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谢耶维奇：诺奖作家被告上法庭是俄罗斯特色

摆摊卖贞操

阿列克谢耶维奇：诺奖作家被告上法庭是俄罗斯特色

“90年代我们就在广场上四处奔跑呼喊，自由来了！自由来了！直到今天我们还不知什么是自由。为什么我们有古拉格集中营，为什么我们的痛苦换不来自由，为什么我们不能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我的作品由数百人的手写成的，我想寻找人们失去的到底是什么。”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白俄罗斯女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在现身上海书展时这样描述自己的写作动机。
阿列克谢耶维奇曾在1989年随苏联作家代表团造访过中国，阔别近30年再次来到中国，她带来了自己最具分量的非虚构作品《二手时间》，8月19日她在思南文学之家就该书与评论家陈晓明展开文学对话，20日则在上海展览中心对该书进行签售。面对现场读者就“诺奖”与政治关系的发问，阿列克谢耶维奇调侃说诺奖作家被骂或被告上法庭是俄罗斯特色，她会选择安静地做好每一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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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听到声音，在街上，在餐厅里，在任何地方
《二手时间》是阿列克谢耶维奇最新的作品，通过口述采访的方式，阿列克谢耶维奇不再满足于书写局部战争和核电站事故等具体事件，而将视野扩大到整个国家——讲述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讲述1991年到2012年二十年间俄罗斯普通人的生活以及他们为梦想破碎而付出的代价。新书签售会上，作家李宗陶形容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文字像《圣经》一样简洁，“在简洁之中留有空间，这就是文学的空间。”
“我最喜欢的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说过，每个人都是用真理在治疗自己。我让无家可归者自己说话，这样来构建出一个世界图景。”阿列克谢耶维奇在现场告诉大家，如果想要了解地更多，就要问的更多。写战争题材时，她去跟阿富汗战争有关的人交谈；写切尔诺贝利时，她去采访那些困顿的受害者；《二手时间》要记录二十年间一个国家的变化和人们对于急切到来的现代化的不适应，这就要求她去寻找每一个带有可能性的普通个体。
“我要听到声音，在街上，在餐厅里，在任何地方，我要听声音。”阿列克谢耶维奇跟每个采访对象交谈都不少于三四个小时，有时采访会持续一整天。当她意识到某次谈话涉及的问题非常关键时，还会连续多天去拜访同一个采访对象。她开始写作的时候，家里就变成了仓库，布满书和纸的仓库。她坚持用录音机做记录，做到尽可能的客观，“当你用手去记录的时候，往往会捎带上自己的角度，这样的记录不够精准。”
寡头、银行家、工人和教师们，被富翁抛弃的报社姑娘，挡风玻璃前挂着斯大林照片的卡车司机，阿列克谢耶维奇甚至不觉得在她面前的是一群小人物。俄罗斯人在经历过巨大的社会变动后被希望和失望交叉折磨着，有些人即便没有历史的观念，也同样卑微而强大地活着。阿列克谢耶维奇找到他们，让经历过时代悲喜剧的人们自己来讲述他们的出生、结婚和死亡，并让他们在讲述中意识到前苏联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为什么失去了过去，而同时又为什么不能走入当今的世界。用阿列克谢耶维奇自己的话来说，她写的不是“宏大的社会主义”，而是“家庭里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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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诺奖与政治挂钩的质疑“安静做好自己的事”
1948年出生于苏联的乌克兰，阿列克谢耶维奇从事记者工作多年，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纪实文学，记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事故、苏联解体等重大事件。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称“她的复调式书写,是对我们时代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有读者问阿列克谢耶维奇，“有人说您的获奖与您对于普京政府的批评有关，如何看待这种声音？”
阿列克谢耶维奇回答，“诺贝尔文学奖是瑞典国王给我颁发的，他对我说，我读了你的书。我不知道普京或者卢卡申科（白俄罗斯总统）有没有看过我的书，卢卡申科对我的获奖先是祝贺，也做了一些批判。当然，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肯定不太快乐，因为我批评了他们。我觉得这件事不必过分关注。
俄罗斯历史上有六位作家获过诺贝尔文学奖，除了肖洛霍夫，其他几位都被骂过，更不要说蒲宁、布罗茨基他们还被称为叛国者，这可能是俄罗斯特色吧。我想说，不用在意这些，就安静地做自己的事情就好。”
获诺奖之后，阿列克谢耶维奇因为金钱而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了做自己事情的自由。她用这些奖金资助年轻作家，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吸收一些人来帮助荒僻地区作家的写作，她也呼吁全世界范围内能有更多的人来从事这项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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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消灭想杀人的思想，而不是消灭人
许多人认为她的写作题材本身就是世界，阿列克谢耶维奇认同这种观点，并且补充说，这种题材的真实性不是一个人写成的，它经过数百人的手写就。她终生都在研究“恶”，也并不觉得在文学范畴里这种善与恶的两面性是一件令人感到恐怖的事情。她不是要去统计多少人说了“恶”，这不是作家要做的事情，她的任务是去讲述人们如何面对和抗拒“恶”。
“当我结束五本系列作品的写作的时候，我已经很疲惫了，没有力量再走进那些帐篷。塔什干的男孩子们，有的失去了腿，有的失去了脚，有的失去了胳膊，他们躺在帐篷里，这些孩子会永远地哭泣下去。我没办法像外科大夫一样帮他们做手术，我也只能哭泣。”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我们应该消灭那种想杀人的思想，而不是消灭人，杀人就是一种法西斯。
活动上阿列克谢耶维奇多次提到她接下来的写作计划，有两本书在酝酿之中，一本关于爱，一本关于衰老。她陪失去腿脚的孩子们哭泣，也陪那些在爱情里失败的人哭泣。在这本关于爱情的书里，男性和女性分别讲述自己对爱的感受，阿列克谢耶维奇表示自己非常愿意与中国人谈论与爱相关的话题。
对母亲在黑暗中凝望的面孔之无法忘怀，则促使她想要写一本关于老年的书。她从生活近处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开始写起，写那里的老年人。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老人们孤独地坐在自己的居所里，这些人把自己的过去都给了别人，作为作者的她试图寻找他们给到自己的东西。她坦言并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怎样，但自己成长的文化环境里人们很少会谈及死亡。人们很快会消失在土地之中，消失在黑暗之中，她要书写这种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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