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人为什么不能在身上纹“精忠报国”

我这萌萌的家

“白舍人行诗图”

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考察了未开化人的种种禁忌，人的禁忌、行为禁忌、物的禁忌、语言禁忌，把人的思想方式归为巫术、宗教与科学三种进阶式的发展，而禁忌则是“消极巫术”的一种形式。儒虽然起于巫，但早就高冷地以理性思维为发展方向，摒弃了巫术的遗存。看《论语》中的“不语怪力乱神”，“不知生，焉知死”，就可知这种坚定的理性基调。

但禁忌还是存在的，不是以原始人惧怕神明的方式，而是微妙的现实禁忌。唐段成式《酉阳杂俎·黥》一章，讲当时的纹身，同样的纹身，有无碍的，有触忌的。其中最有名，最引以为笑谈的就是“白舍人行诗图”了。荆州有一位城管人员（街卒），名叫葛清的，背上自颈部以下，都是白居易的诗配画。他自己对背上的纹身烂熟于心，反手都能指出这是一个人在菊花前喝酒，对应的诗句是“不是此花偏爱菊”；这是“黄夹缬林寒有叶”，配画是树上挂着织染的夹缬（用镂空板双面印染的织物），夹缬上的图案精细到不行。惊怖的是竟然刺了三十多首诗配画，体无完肤，人称“白舍人行诗图”。

“白舍人行诗图”并没有遭到忌讳，可能白居易的诗，本是高雅与时尚的代表，城管大叔以一种惊世骇俗的方式表达了偶像崇拜，也无不可。人们看了这体无完肤的“行诗图”，虽然感觉似乎哪里不对，但也只能用“interesting”、“so beautiful”之类的话语打哈哈过去了。

又有一位蜀小将名叫韦少卿的，同样的诗配画题材，就做得更精巧，更匪夷所思了。他纹在胸上的图案是一棵树，树梢上密密麻麻立着数十只鸟儿；树枝上挂一面镜子，镜钮上有绳子，一个人站旁边牵着绳子。他的叔父看了这图不懂（估计看到这儿的读者也一头雾水），然而，答案来了，少卿笑曰：“叔不曾读张燕公诗乎？‘挽镜寒鸦集’耳。”原来这是张说的《岳州晚景诗》：“晚景寒鸦集，秋风旅雁归。水光浮日去，霞彩映江飞。”笔者觉得段成式绝对是一位注重写作技法的天才，行文至此，戛然而止。那么“挽镜”谐音“晚景”，是这位韦少卿犯了硬伤、因谐音背错了诗呢？还是因为“晚景”太抽象不好配画，要用“挽镜”来作人们猜想诗句的线索？不管哪个原因，都很具喜剧性与传播性。

因纹身而触忌丧命的例子

但纹身触忌的例子更多。同在《酉阳杂俎·黥》一章里，开篇记的就是因纹身触忌丧命的例子。长安街头有一帮古惑仔，剃头纹身，纹的图案各式各样，于街头作恶。京兆尹薛元赏通过里长摸底，将有纹身的少年全部抓获，三十多人被全部杖死。按说，街头恶少强吃强喝，动手动脚的行径，还不用杖毙之刑。京兆尹显然带着个人好恶，作了过于严酷的判决。

当时住大宁坊的一位大力士张干，就公开表达了对薛京兆的不满。他在左胳膊上刺上了“生不怕京兆尹”几个字，右胳膊则刺上了“死不畏阎罗王”，颇为对仗。这比拉标语口号反对更悚动视听，京兆尹当然不能放过他，抓来后还是杖毙。

最后一例，更可说明这位京兆尹对纹身的禁忌。王力奴花五千钱去纹身，胸腹上纹了山水亭台，池塘草木，鸟兽虫鱼，事物具备，我猜想那就像一幅土耳其细密画。这个纹身样式虽然不如诗配画高雅，但既无明显的黑道主题，也无直白的标语口号，但王力奴还是招致了扑杀。意图隐晦地挑战，在薛京兆眼里，可能比公然挑战更可气。

《酉阳杂俎》里的例子，说明纹身在一部分特立独行的人中流行，普通的围观群众，或许好奇，或许震惊，但都保持了欢乐的围观性格。要说群演，笔者还是喜欢唐代的。但遇上薛京兆那样偏执而强硬的官员，也可能成为一个人罪罚的加码。他后来杀的两名纹身者，有威权被挑战的原因，但其人无罪，以纹身而杀之，说明纹身还属于亚禁忌的一种，游走在正常的边缘。

“精忠报国”之不可为

岳飞背刺“精忠报国”的故事，成为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此后人们的纹身模仿基本逃不出这个典范，而纹身的诗配画、细密画传统就给淹没了。其实更多的历史文献里，是将这四字写成“尽忠报国”，由于小说、唱本的“精忠报国”传播更广，流传至今。在当年纹身时，“精”、“盡”的笔画一样多，但可能“精”字更好认些，我们就不妨从俗，写作“精忠报国”。

明朝人为什么不能在身上纹“精忠报国”

岳母刺字

到明代时，有几个刺“精忠报国”的例子，不但触犯禁忌，而且遭到了围观群众的嘲笑。其中一个例子来自精英阶层，即王阳明弟子黄绾。黄绾于嘉靖九年时任南京礼部右侍郎，被河南道御史张寅弹劾违法十事，包括贪污等，黄绾也立刻上章辨称对方是挟私报复，并说自己背上刺“精忠报国”四字，忠心可鉴。但黄绾的这个爆料，反被张寅再次上章，扣了个更大的帽子“欺君罔上”。黄绾在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中，与他的同乡战友张璁一起，与嘉靖帝站同一阵线。因这层原因，此前几次被同僚弹劾，都得到了皇帝的无条件支持。但此次“精忠报国”一出，皇帝却下旨让南京部院两方核查。最后的核查结果，以两方都无事结尾，但“精忠报国”一段，却使黄绾沦为了士林笑柄。最早记录这事的是王世贞的《弇州史料》，此外焦竑《国朝献徵录》、茅元仪《暇老斋杂记》、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冯梦龙《古今谈概》，直至俞樾的《茶香室续钞》，都以“故事永流传”的姿态，一直延续着这个笑谈。

另一个底层军人的例子：正德五年，军余刁宣上疏自言刺“精忠报国”四字，杖三十，发海南充军。历史笔记留给我们的片言只语，也许当时人能会心，但我们就难免有些疑问。为什么《精忠记》还在舞台上流行，而现实里的人却不能刺“精忠报国”呢？笔者只能猜想，具体到黄绾的例子，他触犯了儒家知识分子的诸多禁忌，一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古训，二是放弃了与皇权制衡的清流知识分子的操守，后一条显然更犯忌。而皇帝需要保持高大的形象，对于刺“精忠报国”的知识分子，为自身形象计，还是保持距离比较好。那个底层军人，显然就是不自量力，“国”，并不是他一个小角色能“报”的，他只需要服从命令，而不是站到那么高的高度，为国家操心。所以，对于他，连个解释和罪名都没有，直接一顿打，发到海南充军了事。

纹身的故事，从文艺范，走到了标语范。而“精忠报国”，也从美谈，成了禁忌。



（本文原载于8月7日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原标题为《纹身的禁忌》，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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