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道湾十一号》：乱世为人，生而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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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道湾十一号》：乱世为人，生而彷徨

《八道湾十一号》 作者：黄乔生三联书店2015年7月
◎寿小南
1920年旧历除夕，北京西城。天空虽没有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但空气中也有幽微的火药香。这一天，周氏三代十二人在新居八道湾十一号团聚。按照旧俗，周家祭拜祖先，添菜饮酒，夜放花炮。周氏兄弟在成年后隐含的重振家业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于八道湾同住期间，不仅在文学创作与翻译上彼此协作、激发，也在生活上互相照顾、患难与共。对比兄弟失和后的互为参商、永不复见，更可见这一时期的珍贵。鲁迅在八道湾创作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阿Q正传》，而周作人也在中院西屋的书房“苦雨斋”笔耕不辍。“苦雨斋”因所处地势低凹易积水而得名，周作人在此创作的“苦”与“雨”系列的随笔，淬炼出了冲淡平和的独特文风。
周氏兄弟失和作为现代文学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后人有过诸多推测，甚至有弟媳在日本曾为兄嫂的绯闻。在当事人三缄其口，甚至老母亲也并不了然的前提下，《八道湾十一号》一书的作者并没有妄下论断，反而仔仔细细算起了一笔经济账。
其时周作人就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兼北大教授，再加上他的稿费标准比鲁迅还高，每月收入当在500元以上（注：当时北京一家四口每月12元伙食费即可达小康水平）。周作人事实上已成为大家庭的经济主力。而作为主事长兄的鲁迅，与作为家庭经济实际经手人的弟媳羽太信子，在日常事务与消费观念上有着不小的摩擦。鲁迅看不惯信子大手大脚，挥霍无度，以兄弟二人的高薪尚且入不敷出，有时还要四处借贷。以鲁迅峻切的性格，应该也曾公开指责。这对内心虚荣任性、时常要发癔症的信子来说无疑是不可忍受的。而周作人渴望从大家庭脱离出来单过的意愿可能久已有之，于是在突发事件的刺激下一并发作，写信断交，并且拒绝会面。
谈到经济似乎不能免俗，我们也总是想象文学巨匠、历史伟人是不需要吃饭的。本书作者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将人物置于其时的历史与环境，深入而不拔高，不贬抑也不为尊者讳。在当下名人传记溢美慷慨的风气下，这种科学平实近乎慈悲的态度真是凤毛麟角。
兄弟失和后鲁迅即搬离八道湾，1936年病逝于上海。而周作人则继续在八道湾居住、写作，直至1967年以82岁高龄去世，因此本书篇幅更多集中在周作人身上。作者勾勒出他为人处世中的双重标准，如抗战胜利后因与时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有嫌隙，认为傅是“吃五四饭”，而选择不去台湾；但解放后为了生计，虽然并不认同官方对鲁迅的评价，仍然写作了许多关于鲁迅的文章，似可看作“吃鲁迅饭”。此外，兄弟失和后周作人强调自己的态度是“不辩解”，但解放后却一再致函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为自己的“汉奸”行为做辩解。
但作者无意将这种双重标准定性为道德瑕疵，甚至周作人“下水”之后所做的文章，既有命题作文的逢迎，也有拜谒唱和的疏离，都真实地刻画了周作人性格中的消极被动与矛盾。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从史料中钩沉周作人担任伪职期间的义举，既有对文化场馆与文物的保护，也有对故知后人的收容资助。这当然不是为“文化汉奸”做辩护，而是人性复杂的真实呈现。
周作人晚年自诩“寿则多辱”，于1967年在一片风雨飘摇中过世。鲁迅身后声名愈炽，解放后更是被尊称为民族脊梁。一母同胞的两兄弟的境遇如此不同，不禁使人感叹。
“……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鲁迅曾在自己的小说集《呐喊》的序言里这样总结自己。乱世为人，生而彷徨，遑论英雄？不过都是从心随性罢了。回顾周氏兄弟的一生，似都在为这一句做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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