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共和国：寡头统治下的自由反抗

当兵的那点事

导语：《启蒙时代》是犹太历史学家、“文化史领域的弗洛伊德”彼得·盖伊的成名作，曾在国际学界掀起重新评价启蒙运动的热潮。其上下两卷以100万字的篇幅，为读者呈现了18世纪以英国、德国、法国、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思想文化思潮如何相互交往、影响、融合，并形成合力，塑造了与西方的基督教世界观截然不同的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就是被后世概括为“人的觉醒”的大思潮的启蒙运动。
在下卷中，盖伊细致描绘了在科学、艺术、政治、教育等领域，思想家们是如何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互动，新思潮是如何在旧氛围中破土而出的。
本文即摘自

《启蒙时代》下卷“自由的科学”第二章，论述了18世纪文人利用

声望和知识，争取自由权利，影响社会政治的进程

。

文人共和国：寡头统治下的自由反抗

彼得·盖伊

1
启蒙哲人通过各种可行的途径贴近现实，但作为诗人、小说家、编辑和辩论家的经验是他们最常采用的路径。他们不仅是作为改革者，而且是作为文人，体验到勇气的重振，因为自从17世纪以来，文人就已经开始享用已经重振的勇气。培尔已经赋予文学界以尊严，把创办的刊物命名为《文人共和国新闻》；25年之后，艾迪生公开宣布要把哲学带到茶桌上和咖啡馆里，这表明作家已经赢得了体面而有影响的社会地位。启蒙哲人享受、颂扬和利用了这种地位。
文人的声望和成就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使启蒙哲人切身感受到勇气的重振，也为他们提供了大展拳脚的坚实基础。不论身为作家还是改革者，启蒙哲人都必须拥有广泛的读者、自由表达的权利和体面的地位。18世纪的启蒙哲人具备了这三项条件。文字职业日益独立，这极大地激励了启蒙哲人以充当现代世界的导师为己任。文人共和国的旨趣与启蒙运动的旨趣一脉相连、合而为一。
2
文人共和国繁荣昌盛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广大的阅读公众；只有拥有广大的读者，作家才能摆脱任性专横的赞助人，自由决定自己的题材，确立自己的独特风格。尽管阅读习惯很难判定，统计资料缺乏且难以索解，但有证据表明，启蒙时代已经形成了广大的读者群体。在日内瓦和荷兰共和国等加尔文宗国家，民众求知欲旺盛；在英国，朝气勃勃的清教徒在17世纪时即已成为庞大的读者人群。在休谟和伏尔泰时代，这些国家的读书风气日益浓厚。1781年，塞缪尔·约翰逊把英国人称作“读书的民族”，这样的夸大其词并不出人意表，因为这还算是有节制的。一年后，一位十足的亲英狂、瑞士旅行家卡尔·菲利浦·莫里茨欣喜地发现人人都在阅读以多种廉价版本再版的英文名著；他的女房东，一位裁缝的孀妇，在读弥尔顿的作品，而且在莫里茨看来，她能读懂弥尔顿。
其他国家的识字率也有了大幅提高。在法国（从结婚证书上的签名判断），成年人识字率从1680年的40%上升到1780年的70%。中产阶级自命不凡的优雅曾为莫里哀提供了丰富的喜剧素材，如今开始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租借图书馆诞生于18世纪，在外省城镇和巴黎，租借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路易十六统治时期，里昂的公共图书馆自豪地拥有55000多册藏书。在其他城市，雄心勃勃的市长们收集并公开展出丰富的私人收藏；大学和地方私立学校的图书馆每周开放好几天，以满足人们日益旺盛的阅读需求。文学社团纷纷出现，18世纪60年代之后发展尤为迅猛；有教养的外省人租用阅览室，订阅新式期刊，成套购买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德国人的教化虽然迟缓，但也在向前推进：1762年，维兰德欣喜地发现“读者人数稳步增长”。到18世纪末，俄国和伦巴第的贵族中仍不乏文盲，但在西欧，文盲主要存在于下层社会。
当然，单纯的识字其实没有多大意义。数百万法国人会写自己的名字，通常还能写点儿其他东西，但没有多少人能阅读通俗刊物，更不用说哲学读物。1762年，卢梭出版《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之年，一部关于公共教育的匿名著作（作者可能是狄德罗）估计，法国只有不到10%即180000名7-18岁的儿童接受过起码的学校教育；其余的适龄儿童只有少数接受过一些初步训练，他们被永远挡在严肃文学的门外。在德意志，汉堡、莱比锡等少数繁荣的商业城市，拥有一定规模的读者群，有一些小出版社为不大的阅读需求服务；但这样的城市少之又少，其他德意志邦国的读者人数微不足道，尽管他们在社会上属于重要的少数人。德国出版商靠烹饪书、历书和法语语法书赢利，历史、科学和哲学书籍的印数很少超过500册。虽然各种通俗百科全书售出了成千上万册，但18世纪80年代末，歌德作品集的第一版仅有区区600订户。无怪乎德国作家自己就认定条顿民族的教化事业举步维艰。
英国的情形要好得多，但仍有很多穷人是文盲，他们即使能进入慈善学校，也只学会读宗教小册子或感伤小说。尽管有不少咖啡馆和租借图书馆，也只有极少数英国人曾读过一份报纸或一本文学书。法国大革命时期，伯克估计，严肃读物的读者人数大约只有80000人。约翰逊所谓的“读书的民族”看来属于意气风发和耸人听闻之辞。
不过，姑且不论18世纪的阅读水平如何，其读物数量始终不断增长，阅读公众的构成和趣味也发生了变化。学者与普通读者之间的较量最早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此时已波及西欧各地以及西欧的文化前哨北美殖民地。学者在这场较量中败下阵来。朴实无华的风格-这种风格并非清教和卫斯理宗牧师所独有，也是哲学传播者的标志-取代了矫揉造作、繁复华美的风格；合理明晰成为好作品的公认标准。英国和法国的诗人、剧作家赢得了古典作家般的显赫地位：18世纪的文学学者编订这些名家的作品，其态度之虔诚不亚于古典学者对待希腊罗马的大师。此外，英语和法语最终在18世纪发展出完善而复杂的形态，编撰权威语言词典不仅可取而且可行。
