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究竟讲了什么？国务院高层点名要读这本书

罗油

这本书究竟讲了什么？国务院高层点名要读这本书

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
《经济增长的迷雾：经济学家的发展政策为何失败》是一本再版的图书，它是中信出版社《比较》译丛中的一本，作者是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 ）。
据中信出版社的编辑介绍，2015年年底时，国务院高层曾经想看《经济增长的迷雾》，但是由于此书早已经卖光，所以最后出版社呈上的是一本做了笔记的旧书。经此一事后，出版社感觉到了此书的价值，马上再版。因此，看了这本书，对理解高层在“供给侧改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政策思路都有很大的好处。
威廉•伊斯特利于1985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85-2001年在世界银行工作；2001-2003年任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和国际经济学研究所（Institution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高级研究员。伊斯特利的研究领域包括非洲、经济发展和增长、发展中国家的微观经济学以及政治经济学。
作者根据他对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的深入研究，剖析了自“二战”结束以后经济学家在欠发达国家推行其政策建议的成败案例，破解了经济增长之谜，揭示出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所有经济主体，不管是普罗大众、企业、政府官员还是援助机构，都会对激励做出反应，成功的经济政策不能违背这一基本原理。
这本书有何独到之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和院长专门写了名为《把激励搞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书评。钱颖一表示，经济增长和扶贫问题具有全世界的共性，具有一般性的规律。中国自然也在其中。“把激励搞对”即是我国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没有“把激励搞对”也是目前许多问题的症结。钱颖一的这一书评，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经中信出版社授权首发。
以下为钱颖一书评《把激励搞对，促进经济增长》全文：
《经济增长的迷雾》虽然没有分析中国的情况，但由于中国面临类似的问题，它对我们非常有启发。阅读这本书，使我们可以领略经济学理论的魅力和经济学家对数据的实证分析的力量，从而理解政策制定的初衷和结果之间的真正关系。
在过去的20年中，经济增长再次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热门研究课题。在理论上，“内生增长”理论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在经验实证方面，新的思路、新的数据和新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将对增长的实证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比如，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传统变量外，经济学家也把有关地理的、开放的、制度的、法律的、政治的，甚至文化的变量包括在增长模型中。又比如，在数据分析中使用工具变量方法用以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应该说，今天我们对经济增长的知识比20年前大大提高了。
与此同时，发展经济学领域无论从关注的问题到研究的方法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发展经济学的热点研究方向是发展战略，思路中政府干预经济的色彩浓厚。后来这些“大战略”多在实践中失败。这导致80年代后，发展经济学转向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微观问题。比如农户的消费和储蓄行为、信贷市场的失灵和补救等等。虽然在研究方法上小心求证，结论更为严谨，但多与发展中国家关心的重大问题关系不大。在90年代以后，部分地受到转轨经济的影响，发展经济学重新回到研究重大问题，比如制度、政府和增长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影响。
《经济增长的迷雾》这本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的研究成果。它研究的是穷国的经济增长问题。减少贫困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共同关心的主题。几十年的经验表明，扶贫是一项艰巨和困难的任务。事实表明，仅仅出于好的动机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好的动机还可能引出坏的结果。比如，单纯地增加对贫困地区的资金和外国援助并没有达到好的减贫效果，反而增加了腐败。本书的出发点是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福利至关重要。这是有事实根据的。本书所引的经验证据表明，一国的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的重要推动力。经济学家根据对65个国家在80年代和90年代数据的研究，发现高速的经济增长导致贫困率快速下降，而经济衰退则导致贫困率上升。比如，如果一国的人均收入每年下降9.8%，那么该国的贫困率每年增加23.9%。反之，如果一国的人均收入每年增长8.2%，那么贫困率每年减少6.2%。因此，GDP增长并非像一些人批评的那样——是一种神话，GDP不仅对一国的发展有益，对减贫也非常重要。
