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西方女权更“低调”时，中国女权运动愈发“激进化”？

橘梨

从“剩女”、“直男癌”到“性骚扰”、“反家暴”，近年来的公众讨论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性别议题，并且伴随着不容小觑的具有女权色彩的批判声音。随之，严肃八卦、金融八卦女、papi酱等大量娱乐、营销型自媒体，也开始借助性别话题圈粉。人们不禁问，为什么在今天，性别话题如此火？从何时起，女权主义开始逐渐脱敏、产生影响力？有人甚至开始担心：中国的女权主义是不是过火了？女权主义是不是有成为“女利”、“女尊”主义的危险？
其实，到底什么是“女权主义”，谁又是“女权主义者”呢？“女权”是一种舶来品吗？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当下的女权运动呢？笔者在这里对话英国社会学家西尔维亚沃尔拜(Sylvia Walby)的新作《女权主义的未来》，尝试在全球性的历史、政治经济背景中，来理解中国今天的新兴女权力量。

为何西方女权更“低调”时，中国女权运动愈发“激进化”？

“女权主义”是舶来物？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迈克尔布洛维曾在一次讲座上说，“作为社会理论的女权主义是二十世纪后期社会思想体系中最不容忽视的力量。” “女权主义”不是单数的，它是围绕着对人类父权制的批判所形成的一系列知识、方法论，并超越了具体的学科和研究范式，成为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而推动这些理论的，是历史上具体存在过的、全球各地的女权主义运动。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英国为主导的西方女权主义（一般称为“第一波”）已经开始在女子参政、受教育、获取公民身份等各领域努力争取和男性一样的权利。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真正独立的女性政治力量开始在欧美出现；美国女权主义者以抗议者的身份走入公共空间，用激进、大张旗鼓的方式为自己的诉求发声，并得以作为游说团体进入政治议程。这番被称为“第二波女权主义”的运动，以其激进、抗争性强、非体制化的形象，深入人心，让人们认为女权主义就是女性激进政治的代名词。
时至今日，欧美社会流行一种“女权已死”的说法。一些人宣称，经历了两波女权洗礼的西方已经进入了“后女权时代”，性别平等已经实现，人们不再需要女权主义。在《女权主义的未来》的开篇，沃尔拜便驳斥了这种观点，指出女权主义在今日显得不再那么激进，是因为数十年来，女权运动经历了从体制外抗争到体制内参与决策的性质变化，并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观念。如今欧美社会正进行着“性别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的过程——具有性别平权视角的政策，正在变成一种常规操作，而不一定需要在每次决策时，都大声宣告这是一个女权方案。因此，女权未死，她绝非消亡，而只是改变了形式。
中国的读者也许会对沃尔拜所参与的这番论战感到隔膜——近些年在国内，有女权色彩的话题、行动越来越多，谈论女权的人也从一小部分专业人士扩大到其他领域，很多曾经对女权持“高冷”态度的媒体人、哲学家，乃至“儒生”，都开始就女权（或者更准确说是“如何安置女人”的问题）发表高论——女权在中国，似乎不是“死没死”的问题，而是方兴未艾、躁动着要登上历史舞台。
事实上，女权主义在中国，非但不是新兴事物，而且还拥有纵深、丰富的历史。但由于女权运动在现代中国的发展进程比欧美更曲折、表现形式更多样，其谱系往往被割裂、掩盖，局限在政权变迁叙事的内部；在当下的大众认知里，成为了没有历史、没有社会基础的“舶来品”。近年来海内外中国性别史研究的丰硕成果告诉我们，中国女权主义力量从清朝末年开始，就一直没有缺席过漫长而卷席世界的性别革命。在欧美女权主义第一波盛行之时，清末的秋瑾、唐群英、刘青霞、何殷震等女权主义者，与当时的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参政、结社、办报、筹款，在推动社会变革的同时，明确提出女子应获得各方面的独立与平等。