这些不可逆转的新现象导致了一个重大后果（同时也是间接起因）：拉丁语的没落。16世纪，法国出版的书籍中每3本中就有2本使用拉丁文（德国的比例更高）；到18世纪80年代，相应的比例完全改观，法国每出版20本书，德国每出版11本书，才有一本是拉丁文的。“博学者”（érudits）促成了这种转变。16世纪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大多专门为有学识的读者写作；17世纪，霍布斯和笛卡尔娴熟地使用本国通俗语言撰写出最重要的著作。启蒙哲人完成了这场语言革命。1688年，克里斯蒂安·托马西乌斯在莱比锡大学用德语授课，舆论为之哗然；后来，他更加离经叛道，出版文学和道德教育杂志《每月论谭》，创立了德国新闻业。托马西乌斯的德文文体拙劣，还夹杂着法文词汇和佶屈聱牙的句式，但他的首开先河之功是无法抹杀的。作为托马西乌斯的继承人，德国“启蒙学者”（Aufkl？rer）同英国和法国启蒙哲人一样乐于用母语写作，不再有任何屈尊态度，到莱辛时代，他们已经用德语创作出卓越的作品。
阅读公众规模扩大，结构发生改变，而且颇具讽刺意味地始终人数有限，这些因素全都有利于启蒙哲人。读者人数的增长让他们心满意足，他们确实有理由感到满足：伏尔泰高兴地看到日内瓦工匠在午饭时专心致志地读书-他写的书。这充分解释了启蒙哲人为什么会欢迎现代语言。他们笔下的现代语言充满活力，文风典雅，从而为自己的辩论找到了新读者：有教养的社会中等阶层，他们读的是霍布斯的英文而非拉丁文著作，他们虽然没有学者那么博学多识，但他们比蹩脚作品的读者更有鉴赏力。最后，正是由于严肃读者群体规模不大，启蒙哲人在教导读者时不必过于简化和直白。他们可以假定有一个塞缪尔·约翰逊所说的“心灵共同体”。他们的通俗化很少流于庸俗。
阅读公众人数有限的贵族化特征虽然有好处，启蒙哲人却发现这未必完全是好事。大多数人喜欢的是拙劣的小说、异想天开的游历故事以及中伤他人的政治流言蜚语，这些读物成为读者大众的主要精神食粮，他们也没有表现出接受高雅精神食粮的意愿，这就意味着有成千上万的读者不会去读启蒙哲人的著作。因此，启蒙哲人像古往今来一切有教养的人那样，哀叹大众鉴赏力低下。伏尔泰对法国报刊撰稿人嗤之以鼻，称之为文学界的“贱民”（canaille），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斥责大多数杂志是“浑噩无知者的饲料，胸无点墨却信口开河者的谈资”；“胸无点墨”云云，狄德罗指的是这些人不读启蒙哲人的大作。
启蒙哲人最恼火的是，从深奥的神学著作、优美的布道词，到拙劣的《教理问答》或是配有鲜艳插图的圣徒传记，各个层次的宗教著述一直大行其道，广为流传。在声势浩大且过分高估的“西化”运动期间，彼得大帝指示俄国出版界印行了少量技术手册，但各种宗教小册子始终占据着俄国书籍的半壁江山。16、17世纪法国出版的书籍中有四分之一属于神学题材，18世纪时这一比例仍有六分之一，这很难说是大幅下降。即使是世俗出版业十分繁荣的英国，18世纪最畅销的书籍仍是歇洛克主教的《近来地震之际伦敦大主教致伦敦教士及信众的信》，该书出售和分发了不下10万册。布道词和祈祷手册年复一年地印行了一版又一版。然而，在宗教情绪虽不十分强烈但非常普遍的18世纪，启蒙哲人针锋相对地刊行了越来越多的反宗教宣传品，他们发现对这类宣传品的需求也在同步增长。“无知为信仰之母”，休谟的这句格言已经成为时代的座右铭。启蒙哲人热切希望看到的是：知识为怀疑之母。因此，启蒙运动与识字的普及息息相关。
18世纪的阅读公众虽然没有文人希望的那么多，阅读品味也较为粗俗，但几个国家的读者规模、财力和鉴赏力却足以支撑一种文学体制：18世纪60年代，生计艰难的奥利弗·哥尔德史密斯愉快地表示作家无须再依仗大人物的鼻息，“除了公众之外，他们如今别无其他赞助人，而公众基本上是和善而慷慨的主人”。他的乐观有点超前，即便对于英国来说。不论英国还是欧洲大陆，正因为有买书的男女读者，作家才得以走上追求独立之路，因为收入与尊严成正比。实际上，作家地位的提升，部分是由于越来越多的贵族抛弃了目空一切的等级观念，投身文学生涯，部分是因为以自食其力为荣的商业价值观的传播。正如文人们一再发现的那样，在私人沙龙也好，皇家宫廷也罢，体面的社会地位主要还是取决于财富，越有钱地位越高。伏尔泰断定，大多数作家并不富有，而贫穷“消磨意志；宫廷里的哲学家与国王的首席大臣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奴仆”。至于他本人，他以动人的坦率补充说：“我见过太多的作家因贫穷而遭人白眼，所以我早就决心不让自己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分子。”伏尔泰的证言值得认真对待，因为他像塞缪尔·约翰逊一样，是18世纪作家利益最热心、最有力的代表。
第一个让文人获得体面的社会地位和足够的经济回报的国家是英国。冷静务实的艺术家亚历山大·蒲柏千方百计地让自己的才华获得回报，最终偶然想到用征订的方法出售自己翻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一举赚得9000多英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之后不久，约翰·盖伊的《乞丐歌剧》在18世纪20年代风靡一时，其续集《波莉》却未能获得演出许可证，他转而把《波莉》剧本出版，获得1200英镑的收入。塞缪尔·约翰逊像蒲柏一样务实地看待文学职业，在能言善辩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完成了蒲柏开创的事业。约翰逊承认--其实是自信地断言--他自己和任何其他人一样，从事写作的惟一动机是为了钱。这话虽然直白，却并不是出于什么报复心理。约翰逊的巨著《英语词典》原计划3年完成，实际花了9年时间，稿酬却仅有区区1675英镑；詹姆斯·博斯韦尔对此大为不满，但约翰逊不仅没有指责出版商，反而认为“书商是宽宏大量、心胸开阔之人”。事实上，出版商虽然通常都很精明，但偶尔也会冒一冒险：年轻的大卫·休谟在默默无闻时出版《人性论》，仅得到50英镑稿费；这笔钱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因为销量惨淡，出版商还是亏了本。休谟成名之后的稿酬相当优渥：《英国史》第一卷的稿酬为1000英镑，之后各卷的稿酬更是节节攀升。