在这一前提下，本书展开对穷国的经济增长的分析。由于作者长期在世界银行——世界上最大的以扶贫为目标的国际组织——工作，对国际上主流的政策思路和实施有着直接的了解。同时作者又是这些政策的批评者，这更增加了本书的分量。除了通俗易懂外，在使用的方法上这本书有两大特点：第一，全书紧扣增长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概括了几乎所有重要的贡献。从50年代古典增长理论的索洛模型，到90年代内生增长理论的罗默模型，作者用通俗的语言对其主要思想结合穷国的现实做了讲解。无论是批评还是褒扬，作者都是以准确地理解理论为出发点的。第二，作者引用大量的经验实证分析的结论，用数据论证这些理论的适用性。不少理论推出的政策性结论被事实推翻。由于计算机的普及和新的数据的搜集，对数据的仔细分析形成近年来研究增长和发展的主题。本书在方法上的这两方面都会对我国的读者有启发。相比之下，我们的研究在这两方面还有相当的距离。我们的一些研究往往对理论不深究，浮于表面，对理论的逻辑推理，不够准确。在事实检验上，我们有的研究不看数据，有的研究即使用数据，也常流于简单的数字，缺乏对数据仔细深刻的分析和解释。这本书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告诉我们如何做到分析应有理论，理论要有检验。
本书用理论指导，让事实说话。它有两大主线。首先，本书尖锐地批评了一个又一个的所谓启动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这些药方大多是从经济理论中推导出来的政策。但事实证明，它们大多在现实中是无效的。本书对这些药方，包括增加外国对穷国的援助、增加国内投资、提高教育水平、减少人口、与改革挂钩的外国援助、外债减免等等做了分析。从对数据的分析上看，它们都没有起到提高穷国经济增长的目的。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经验(empirical)问题。
为什么呢？作者认为这不是经济学的失败，而是没有很好地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失败，这就是有关人的激励问题。这构成本书的第二条主线。作者认为，激励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政府的激励。如果外援落在一个腐败的政府中，它当然不会提高增长。如果外债减免给予政府今后可以得到更多贷款的激励，这种减免也不会对增长有益。其次是私人部门的激励。如果私人部门从“寻租”中获得的好处大于从生产中获得的好处，那么这种激励将指挥他们致力于重新分配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大。在不少国家，表面上看似对穷人有利的福利政策，反而成为对穷人努力的惩罚，因为一旦他们经努力脱离贫困，便失去了福利。第三是援助者的激励。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它们往往有其他的目的（政治目的、生存目的等），并不同受援国经济增长的目标完全一致。这就使得援助的效果受到影响。
从对这三个方面的分析，作者的结论是没有“把激励搞对”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那么“把激励搞对”是不是又一服灵丹妙药呢？作者认为它只是一个经济学原则，而不是一剂处方。把这一原则付诸实践，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实施。这正是本书作者认同的所谓“增长共识”。经济增长和扶贫问题具有全世界的共性，具有一般性的规律。中国自然也在其中。“把激励搞对”既是我国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没有“把激励搞对”也是目前许多问题的症结。
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坏政府往往是经济增长的杀手。那么什么情况下更容易产生坏的政府呢？作者发现多利益集团下的弱政府往往导致“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因此产生坏政府。这是因为缺乏共识，多元化集团组成的松散联盟更可能采取“杀鸡取卵”的经济政策，摧毁私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本书通过事例说明，这种情况在多种族的国家（如非洲的一些国家）和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的国家（如拉美的一些国家）更容易产生。
对关心增长和减贫问题的读者，《经济增长的迷雾》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虽然它没有分析中国的情况，但由于中国面临类似的问题，它对我们非常有启发。阅读这本书，使我们可以领略经济学理论的魅力和经济学家对数据的实证分析的力量，从而理解政策制定的初衷和结果之间的真正关系。我希望这本书对思考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减贫会起到有益的作用。