此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向警予、杨之华、蔡畅、邓颖超等一批经过“五四”启蒙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成长起来。随着她们当中一批人在1949年进入国家妇女工作的核心机构（如中华全国妇联、全国总归会女工部），妇女解放、反男权、反封建的价值得以融入到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中。新政权废除一夫多妻、纳妾、娼妓，规定女性婚后不从夫姓，赋予女性财产、工作、参政权利，实行男女同工同酬、教育平等——虽然由于多种原因，这些制度并没有带来绝对的性别平等，但如果与同期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甚至发达国家相比，都是相当进步的。遗憾的是，由于对革命史的去性别化理解，和对“国家”空洞抽象的理解，当下舆论普遍忽视甚至否认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对性别平权的贡献，对曾经活跃在体制内的女权主义者，更是选择性地遗忘。渐渐地，大众叙事中的中国女权主义，出现了长达几十年的空白期，以至于很多人以为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以前，中国根本不存在女权力量。
如果我们认同沃尔拜所做说的“女权未死”，即女权主义不能狭隘地等同于街头抗争，也应包含体制化的平权力量，那么，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国家女权主义，显然是女权运动诸多形式中的一种，而且是女权意识在国家权力中得到主流化的表现。从这个角度说，当今中国涌现出的更具抗争性的女权形式，就不能简单地看作女权的萌芽，而是历史进程中的一种新的形式。
“性别体制”的转变：从家庭到公共领域
那么，为什么恰恰是在今天，当西方女权变得更“低调”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看到了女权运动的“激进化”呢？沃尔拜用来解释西方女权主义转型的思路，也可以帮我们回答中国女权转型的问题。在本书中，沃尔拜沿用了她90年代的两本著作《父权制理论》（1990）与《性别的转型》（1997）中提出的“性别体制”分析框架。她指出，“性别体制”指的就是不同性质的“父权体制”，但“父权”这个词过于空泛、抽象，当我们用它来分析具体社会时，会把对象抽离历史语境，从而忽略不同社会之间的变化和差异。
使用“性别体制”则赋予了“父权制”变化的空间。它的含义是：西方社会从工业化以来，经历了从以私领域为父权统治根基的“家庭性别体制”到以公领域为根基的“公共父权体制”的转型。在工业化之前及其早期，女性的基本活动空间，就是家庭和宗族内部，她们被排斥在公领域生活之外，从事家庭内部的生产和生育劳动，受男性权威的绝对支配。随着工业化的兴起，女性（最初是劳工阶级）离开家庭，进入现代工厂，以比男性更低廉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然后是中产女性通过结社、写作、游说，争取自己和姐妹在公共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的权利——这种转变使得家庭不再是女性受支配和压迫的主要场域，而公共领域则成为了支配女性的主要场所，通过性别隔离、剥削等机制，继续生产性别不平等。
也就是说，在西方，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父权制从以家庭为主到以公领域为主的转型。当转型日渐完善，在经济、文化领域，女性就业与教育地位显著上升；在政治领域， 她们成为政治体制的合法参与者。这使得女权主义渐渐脱离分离主义、自主议程，转而寻求与主流政治的结合——越来越多女权主义者进入政治体制，并改变了后者的性别构成，削弱了的男权的壁垒。
如果用“性别体制”来分析现代中国女权运动，我们可以看到辛亥、“五四”两代的女权主义者，与其西方姐妹一样，试图将妇女从家庭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瓦解家庭性别体制。但彼时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羸弱，国族正处于殖民化的危机之中，没有公共性别体制生长的土壤，出走的娜拉、子君们其实无处可去。这样的危机状态一直持续直到1949年。社会主义工业化使得大量妇女进入公领域进行经济建设，公有制体系打击了家庭父权权威，一种国家支配的公共性别体制逐渐成形。国家在这个体制里具有绝对权威，而代表国家的妇女群团组织——妇联——则在基层社会协助完成了大量动员、组织妇女群众的工作。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国家从社会、私人领域部分性地退出，妇联在政府部门严重边缘化，家庭、族群的力量逐渐复辟，同时反弹的，当然还有家庭内部的男权。从某种程度上说，近三十年，中国发生了一种从公共性别体制向家庭性别体制的不完全逆转，其结果就是女性在家庭和公领域都遭到来自父权的打击，腹背受敌。而这，正是今天所谓“女权主义兴起”的背景。
女权主义的敌人：保守派与新自由主义
女权主义既是社会理论，又是历史实践，还是政治动员的身份符号。其多重含义使得围绕她的纷争、对她的各种抵制和挑战，也一直不绝如缕。这其中既包括一些明目张胆的对女权主义的攻击，也不乏一些更为复杂、隐蔽的过程。