出版业是一个世俗行业，18世纪从这个行业获益的主要是世俗作家，不过，通俗布道词的作者不会等到上天堂时才收取报酬。休谟的朋友、爱丁堡高教会牧师休·布莱尔凭借四卷布道词获得超过1700英镑的收入。第一卷出版时，出版商威廉·斯特拉罕付给布莱尔100英镑，该书上市后销路很好，其他出版商竞相为之后各卷开出高价，斯特拉罕立即与布莱尔重新签订了一份合同；自由企业并不只为商人带来利润。18世纪70年代，因为耗得起时间，而且其本人俨然已成为一项奇货可居的资产，吉本更是单方面开出条件，要求与出版商分红。当然，许多作家的处境一如往昔，穷困潦倒的蹩脚文人沦为心狠手辣的出版商的猎物。畅销书作者其实也是受害者，只不过得大于失而已。禁书出版业有力地促进了新思想在欧洲各地的传播，出版商瞒骗海关官员、贿赂审查官时胆大妄为、肆无忌惮，盘剥作者时更是心狠手辣；地下出版商窃取手稿，非法翻印，拖欠稿酬。然而，在18世纪（如同我们这个世纪一样），为数不多的作家仅凭写作就能过上舒适的生活，这种前景本身就能够激励作家走向独立。
英国文人在走上这条路之初也是在摸索着试探，后来则变得信心十足。他们的事业获得了意气相投的贵族以及斯特拉罕、安德鲁·米勒等大出版商的协助。“先生，我敬重米勒，”塞缪尔·约翰逊说道，“他提高了文学作品的价格。”过去，作家通常用阿谀奉承的献词来乞求富有贵族的财政援助，就连德莱顿也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到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柏专门把自己译的《伊利亚特》题献给一位平民、同时代的作家康格里夫，还宣称自己喜欢“没有四轮马车的自由”（这句名言广为流传）。大卫·休谟显然也是如此；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制订了一份日后“稳妥地付诸实施”的人生计划，“厉行节俭，以弥补我财产的不足”，“确保我的独立不受损害”。塞缪尔·约翰逊给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写了一封掷地有声的信，这封信无疑是有史以来平民写给贵族的最为倨傲不逊的信函之一，信中强烈抨击赞助人体制，道出了他的前辈欲言又止的心声：赞助人“无动于衷地任由落水者挣扎求生，等他们上岸后才施以援手”。赞助人对落魄者无情无义，对成功者趋炎附势，完全丧失了其社会功能。
塞缪尔·约翰逊的这封信铿锵有力、令人击节，但不可能摧毁赞助人体制；约翰逊本人就接受过乔治三世的一笔津贴。不过，作者与赞助人的关系从此颠倒了过来，如今贵族乐于以作家朋友的身份而闻名。在约翰逊决定接受皇家津贴后，布特告诉约翰逊，颁发皇家津贴“不是因为你将要做的事，而是为了你已经做过的事”。
羡慕英国同行的欧洲大陆作家们纷纷起而仿效。伏尔泰在关于英国的书中热切地告诉读者，艾迪生、康格里夫、普赖尔和斯威夫特等英国文人全都出任公职，不仅拥有个人财富，还赢得了公众的尊敬。伏尔泰在作家地位问题上异常敏感；有一次，康格里夫多半是开玩笑地随口说瞧不起自己的文学作品和写作职业，伏尔泰忍不住当面斥责了康格里夫。一旦涉及文学家的境遇，伏尔泰这位智者丝毫没有幽默感可言。
伏尔泰的严肃颇有道理，因为欧洲大陆作家的地位仍然朝不保夕。在伦巴第、托斯卡纳和整个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文人完全仰仗贵族赞助人的扶持。德国的社会环境让富足体面的文学生涯难以为继；在整个18世纪50年代，职业作家大多是一文不名的蹩脚文人、性喜争论的神职人员或是兼作道德家的大学教授。歌德回忆说，直到克洛普施托克时代，德国文人在社会上仍然“人微言轻”。“他们既没有人保护，也毫无地位和体面可言”，在世间扮演着“弄臣和食客”的可悲角色；只是沾了哈格多恩这样的贵族和哈勒这样的学者的光，文人才开始赢得些许尊严。1他们的声望慢慢提升，收入随之增加，但读者规模和政治制度的限制，使得他们在收入和影响力上无法与英国和法国作家相比肩。所有的德国“启蒙学者”都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做专职政论家，甚至无法当专职剧作家。康德和利希滕贝格是教授，尼柯莱是出版商，维兰德和莱辛一个是殷勤的奉承者、一位自重而操守清廉，两人都试图靠写作自立门户，也都失败了。老年歌德享有崇高的地位，德国人认为他卓尔不群、超凡脱俗，远超人类所能达到的境界，这种多少有点儿失真的地位，并不意味着德国文人拥有多大的社会影响力，反而衬托出他们的无助。
法国作家争取自主和自尊的努力远比魏玛的同行成功，但也经历了漫长艰辛的奋斗。17世纪，由于财政和社会两方面的因素，法国作家未能赢得独立。笛卡尔曾将200本《方法谈》免费送人，他大半辈子都是靠皇室赏赐为生。莫里哀凭借《伪君子》一剧获得2000里弗巨款，但皇家赞助人和贵族观众从来不会让他忘记自己出身卑贱。18世纪初，诗人鲁索备受尊敬，成为上流社会的常客，他的赞助人总是摆出一副屈尊纡贵的姿态，像对待戏子一样对待他，不怀好意地提醒他不要忘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出身。
藐视文人的习气积重难返，漫长的路易十五统治结束后，陈旧的赞助人体制依然故我。在英国贵族对诗人以礼相待，自身也开始涉猎诗歌之际，法国贵族却大多满足于对文学的私下爱好，仿佛爱好文学是一种恶习。看来文学上有一些共同点；王孙贵族吟诗作赋的法国文艺复兴时代已是久远的往事。直到18世纪50年代，格里姆为我们描绘了普通作家生活的阴郁图景：“一时间，附庸风雅成为巴黎的一大时髦，最不起眼的金融家的宅邸里也挤满了某学会会员或是想挤进某个学会的人，时风之下，金融家依然和以前一样愚蠢，职业作家也照旧潦倒不堪。作家们真是受尽了凌辱。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他不得不言不由衷地赞赏男主人乏味的谈吐和女主人拙劣的品位。男主人颐指气使，女主人出尔反尔，他只能忍气吞声。”更要命的是，“他必须讨好每个人，甚至是最下等的仆人：他要讨好看门人，不然在就餐时间进不了门；他要讨好男仆，不然吃饭时没有饮料喝；他还要讨好侍女，因为一本书的命运往往取决于女主人梳妆时听听侍女对这本书的观感。老实说，一位时常光顾巴黎上流社会宅邸的职业作家就是这般悲惨”。