这本书究竟讲了什么？国务院高层点名要读这本书

摘录：技术进步什么时候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文/威廉•伊斯特利
技术的确是一个好东西，但我们千万不要将其作为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与其他事物一样，技术本身也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假如技术虽然存在但并没有使用它的激励，那么技术是没有用的。罗马人很久以前就掌握了蒸汽技术，却只用它来开、关寺庙的大门。他们甚至还发明了投币式自动售卖机，用来出售庙里的圣水。他们发明了收割机、轴承、水力磨粉机和水泵，但并没有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他们发明了杠杆、螺丝、滑车和齿轮，却将这些东西大部分只应用于战争。
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发明了轮子，但仅仅将它用于儿童玩具。印度的海得拉巴人在世界上最先制造优质钢，并将其出口到中世纪的伊斯兰帝国，后者用其制造兵器进行圣战对付异教徒。
中国的例子更引人注目，这个国家有很多伟大的技术发明，但并未产生相应的人均收入增长。中国人制造铁器的历史比欧洲人要早1500年。他们曾经建造了钢架桥，这种技术后来被欧洲人所模仿。中国的农业创造了惊人的高产出，中国人利用水力进行灌溉和排水。中国的农业使用铁犁、播种机、除草耙、深齿耙、各种肥料、化学和生物除虫剂。到了明代(1368～1644年)，中国已经产生了火药、手推车、纺纱机、水车、印刷术、造纸(他们甚至可以制造高质量的卫生纸)、罗盘和三桅航海船。但是，中国人并没有利用他们先进的技术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他们选择了闭关锁国。所以，直到19世纪，中国的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而西方列强则利用这些技术从中国获取利益。(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是中国人发现了美洲大陆，结果将会怎样?)
如今，我们可以通过衡量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来分析技术进步，所谓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其实就是经济增长中不能被机器和人口增长所解释的部分。工业化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2％。这几乎可以解释工业国家人均产出的全部增长。但是，即便技术以年均1％～2％的速度增长，我们也很难发现贫困国家从中受益。我们曾经讲过，从1980～1998年，典型贫困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为0。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差异可以解释从1960～1992年国家之间人均收入增长差异的90％以上。
一些国家甚至还出现了劳动生产率负增长的情况。例如，哥斯达黎加、乌干达、秘鲁和叙利亚的真实人均GDP从1980～1992年下降了1％以上。而同时其人均资本存量年增长1％以上，教育水平也在提高。我并不是说这些国家发生了技术退步，但很明显一些因素阻碍了技术进步。由技术推动的经济增长并不是自动发生的。
就像劳动生产率增长解释了国家之间人均收入增长差异的绝大部分一样，技术水平的差异也可以解释国家之间人均收入差异的绝大部分。美国工人的人均产出相当于中国工人的20倍。如果中国工人拥有与美国工人相同的技术，美国工人的产出将只相当于中国工人的2倍(这可以由美国工人的高教育水平和人均物质资本所解释)。中美工人之间的人均产出差异主要可以由技术因素解释。尽管先进技术可以广泛获得，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方面还是落后。技术本身并不能改善所有地方人民的生活。
技术进步
当人们具有采用新技术的激励、愿意在应用新技术的同时牺牲当前消费以换取未来的更大回报时，经济增长才会发生，这会导致生产潜力和人均收入的稳步增长。
在这里，激励与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情形同样重要。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政府，这个政府不能窃取工人的劳动果实。古代罗马和古代中国都具有高度集权的政府，它们的精力大部分都放在战争和官僚统治上。罗马帝国认为生产是奴隶的事情，这并不是对待技术进步的正确态度。19世纪和20世纪的美国具有发达的私有市场，可以对进行新技术投资的人给予回报。而乌干达、哥斯达黎加、秘鲁和叙利亚的政府政策都不鼓励通过技术革新对未来进行投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古老的结论：激励关乎经济增长。
但是，与技术进步有关的激励还具有一些特殊的复杂性。技术进步会产生胜利者和失败者。技术进步的另一个结果是一些旧的技术和产品被淘汰。经济增长并不简单是原有产品数量的增加，它更是一个用新产品替代旧产品的过程。那些生产旧产品的工人可能会失业，即便是新技术可以产生新的工作岗位，因为他们往往不适合新产品的生产。例如，在美国，每3个月就有5％的旧岗位消失，同时又有大约同等数量的新岗位产生。与旧技术交织在一起的利益群体可能就会设法阻碍新技术。
例如，在照明发展史上，那些高成本照明工具会被低成本的照明工具所取代。例如，蜡烛被鲸油灯所取代，鲸油灯被煤油灯所取代，煤油灯被电灯所取代。蜡烛制造者、猎鲸者和煤油提炼者纷纷由于新的技术而失去工作。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发现。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早在1942年就指出，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从内部持续革新经济结构，旧的技术不断被破坏，新的技术不断产生，这一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精髓”。
经济学家菲利浦·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在最近的研究中强调了这种经济增长路径。他们指出，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使得创新的激励复杂化。他们分析了为什么自由市场经济的技术革新率会非常低。技术革新者不能获得其全部收益，因为社会上其他人可以进行模仿(苹果不能获得其用户界面创新的全部好处，因为微软会模仿它)。因为技术革新的社会回报率高于个人回报率，因此私人进行技术创新的速度要低于社会最优水平。人们希望通过专利保护解决这个问题，但专利保护是一个并不完善的机制，它并不能包括那些所有从技术革新者那里外溢的收益(苹果公司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称为技术革新的“不可避免的被掠夺性”。
阿吉翁和豪伊特还指出了另一个不广为人知的阻碍技术革新的机制。今天的技术革新者非常清楚新技术将使得旧技木过时，这会降低今天发明的回报率，从而减少今天的革新。这是一个糟糕的情况，因为明天的发明是建立在今天的发明基础之上的，正如牛顿所说的“如果说我能够看得更远，那只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今天的革新者不会考虑他们的技术革新将会对社会产生永久的影响，他们只考虑在“新的新技术”出现之前可以获得的回报。这又一次意味着私人回报率低于社会回报率。极端的情况是所有人都不去进行革新，因为大家都害怕新的技术出现。就像约吉·贝拉(Yogi Berra)曾经说过有一个饭店“没有人去，因为那里太拥挤了”。
由于存在“不可避免的被掠夺性”和过时性，技术革新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中是很少的。这一负面激励可能非常强烈，因此会没有革新、没有经济增长。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对研发和采用外国先进技术提供补助、鼓励高科技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由政府出面进行一些研发、有力地保护知识产权使得投资者可以保持其技术革新的利润，从而形成良好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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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鸡哔哔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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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我们逝去的梦

朕要休息了..

国家公务员

是楼主原创吗

丢掉梦想的狐狸

打个酱油，嘿嘿

橘梨

努力~~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