篇《中学国文的教授》有许多见解，言人所未言——并且是不敢言的……先生曾说：‘生平主张，只求空前’，这也可算是一种空前呢！”而正因“人不敢言”与“空前”，文章引发了大量的反对声音。
梁启超就直接说：“教授国文，我主张仍教文言文，因为文言文有几千年的历史，有许多很好的文字，教的人很容易选得。白话文还没有试验得十分完好，《水浒》《红楼梦》固然是好，但要整部地看，拆下来便不成样子。”又说：“若把小说占教材中坚位置，稍有教育常识的人，谅来都不能赞成……为教中学生起见，我真不敢多用这种醉药。晁盖怎样的劫生辰纲，林冲怎样的火并梁山泊，青年们把这种模范行为装满在脑中，我总以为害多利少。我们五十多岁人读《红楼梦》，有时尚能引起‘百无聊赖’的情绪，青年们多读了，只怕养成‘多愁多病’的学生倒有点成绩哩。”
梁启超有这样的看法并不令人讶异，因为他和胡适的观点交锋远非这一次。更可注意的是胡适阵营内部好像也多有人不认同其观点。最典型的是为胡适演讲做记录的周予同的文章(以下简称周文)。
周文题为《对于普通中学国文课程与教材的建议》，发表在《教育杂志》第十四卷第一号(1922年)，文章基本定稿于1920年10月24日，即《新青年》版发表后不到两月。在周文里虽处处出现“胡适之先生说”，但字里行间却处处有对胡适文章的“反对”，且大多是明确而不客气的“反对”。如周文说：“文法要略不但不能删去，并且应该大大的扩充”；又说：“胡适之先生主张用‘看书’来代替‘讲读’……但我主张看书和讲读都不可偏废”。
这些还都是枝节，周文的重点在几近推翻了胡适对于“古文”乃至语体文选材的标准和观点，直接提出：“我觉得胡适之先生的主张，说看二十部以上，五十部以下的白话小说，自修的古文书……都要看，这不但是时间上办不到，就是办到，方法也似乎太笨！”
因此在周氏看来除了改良教科书外，要多编国语文选本、文言文选本等等，而选材标准是：
一，凡思想学说带有神权或君权的色彩，不适合于现代生活，或不足为将来生活的指导的，一概不录。
二，凡违反人道或激起兽欲的文章，一概不录。
三，凡卑鄙龌龊的应酬文章和干禄文章，一概不录。
四，凡虚诞夸浮的纪传碑志及哀祭文章，一概不录。
五，凡陈义过高，措辞过艰，已入哲学专门研究的范围；国语如罗素《心之分析》、《物之分析》的讲演录，文言如庄子的《齐物论》、墨子的《经》《经说》，主张以学生的程度为本位，一概不录。
……
可见若依照周文的标准，胡适所谓“不分种类，但依时代的先后，选两三百篇文理通畅，内容可取的文章”不知还有多少篇“可取”？一个中学堂毕业生在胡适看来应该读过的《资治通鉴》、四史、《通鉴纪事本末》《孟子》《墨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论衡》《诗经》等等不知还有几部能看？(按《新青年》版中胡适通篇未提庄子，但在高师版中庄子却还在较高的位置。在他拟定的“中学国文的目的”四项中，第二项是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如廿四史、通鉴和孟子、庄子一类的子书。而周予同直接说不录《齐物论》正显露了他既对《新青年》版发言，又在对高师版发言，同时也证明除了“孔教”之书外，特定“子书”能否入教材亦有大争论。)
具体到胡适力主入教材的《水浒》《红楼梦》，周文的意见竟在相当程度上和梁启超相似，认为：
近人主张取为教材的两部小说——《水浒传》和《红楼梦》——我以为都有商榷的余地。我不主张看《水浒传》，和我不主张选语录的一部分理由是相同的；就是因为《水浒》杂了许多宋元时代山东一带的《红楼梦》是问题小说，是有主义、有思想的著名小说，这人人都知道的，但作者的艺术手腕太高，每每引读者入大观园，而无暇细细研究他艺术上描写的方法。就我个人的经验说，我从十五岁看《红楼梦》，到现在三次了，没有一次不赔眼泪。去岁夏天决意用文学的眼光去看，结果仍是失败。中学第一二年级生正当感情强烈、生理心理发生变动的时候，而中国对于性欲教育又太没有研究，能否绝对不发生恶果，确是一个大疑问。
周予同对胡适的种种“反对”清晰地折射出新文化“入心”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单向纯粹的启蒙过程，而是一个曲折繁复的双向乃至多向的互动过程。
一方面被启蒙者并不是任人摆布的提线木偶，其有自己既有的思路和观念。这些思路和观念固然会因新思潮的冲击而大大转化，但转化一般亦是新来和固有的结合，同时又有结合后的嬗变，由此新文化入个体之心后会表现出复杂的纷歧样态。有稍作引申之人，有认同部分之人，有形似而内里全变之人，亦有形不似而内里相同之人。
另一方面这一过程并不全然和纯然关乎思潮，其更和每一个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现实处境相关。这正如斯金纳所言，不能把思想者的文字或言辞仅仅看做是他对某种信念的“肯认”，而是要注意他们用思想来“行动”的那一面。胡适的困境正在于他并非只是在谈“中学国文的教授”，其背后夹杂着人际网络的经营，亲疏友敌的区分，教育部令的催迫和扩大声名的私念，那么胡适的读者同样也会利用他的文章来“做事”。如陈望道就以《中学国文的教授》来影射胡适政治立场的“不可信”，认为他与研究系关系暧昧。周予同虽无那么强烈的党派之见，但其相当明白迅速参与这样的讨论，对胡适的观点提出支持也好，反对也罢，都是引起新文化圈内部注意的快捷方式。这从周氏急切地提自己的“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就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周予同道出了诸多同读胡适文章之新青年的心声：胡适大文虽在态度上可认同之，名气上可追随之，但若真要付诸实践委实陈义过高，特别是书目太多，且看重“古文”。吾等青年以十余年来“降教”之程度最好是能少读书，读简易的书，甚至不读书(对于此点缪凤林是一例外，但他对于胡适的“古文”选材也是大有意见)。而胡适虽然自以为面向这批新青年发言，但却因暴得大名过快，登大学讲坛日久而已露不接地气的迹象，此亦成为他慢慢显现“落伍”形象的起点。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文章原题为《新文化的“到手”与“入心”》，载于2016年8月12日的《文汇学人》，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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