伏尔泰让这一切大为改观，但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伏尔泰出身于上流社会家庭，家族中既有富裕的中产阶级，也不乏有权势的贵族，但他违背父亲的意愿选择了文学道路，不得不靠自己来站稳脚跟，也终身带有苦苦打拼的创伤。虽然启蒙哲人大多厌恶势利小人，蔑视奴颜婢膝，伏尔泰却对格拉布街的雇佣文人（这可是自家兄弟）冷眼相待，还对一位君主情深意切。这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其他作家纷纷对此表示震惊，其态度有点儿像下一代人对上一代的不折不扣的忘恩负义。伏尔泰为了入选法兰西学院而四处奔走，就连老于世故的庸人也反感他如此自贬身份；他为了与俄国皇室拉关系，特意撰写了打着历史的幌子、其实纯属溜须拍马之作的《彼得大帝》，达朗贝尔认为这本书令人作呕。
但是，谴责伏尔泰的做派不难，难的是如何避免重蹈他的覆辙。许多批评者其实都采用过伏尔泰的策略，只不过换一种方式而已。达朗贝尔喜欢标榜自己的独立性，自称是“自由的奴隶”；11753年，他把这些观点写成一篇咄咄逼人的《论文人与大人物的交往》，傲慢的贵族和卑屈的文人都不见得会有多喜欢这篇文章。事实上，达朗贝尔完全是靠生活节俭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独善其身，这种特立独行赢得了大卫·休谟的赞赏。不过，达朗贝尔也有几笔皇家津贴补贴生计；此外，当达朗贝尔撰写的“日内瓦”词条牵累《百科全书》受到攻击时，他干脆一走了之（这个著名事件突显出伏尔泰的做法在18世纪法国的实用性）。卢梭同样不屑于取悦保护他免遭警察欺压和为他付房租的大人物，但他应该想到，如此招摇和粗鲁地不感恩，其实正是所有谄媚方式中最微妙的一种。他或许还应该想到，正是由于他看不上眼的某些作家的奋力争取，他才能靠写书挣钱：出版商迪歇纳为《音乐辞典》付给他5400里弗和每年660里弗的年金，《爱弥儿》也为他赚了大约7000里弗。毋庸置疑，有些文人比伏尔泰更有骨气。狄德罗就是一个例子，他不仅不富裕，还负债累累，但在与叶卡捷琳娜大帝通信往来时却比富有的伏尔泰更加不卑不亢，更少口是心非。不过，让法国作家摆脱束缚，至少能够多少开诚布公地讨论政治和宗教问题的，正是伏尔泰而不是这个世纪的其他文人。1750年，杜克洛指出：“在所有的帝国中，才智之士（gensd‘esprit）的帝国虽然无形，却是最广阔的。”212年后，瓦塞隆神父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中告诉听众：“朝臣学会了思考，文人学会了交谈。前者不再让人生厌，后者却开始惹人厌烦。”直到18世纪60年代，作家们还在自怨自艾地哀叹命运的不公。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中把文人比作飞鱼：“稍微飞高一点，会被飞鸟吞食；潜入水下，会被游鱼吃掉。
这是个生动的比喻，但实际情况没有这么悲惨；伏尔泰确实潜入水下，可下潜是为了飞得更高，为了顽强生存下去。在伏尔泰写下这些牢骚话之际，造访巴黎的休谟发现法国文人的地位相当高，虽然他并非嫉妒之人，一时也不由心生几分羡慕。他写到，在伦敦，作家赢得了些许尊敬，但在巴黎，”声名鹊起的文人雅士备受推崇和关注“。这种社会殊荣既促进人才的发展，也会扼杀天才。狄德罗的对话体小说《拉摩的侄儿》中的拉摩便是这样的一个谄媚者；书中的”我“，一位孤独的道德家，才是真正自由的人。归根到底，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文人的社会悲剧，也不在于他们是选择离群索居还是广泛交际，而在于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倘若把财富、高朋满座和社会承认当作目的，它们就成为束缚文人手脚的金锁链；如果以解放为目标，它们就是争取解放的手段。”要挣脱奴役，“《拉摩的侄儿》中的”我“说道，”首先要掌握一种谋生手段。“挣脱奴役正是伏尔泰更高的目标。他在《回忆录》中宣布：“我爱自由胜过世上的一切。”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个声明的真诚：伏尔泰之所以说谎、谄媚、敛财，不是因为生性虚伪、奴颜婢膝和爱财如命。他的所作所为有多重动机；人的动机莫不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为维护作家的职业尊严而不惜牺牲个人荣誉。歌德敏锐地看清了这一点，他向来有一点儿苛求伏尔泰，这完全是出于对伏尔泰的钦佩：“很少有人像他（伏尔泰）那样为了独立而低头折节。”歌德的这番话可以看作是批评，也可以作这样的解读：这是一位作家对另一位作家的礼赞，伏尔泰追求的是作家最需要的东西--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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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赢得自由的关键在于摆脱贫困和依附地位，但仅有此是不够的。文人共和国面对的是一个寡头统治的世界，寡头统治集团为了维护特权地位和权力，大肆钳制新思想的流动，压制发表批评言论的自由。在很多情况下，当局禁止任何有意义的公开讨论。“这真可谓一大憾事，”伏尔泰对狄德罗抱怨说，“只要涉及形而上学乃至历史，我们根本不能说实话。”作家们“不得不说谎，即便如此，他们依然会遭受迫害，因为假话说得不够多”。1伏尔泰的申诉是针对法国的情形，但他的不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欧洲大陆各国的普遍状况：各个国家的作家都会受到审查官员的骚扰、羞辱和恐吓。
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广大领地，当局对出版自由的打压简直到了荒唐可笑的程度。1765年，维也纳政府发布了一份《禁书目录》，之后定期修订和更新。1777年，政府不得不把这份目录也列入查禁之列，因为胆大妄为的人按图索骥，把这份禁书目录当作有趣读物的指南。1780年登上王位后，约瑟夫二世推行了一段时间的改革；1783年，尼柯莱在维也纳报告说：“优秀的德文书籍都解禁了。”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相比之下，30年前，即使无意中流露出熟悉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也是十分危险的。但是，1790年，约瑟夫就抛弃了自由主义；他的继承人继位后，恰逢法国大革命的幽灵在欧洲徘徊不去，卷土重来的旧势力用老手段压制言论，像过去一样造成了文学活力的瘫痪。