对于直接的“反女权”声音，正如沃尔拜指出，它们往往与原教旨主义或生物决定论话语挂钩，通过赞颂女性的家庭生活或将自身论述置身于某个“永恒的真理”之中，试图对女性进行“再驯化”。对这种论点，沃尔拜给予了有力的批评。她强调，“对抗女权主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很多历史事件中都存在这种对抗运动” ，“它可能会采取暴力的形式，[或表现为]对进入之前由男性垄断的工作领域的女性的骚扰，或是来自媒体对女性的失实报道、讥讽和嘲笑”。 沃尔拜继而援引历史上激进宗教运动和法西斯主义阐明，当神权或者政权遭受危机、挑战，权威们倾向于通过宣扬女性之纯洁，来合理化所统治团体的纯洁、加强团体认同。这里，中国的读者也很容易找到对应的例子——在妇女就业率颇高的我国，人们经常听到那些“让妇女回家”的主张。这些论调把“男、女之间有天然的生理差别”抽象化、泛化，以此来证明女人天生更适合从事生育、照料相关的活动，强调女人属于家庭且应该回到家庭。这其实更多的反映出的，是社会秩序变革，精英男性对自身身份地位的焦虑。
相较于直接的对抗，另一种反女权力量也许更加隐蔽、危险，那就是三十年间，在政治经济领域，全球北方社会从社会民主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巨变。在这方面，美国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家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弗雷泽曾经猛烈抨击女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合谋——正是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中那种以中产阶级为中心、强调个体选择的主张，使得80年代以来甚嚣尘上的新自由主义秩序在社会关系领域，找到了一种理想的宿主。新自由主义加剧劳动力的商品化，推崇消费主义，青睐非正式雇佣关系；而美国白人中产女性也恰在此时，不再看到工会等阶级团体的重要性，转而争取个体在金融、经济领域的独立身份，积极参与市场交换，并雇佣更廉价的外来劳工照料孩子，从而保障离家工作的特权——她们似乎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理想的主体。
与弗雷泽不同，沃尔拜认为，没有任何案例证据可以证明女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有合作关系。恰恰相反，在沃尔拜看来，女权主义是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产生的民主力量的重要组成，女权的诉求往往要通过改变社会再分配的秩序来实现，因此可以对以垄断金融资本、威权甚至寡头政治为统治模式的新自由主义秩序产生钳制。面对高度但不均质的全球化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当下的女权运动应该与各地风起云涌的新社会运动相结合，形成新的团结性抗争力量，抵抗愈演愈烈的市场化，让市场重新受社会支配，从而实现卡尔波兰尼所描绘的社会民主图景。过去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局限性之一，是排斥或制度性歧视女性等边缘群体；而现在，虽然社会民主的传统支持者减少（白人男性制造业工人为主），但其女性支持者群体却强大起来。在新一波危机到来之时，经过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洗礼的社会民主主义，可能揽入更多的社会力量，发挥出历史上未曾发挥的潜能。
遗憾的是，虽然沃尔拜对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做了辨析，却不能直面资本主义作为世界体系所具有的巨大内在矛盾。历史实践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局限性，也绝不仅仅是没能囊括其边缘人群的问题。当沃尔拜清醒地意识到新自由主义将社会民主划归为“他者”的时候，却没有留下理论空间，来分析更广义的“资本主义”本身的他者。在沃尔拜的认知里，似乎资本主义就是女权主义力量的全部疆域。
而中国的女权运动历史恰恰提示我们，女权主义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一种完全内在于资本主义的抵抗力量。从诞生开始，中国的女权主义就与反殖民、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力量结合，衍生出在地的议程和制度，借助国家主导的体制力量打击男权。在社会主义时期，国家女权主义留下了两方面的重要遗产。第一，在意识形态上，“男女平等”的共识和对“大男子主义”的批判深入人心，提供了一套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话语，使得女权的宣传、动员得以在基层开展。第二，一系列的平权制度，如“同工同酬”和带薪产假等等，在社会福利缩减、就业日趋非正式化、劳动保护不足的今天，正在被一线的女权实践者征用、再创造，以增进妇女权益。这种立足于制度建设的女权思路，有别于欧美第二波以私领域、个体抗争为出发点的思路。制度取向的思路让中国今天的女权行动者避免陷入了只注重个体表达、文化改造的误区，使得她们能更有效地从反家暴、反职场歧视、反校园性骚扰等制度命题开启议程。这也是为何用“行为艺术”来理解今天的女权是草率而偏狭的。