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政治、宗教和统治家族等主题历来属于禁区。弗朗西斯科·达尔玛佐·瓦斯科伯爵将心中的“英雄”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翻译成意大利文，随即遭到皮埃蒙特当局的无情迫害；那不勒斯历史学家詹农等意大利启蒙学者不是被革出教会，就是遭到驱逐和囚禁。德意志各邦国的政治书刊审查制度极为严厉，1751年莱辛发现报刊都很乏味枯燥。最优秀的报刊撰稿人颇具影响力，有技巧地运用他们的新武器，即诉诸公共舆论，但即便如此，哪怕是在德意志版图上最自由的汉诺威和汉堡，报纸多半也是平淡无味的。大学教授和政治记者冯·施勒策尔在哥廷根出版的报纸让诸侯王公有所忌惮，他当属德国最直言不讳的报人，他的矛头主要针对亟待改革的行政弊端，或是不那么睚眦必报的小诸侯。不过，施勒策尔恭顺地表态效忠本国统治者，对其他邦国的君主也表达了最深的敬意，为了规避审查，他小心翼翼地选择攻击的目标，并实施严格的自我审查。在普鲁士，腓特烈二世标榜不限制自由表达的权利，他在统治初期也确实对报刊审查官有所约束，但1749年之后，他恢复了传统的控制措施；正如莱辛以孤立无援者的自嘲口吻说到，普鲁士的思想自由仅限于一些反教会的笑话。虚假表象往往会掩盖真实情况：“有时候，”尼柯莱写道，“看起来我们在德国享有新闻自由，那些认为自己的著述颇具影响的学者们对此信以为真。事实却并非如此。”
德国“启蒙学者”可以证明尼柯莱所言不虚。莱辛因为出版赖马鲁斯自然神论著作的片断而受到迫害；数年后，康德同样被迫屈辱地保持缄默。在腓特烈大帝的长期统治期间，作家尚有屈指可数的少量自由，但到反复无常而虔诚的继承人继位后，就连这点儿微乎其微的自由也被扼杀殆尽。1794年，腓特烈·威廉二世严厉申饬康德的《理性范围内的宗教》。康德当然不会就此放弃让国王勃然大怒的宗教观，不过他从此再未就这个敏感问题发表任何作品。8年前的1786年，腓特烈二世去世，康德就曾告诫说，没有思想自由的保护，天才就将夭折；1793年，他在上述论宗教的小书中更深入地阐发了这个问题。“作家的自由，”他强调指出，“是人民权利的惟一保障。”康德当然是对的，但他失望地认识到，德国容不下作家的自由，即便自诩为自由天堂的汉诺威和普鲁士亦是如此。
与其他德意志邦国相比，汉诺威和普鲁士算得上是作家的天堂。德意志诸侯大多是符腾堡的查理·欧根公爵之流的人物，要么跃跃欲试地想仿效欧根的做法。1777年，欧根在符腾堡诱捕了士瓦本出版家舒巴特，未经审讯和指控便把舒巴特关押了10年。早年的舒巴特渴望成为南德的施勒策尔，但未能成功；他一向谨慎小心、卑躬屈节，仍未能逃过毒手。1774年，舒巴特在奥格斯堡自由市创办《德意志纪事报》，创刊号不经意间谈到英国人享有的自由。奥格斯堡市政当局立即查禁了报纸。舒巴特远走他乡，开始略微大胆地抨击小诸侯，讽刺阿谀奉承的雇佣文人为“显贵”炮制的“冗长乏味的胡言乱语”。然而，牢狱之灾让舒巴特也堕入他曾激烈抨击的奴役状态，日后他也成为御用文人，为曾经囚禁他的那位公爵效力。他或许不应受指责：孤独的监禁、阴湿的牢房、没有书籍和文具，这些显然不是孕育独立精神的温床。
在欧洲各地，自由都岌岌可危。1762年6月，日内瓦当局查禁了卢梭的《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下令收缴书商的库存，禁止进口新书，宣布只要卢梭胆敢进入日内瓦境内就立刻逮捕。大陆启蒙哲人制造了关于英国自由的怡人神话，但英国当局也要求作家们自我约束。休谟获悉日内瓦和其他地方查禁卢梭的著作之后，丝毫不感意外。休谟写道，卢梭“没有采取预防措施，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也不屑掩饰对成说的蔑视，即便所有狂热分子都愤怒地反对他，他也不为所动。出版自由在任何国家都没有多少保障，这个国家（日内瓦）尤其少得可怜，公然抨击流行的偏见自然是要冒一些风险的”。
休谟其实也很少掩饰自己的观点，但他确实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1757年，他告诉读过《宗教的自然史》手稿的亚当·斯密，他会在付梓前“做一些修订，以策万全”，他在《自然宗教对话录》的出版问题上更加小心谨慎。18世纪50年代初完成《对话录》之后，休谟把手稿分送少数知己好友，让他沮丧的是，这些人全都极力主张不要出版此书。休谟不情愿地听从了朋友们的意见。1763年，他诙谐地恳求一位朋友吉尔伯特·埃利奥特：“你不让我出版《对话录》，岂不是比斯图亚特王室的所有法令还要无情和专横？拜托你高抬贵手，难道你不认为加上一篇恰当的献辞就能打消《对话录》可能引起的反对？”休谟的朋友赢了；《对话录》直到休谟死后才得以问世。在一病不起，自知不久于人世之际，休谟强撑病体，写信给出版商威廉·斯特拉罕，数次修改遗嘱，想把自己的手稿委托给亚当·斯密。最终，他在临终前两天口授了最后一封信，把《对话录》托付给他的侄儿、年轻的戴维·休谟。继承人遵从了他的遗愿，《对话录》于1779年出版。《对话录》出版后并未引起多大的反响，连评论也寥寥无几。大卫·休谟想远离“喧嚣”，过一种平静的生活；亚当·斯密希望保护休谟；威廉·斯特拉罕在最后一刻未能履约，但他们全都错误地判断了时代的氛围和官方的意图。
这些人都不是胆小怕事之人，他们的谨小慎微表明，即使在英国，种种不确定因素也足以让作者裹足不前。毋庸置疑，英国是欧洲最自由的国家，休谟也是最早作出这个判断的人之一。法国和德国作家对英国的自由推崇备至，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英国作家确实能无所顾忌地畅所欲言：罗伯特·沃波尔爵士吹嘘说他从未将一个烂文人送进监狱，尽管抓他们也不冤枉。英国没有正式的书刊审查制度；政府听任《许可证法案》于1695年失效。但是，当局有其他限制手段。作家和出版商一旦冒犯了议会特权，就会被召到议会上、下两院接受质询；法庭对严苛的诽谤罪法随意加以解释，使得发表非正统观点的人面临极大的风险；剧本必须送交宫务大臣审批。颈手枷、罚款和监禁虽不常用，却是实实在在的威慑，而英国作家心甘情愿地进行自我审查，小心谨慎地自我保护，愤世嫉俗地把自由与放纵等同起来。“在一个自由的国度，”亨利·菲尔丁于1747年写道，“人民有权申诉蒙受的冤屈，这是英国人的特权；在出版物中对驱动国家车轮前进的那些必不可少的重要部件品头评足，这实属不当行为，全然滥用了出版自由，因为这是属于王室的特权。”然而，我们不能愤世嫉俗地认为，英国政府没有实施审查制度，是因为没有多少东西可审查。毕竟，除了《对话录》，大卫·休谟在表达激进的宗教观时没有多少惶恐不安，吉本更是毫无顾忌地直抒胸臆。英国的情况算不上尽善尽美，但是从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国家，尤其是从法国来观察，英国的情况堪称幸福完美。