“萝贝贝”们大行其道：消费主义如何把“女权”改写为“女利”
在论证女权可以用来钳制新自由主义的同时，沃尔拜提醒我们，并非所有的女性个体的地位提升，都指向女权主义的目标。 在欧美社会，年轻一代女性不再喜欢抱拥“女权主义”标签，她们中的不少人认为性别平等已经实现了，母亲一代们所极力争取的“走出家庭”、“同工同酬”、“机会平等”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与生俱来”的，因而理所当然。在新自由主义消费理念下，她们更关注自己的个性能否通过消费手段表达，个体是否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或者如何通过阶级特权来完善自己，在资本市场上“向前一步”(Lean In)。这种只见个体、不见社群的去政治化意识形态，在沃尔拜看来，着实是反女权的。因为女权主义归根结底，是对社会总体制度（父权制）的批判，它从来不是一个只建立在个体分析视角下的理论体系。
这种对“精英女权”的批评在中国的公共讨论中也有表现，但笔者认为这里并不该苛责女性个体。正如前文所说，面临家庭性别体制的复辟、国家女权主义的式微、反女权保守派的攻击， 作为资源相对匮乏、被原子化的女性个体，唯一能够借来为自己赋权的，恐怕就是无孔不入的消费主义中夹杂的那一点“女权”元素了——例如化妆、日用品大牌SK-II 或者多芬的广告，它们当然是资本利益驱动的产物，但它们大声告诉一个女孩，“被逼婚不是你的错，你要坚持自己”——这样的话语在一个“剩女”污名还是主流的社会，无疑是有正面意义的。
当然，资本之所以倒向被逼婚的女孩一边，主要还是利益驱动，而不是良心发现。这些年轻女孩往往是独生女，受过高等教育、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成就动机，有强大的消费能力。看到这一点的，也绝不止大的跨国资本。比如媒体也敏锐地意识到了新女性受众这片广袤的市场。他们开始更多地围绕性别、性、婚恋讲故事，甚至直涉“女权”这个曾经的冷门议题。于是，我们看到很多没有女权学术训练，也没有女权运动经验，甚至平时根本不关心具体受压迫妇女的“女权三无”人士，也开始在稿酬不菲的媒体上就着女权高谈阔论。我们也看到萝贝贝、papi酱、金融八卦女等网络红人、娱乐八卦公众号，开始在自己的“文化产品”里放入“女权”元素，赞许女性的独立性，探讨男星的颜值，尽量突出女性的主体性，每逢有性别争议话题，还会喊几句“反物化女性”、“反闹伴娘”、“反催婚催生”的口号，讨巧地博得粉丝们“三观正”的好评，影响力大增。但与这些貌似含有“女权”成分的内容相比，他们平日里兜售最多的，还是哪个女性驻颜有术、谁和谁曾经是CP这些陈词滥调，逃不开“异性恋霸权”和对靠金钱堆砌出来的青春身体的迷恋。由此可见这些媒体内容的制造者并不理解也会不认女权主义试图打破异性恋和资本中心的目标。
无论是爱对女权运动指手画脚的男公知，还是打着“女人要自强”旗号的自媒体，都不是造成“女权主义”在国内影响力扩大的原因，而恰恰是前者力量壮大以后，凑上来的渔利者。我们与其苛责各种权力夹缝中生存的女性个体，批评她们看不到结构性问题，不如多揭示那些隐藏的利益链是如何交织、博弈，多聆听那些真正一线女权运动者的声音。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公益性质的女权组织和个人志愿者的努力。当高校小语种的专业招生限制男女比，导致女生录取线比男生低50分的时候，有人问责教育部，并使得这条歧视规则在近年废除；当商家和部分大学生合力制造了“三七”节那样矮化女性的狂欢，有公益组织在微博上发起了“反三七、过三八”的倡导，得到很多平时敢怒不敢言的女大学生相应；当春节逼近，不少“剩女”又一次要面临家长亲戚的“拷问”，有人发起了反逼婚广告的众筹……这些运动新颖、勇敢、有趣，背后没有商业动机，她们才真正体现了女权主义百年不死的反抗精神与寻求系统性公正的目标。
来自英国的沃尔拜告诉我们女权主义没有死，她正在渐渐体制化。看起来，中国的情形似乎更加复杂、有趣，也因而充满了更多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不是坏事，它让人焦虑，但也为性别正义提供了的新的可能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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