在欧洲，法国作家与官方的较量最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和难分胜负。一方面，不是所有的审查官都尽职尽责，也不是每一次处罚都得以执行；激进分子只要多费点儿事就能通过审查。审查官为了争夺管辖权大打出手，他们反复无常、唯利是图，多半还懒惰迟钝，很难有效推行针对渎神、异端和煽动性作品的严苛法律。此外，作家们只要认识一些神通广大的朋友，就会发现巴士底狱的条件还算是相对舒适的。通常说来，贿赂和托人疏通能大大改善作家的命运。在1750-1763年的关键时期-《百科全书》的大部分分册、爱尔维修的《论精神》以及卢梭的主要著作都是在这个时期问世的-掌管法国审查机关的是马尔泽布；而马尔泽布是一位正派、有教养的政府官员，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扶持人才而不是压制舆论。他大力保护作家免遭政府的骚扰，而不是使政府不受作家的抨击。倘若严格执行弗朗索瓦一世以降历朝历代颁布的古老法令，那么除了最无害的童话和虔诚的布道书之外，所有出版物都会被扼杀在摇篮里：按照相关法令，从最重要的论著到最无足轻重的大幅单面印刷品，任何出版物都必须获得政府审查官的正式批准，获得一张“皇家特许证”（AvecpermissionetprivilègeduRoi），审查官批准的前提是作品不能有任何冒犯宗教、国家或道德规范的内容。但这些法令并未得到认真贯彻。事实上，出版商与审查官之间达成了正式协议。出版商获得了一项非正式的承诺，即所谓“默许批准”（permissiontacite）：一部作品即便包含审查官不予通过的内容，也不会受到指控。包括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大多数著作在内，18世纪的名著大多都是以这种息事宁人的半合法方式出版的。但我们要看到，它们终究还是成功出版了。
这些都是实情，但不是事情的全部。政府审查官人数不多，1741年有76人，1789年有178人，其中有不少人愚蠢而胆怯、一门心思巴结上司。当然，审查官也并非人人都玩忽职守或贪污腐败，一些审查官忠心耿耿地履行了镇压职责。此外，失之严厉要比失之宽大风险小：谁也不知道某本书中的某个暗示是否影射了某位主教、大臣或国王的情妇。因此，审查官通常会把手稿扣留好几个月时间，出版商便需要耗费精力去疏通和交易。“对我来说，”1744年伏尔泰有点恼羞成怒地表示，“写书要比出书容易得多。”
让作家生涯更加前途未卜的是，审查官还不是惟一需要讨好和摆平的政府人员。教会和高等法院等权势机构从来没有完全认可皇室对审查权的垄断，一本书即使已经获得皇家特许证，仍然有可能受到法官、大学或主教的谴责。事实一再表明，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比政府更为警觉地督促审查官恪尽职守。正是由于索邦神学院、巴黎大主教和巴黎高等法院的联手抗议，政府被迫收回了允许卢梭出版《爱弥儿》的默许批准。4年前的1758年，一位皇家审查官批准了爱尔维修出版功利主义小册子《论精神》，嗅觉灵敏的基督徒读过这本书后大为震惊，并让笨重的国家机器以罕见的活力运转起来。审查官被解职，巴黎大主教、首席检察官和教皇异口同声地谴责这本书。爱尔维修倒没有受到太大的牵连：他丢了一份待遇优渥的宫廷差使，还不得不沉默一段时间。但是，这种不确定、低效和翻云覆雨，让作家们感到困惑、焦虑，时常还伴有恐惧。
但是，新思想的传播势不可挡。禁书在外省城镇中连夜印刷，或是从境外走私进法国。这是代价很高的胜利：秘密出版的书籍数量稀少，价格昂贵。它们因神秘而吸引了更多的读者，但流通量始终有限，法律上的审查实际上意味着经济上的制裁。1768年，狄德罗愤怒地告诉法尔科内：“政府的不容异说日甚一日。人们都以为这个国家蓄意要铲除文学，毁灭书业，让我们变得一无所有和愚昧无知。书稿全都流向荷兰，作家们不久也会随之而去。他们在造就一个禁书产业，利润比棉花、烟草和盐的贸易高10倍。他们花费巨资的结果是我们不得不用高得离谱的价格购买小册子，这种方法肯定将毁灭这个国家及其居民。《揭去面纱的基督教》竟然卖到4个金路易一本！”按照法律规定，禁书要当众焚毁，焚书也是民众喜闻乐见的观赏活动。作家们曾夸口说，焚书等于是为禁书做广告；然而，随着形势日益严苛，作家看清了危险，他们的幽默感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出版物被官方认定为淫秽或亵渎神明，出版商将遭到警察的突击检查，被巨额罚款逼到破产的边缘，有时甚至被判处到苦役船服役。除非有强大的靠山，在法院、政府或大学任职的作家随时有可能丢掉饭碗。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共有1000多名书商和作者被关进巴士底狱，另有数百人被关押在更可怕的地方。这些人当中有许多属于伏尔泰所说的“文学贱民”-盗版商和色情文学出版商，但也有一些是严肃的文人。1745年，一个名叫迪堡的无名编辑出版了一份讽刺性报刊，结果被关进圣米歇尔山的一座小监狱，发疯而死。1768年10月，狄德罗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因为售卖霍尔巴赫的《揭去面纱的基督教》和伏尔泰的《有四十金币的人》，一个名叫莱斯屈耶的书商与妻子和学徒一道被捕。三人都被判上枷、鞭打和黥刑，然后男的送上苦役船，女的入狱。如今，迪堡和莱斯屈耶早已被人遗忘，只是作为历史的阴影存在于更知名、更幸运的同时代人的往来通信里。名作家照样会蒙受莫大的羞辱。1749年，身为哲学家的狄德罗声名鹊起，却因为出版了《论盲人书简》而被关进樊尚城堡。牢房的通风和伙食尚可，孤独和担忧却让他几乎陷入崩溃的边缘。万幸的是，他被关押了几个星期后就获释了。然而，就像当初被监禁一样，获释的条件让他再度蒙羞：他不得不卑屈地承认自己是那本大胆的小书的作者，并托出版商到处说情，还答应把《百科全书》的第一卷题献给当时主管出版事务的达尔让松伯爵。实际上，匿名出版在当时十分盛行，尤其是18世纪中叶以后，哪怕是最负盛名的作家也都大玩这种有益无害的猜谜游戏：只要伏尔泰矢口否认，哪怕独一无二的文风清楚表明他就是作者，政府也不大可能起诉他。不过，当时的法国到处都是神经过敏的主教、难以捉摸的官员和不怀好意的朝臣，就连伏尔泰也并非高枕无忧。因此，人们完全不应把他时常流露出来的恐慌归咎于妄想症发作：1766年7月，法国政府以亵渎神明的罪名将年轻的巴尔骑士送上火刑架，一起被投入火中的还有伏尔泰的《哲学辞典》，狄德罗后来说，投入火中的其实并不是巴尔的那本《哲学辞典》。其他人也很担忧伏尔泰的安危。1768年，既不胆小怕事也不歇斯底里的狄德罗在给索菲·沃兰的信中说：“我很担心，虽然他（伏尔泰）地位尊崇，受到妥善保护，虽然他才华横溢、作品一流，但那些家伙还是会对我们这位可怜的老前辈使坏。”狄德罗说的“使坏”（mauvaistour）指的就是被送上火刑柱烧死。即便启蒙哲人在与法国当局的较量中赢了，也不意味着这场较量无须付出代价和稳操胜算。
启蒙哲人在这场较量中使用了一切能用的手段，要么托人疏通，要么明智地用钱打点，而最重要的策略是说谎。这些策略都是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我只需补充一点：使用这些手段并没有让启蒙哲人感到良心不安。他们恣意地，甚至往往是-在我看来-很愉快地说谎。不论有着什么样的深层动机，启蒙哲人从来没有怀疑自己所作所为的正当性。当然，卢梭是惟一的例外，这个例外恰恰证明了说谎的必要性：卢梭发表作品时全部都署真名，结果大半生都在颠沛流离、东躲西藏中度过。早在1709年，沙夫茨伯里-他所处的环境要比法国启蒙哲人宽松得多-就指出：“如果人们不能直言不讳地谈论某些问题，他们就会用讽刺的方式来表达。如果人们被彻底禁止谈论这些问题，或是认为谈论它们要冒极大风险，他们就会把真实想法深深隐藏起来，用故弄玄虚、难以索解的方式来表达。”这当然不是启蒙哲人想要的，他们最希望得到公众的理解。不过，他们确实像沙夫茨伯里一样意识到，他们之所以绕着弯子说话，完全是迫于当局的压力。18世纪，达朗贝尔、孔多塞、布丰和狄德罗等诚实的人都曾为出于自我保护的谎言作过辩护。伏尔泰1736年时说过一句名言：“谎言只有在作恶时才是邪恶的，为善时就是一种莫大的美德。所以，让我们的美德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候吧。要像恶棍一样说谎，面不改色、脱口而出、不以为耻、绝不松口……说谎吧，我的朋友们，说谎吧。有机会我一定要报答你。”
伏尔泰日后确实报答了他的朋友们：18世纪50年代起，伏尔泰成为启蒙哲人的头号军师，在费尔奈指导这一小群人如何撒谎、向谁撒谎。“我永远不想听到有人说这本书是我写的，”1764年他在给巴黎的达米拉维尔的信中谈及《哲学辞典》时说，“我在给马兰先生的信中曾说过同样的话，他在来信中也提到这个问题。我深信，真正的兄弟都会赞同我的意见。这部作品当是数位作家分头写就，由一个荷兰人编辑成书。署我的名字无疑是令人发指的做法：那将会剥夺我以后提供报效的自由。哲学家应该向公众揭示真相，而把个人隐藏起来。”这番话道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启蒙哲人说谎是为了讲真话；他们发现，在一个容不下自由批判的社会，更何况这个社会的文人缺乏传教士那样的殉道精神，口是心非乃是必不可少的自保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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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而言，文人共和国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靠朋友聚餐、酒馆和咖啡馆里的非正式聚会和广泛的通信来维系彼此的关系。但是，在法国，它却被严格而有规则地吸纳进一个组织：法兰西学院。因此，能否控制法兰西学院便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政治问题。法兰西学院是黎塞留于1634-1635年间创办的，宗旨是维护法语的纯正、指导法语的发展。从其建立之日起，法国文人无不渴望能够进入这个排外的小圈子。学院有过辉煌，也曾经历低谷；主掌学院的既有著作等身的文人，也不乏八面玲珑的朝臣。不管是繁荣时期还是平庸阶段，法兰西学院都是尊荣的象征，因此成为权力的来源。当选为院士意味着跻身于一个精英群体，即所谓的“四十位不朽者”，可以与其他院士平起平坐，不管对方是公爵还是红衣主教，他们不服从除了皇家监护人之外的任何否定意见。18世纪的启蒙哲人着手占领这个机构，这并非出于事先定好的计划，毕竟他们只是一个大家族而不是什么阴谋集团。这不仅是为了实现文学抱负，也是出于对社会与政治现实的敏锐洞察。
伊索早就说过：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不难想见，在启蒙运动初期，法国启蒙哲人对于让他们吃闭门羹的法兰西学院如何极尽嘲讽之能事。1721年，孟德斯鸠把法兰西学院说成一个毫无尊严可言的法庭，是一个一事无成、只会喋喋不休地饶舌的俱乐部。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大概想不到有朝一日自己也会成为院士候选人。不过，孟德斯鸠像几乎每一个自尊的法国作家一样渴望当上院士。果然，1727年之后，他不再对学院冷嘲热讽，因为他已经当上了院士。数年后，伏尔泰挖苦了新院士例行的就职演说。按照一成不变的惯例，新院士在就职演说时要用华丽的辞藻颂扬自己的前任和学院的最高监护人，伏尔泰对此大加奚落：“先是新院士颂扬自己的前任是伟人，红衣主教黎塞留是大伟人，大法官塞吉耶是说得过去的伟人，路易十四是伟人中的伟人，接着学院院长用同样的口吻致答词，补充说新院士很可能也会成为某种伟人。”伏尔泰认为不应刊印这类颂词，开幕致辞的尴尬特征让风趣变得滑稽可笑。这番话是1734年说的。到1736年，伏尔泰也发表了一些辞藻华丽的演说，因为他也加入了院士候选人的角逐。伏尔泰的候选之旅漫长而艰苦，因为他不得不为早先对学院的无礼赎罪。他树敌太多，其中不乏显赫人物，因而不可能很快当选；不管他在国内外声望多高、多么有资格入选，依然一再落选。这场磨难直到1746年才告结束，当他跻身于不朽者行列之后，便开始发现这个曾被他无情奚落的机构也不乏可取之处。
伏尔泰当选后，法兰西学院的成员结构和思想倾向开始改变：杜克洛与伏尔泰同年当选，布丰和达朗贝尔先后于1753、1754年当选。起初，这些新成员的表现中规中矩，完全像是忠诚而明智的院士。布丰发表了著名的《论风格》，伏尔泰发表了备受赞誉的《论法语的普遍性》，达朗贝尔也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论文，新不朽者的学术成果提高了学院在受教育公众中的声望。不过，到18世纪50年代末，随着新院士的不断加入和启蒙哲人变得声名可疑，法兰西学院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一场争夺法国思想主导权的意识形态之争。
冲突爆发于1760年。3月10日，新院士勒弗朗·德·蓬皮尼昂，一个穿袍贵族、某位主教的兄弟、名不见经传的小诗人，在开幕致辞中公然抨击亵渎神明的危害。“真正的哲学家，”他宣称，“应该是明智和道德高尚的基督徒。”这个论调冒犯了那些自命为真正哲学家的异教徒。勒弗朗还警告说，现代文人正在摧毁历史悠久的世袭等级制度，打消人们对王座和祭坛的尊重。
这番煽动性言论恰逢多事之秋，1760年，爱尔维修发表《论精神》引发了争议，政府又查禁《百科全书》，社会氛围随之恶化。该当勒弗朗·德·蓬皮尼昂倒霉的是，早年间他曾轻率地表露过自己的哲学倾向，在公开记录中留下了自然神论的观点。伏尔泰挺身而出，在法兰西学院的神圣殿堂外，以哲学家的名义驳斥蓬皮尼昂。伏尔泰发表了一篇短小精悍的论战文章《当》（Lesquand），连珠炮般历数蓬皮尼昂的劣迹：“当某人有幸被一群可敬的文人接纳为伙伴，此人不应当在就职演说中讽刺文人，……当某人翻译并’改进‘了蒲柏的《自然神论祷词》，当某人翻译了自然神论信条从而使之为害更甚，还因此被外省机关停职6个月……此人竟然还装腔作势地谈论宗教，这便无异于对温文有礼的冒犯；当某人在某家学院发表的演说会被人们谈论一两天，然后送到王座脚下，那么此人居然胆敢在演说中说我们时代的哲学破坏了王座与祭坛，这就等于是对同胞犯罪……”伏尔泰用一连串的“当”提出无可辩驳的事实，行文酣畅淋漓、锋芒毕露，其神韵实在无法迻译成其他语言。
《当》成为传诵一时的名篇，很多人竞相仿效。莫雷莱写了《为何》，还有人写了《谁》和《无论》；伏尔泰历来是文学潮流的引领者。勒弗朗·德·蓬皮尼昂不明智地作了回应。5月，他给路易十五写了一封自吹自擂的信，自称此信足以铲除反宗教观念，堪称国王的最佳读物。伏尔泰面对挑衅当然不会坐视不理：6月，他接连发表了数篇讽刺诗，把蓬皮尼昂描绘为一个可怜虫，一个妄自尊大、被热情冲昏头脑和自我膨胀的庸才：
而蓬皮尼昂伙计竟然把自己当回事儿！
事情就此了结，蓬皮尼昂再没有回过法兰西学院，在此后的年代里，蓬皮尼昂支持者的声势每况愈下。11772年，达朗贝尔当选为学院终身秘书，启蒙哲人牢牢掌控了法兰西学院。
这场风波有点像茶杯里的风暴，看上去无足轻重，甚至有些荒唐可笑，很难说是严肃的政治斗争。但是，小计谋也能解决大问题；我们不能武断地把法国启蒙哲人亟欲控制法兰西学院说成是改革家的弱点使然，此举实际上关系重大、利害攸关。在动荡的18世纪60年代，控制了法兰西学院，启蒙哲人不仅多了一道保护伞，还可以优先利用公众舆论这个在当时依然颇为神秘的新力量。迫害事件日渐稀少，但并未彻底绝迹。当年轻的巴尔被斩首、尸体被送上火刑柱，伏尔泰从费尔奈逃到日内瓦，想为法国作家建立一个海外据点。“巴黎刚刚发生的那一幕，”他写信告诉莫雷莱，“确凿无疑地表明，兄弟们务必守口如瓶，不暴露自己的秘密和同伴的名字……在当前动辄得咎的形势下，应当保持沉默、守道待时。”狄德罗倾向于一动不如一静，不主张远走他乡，不过他也像伏尔泰一样认为形势不妙。1766年8月，离巴尔被处决刚过去一个月，他写信给法尔科内说：“我的朋友，文人不像你想得那么自由。他们头上有暴君，没有暴君的许可，他们无法出头，也无望成功。”他还同意伏尔泰的另一个看法：法国在不久前解散耶稣会，各种迫害力量不但没有就此削弱，反耶稣会狂热分子的声势反而有所壮大，他们从此能够集中火力，更加疯狂地围剿新观念。在1766年10月给伏尔泰的信中，狄德罗用伏尔泰式的暗语写道，高等法院这头“猛兽”“缺少食物，由于没有耶稣会会士可吃，它将向哲学家猛扑过来”。一年后，即使巴尔案已经尘埃落定，狄德罗仍然觉察到压制并未放松。“文学丧失了活力”，他写道，作家们被禁止讨论“政府、宗教和道德。那还有什么可写的？其他题材不值一哂”。
然而，启蒙哲人顶住压力，逆风而行，越来越勇于展现和驾驭进步力量。1787年，法国历史学家吕利哀告诉不再抱残守缺的法兰西学院：1749年-他说得十分明确，就是在1749年这一年-哲学从纯文学中解放出来，巴黎也挣脱了宫廷的束缚。“就在那一年，我们如今所称的’公众舆论帝国‘崛起了。”启蒙哲人也清楚意识到社会氛围的变化。伏尔泰满怀信心地宣布，公众舆论统治法国之日，就是启蒙哲人驾驭公众舆论之时。其他启蒙哲人也一再重申达朗贝尔的坚定信念：18世纪中叶掀开了观念史的新纪元。
这标志着一个新纪元，因为启蒙运动的激进主义日益发展、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反映并且推动了西方世界中往往是潜移默化却不可逆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随着民主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在启蒙哲人家族中独引风骚，整个西方世界的激进分子揭竿而起，反抗既有的权威。在工业纪律以及制造业、农业、医学和政府管理上的新技术加速发展之际，伏尔泰发出了“消灭败类”（écraserl’inf？me）的号召，卢梭出版了最具颠覆性的两部著作《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狄德罗完成了《百科全书》，写出了（虽然没有发表）一些最具颠覆性的对话录，莱辛发表了文学批评著述，贝卡里亚出版了《论犯罪与刑罚》，霍尔巴赫推出了第一批唯物主义小册子。可以说，18世纪中叶掀开了观念史的新纪元，启蒙哲人的观念成为这个新纪元的标志，不论启蒙哲人究竟是否汲汲于此，他们总归是乐见其成的。在启蒙哲人的鞭策和引导下，启蒙运动和启蒙运动的世界向着现代性迈出了决定性的一大步。

文人共和国：寡头统治下的自由反抗

《启蒙时代（下）：自由的科学》，【美】 彼得·盖伊，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

文人共和国：寡头统治下的自由反抗

海之声助听器

文人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