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胜利，让英美这对盟友打起了各自的算盘

国家公务员

华盛顿和伦敦都意识到两国有必要就对华政策问题进行进一步磋商。1949年7月20日，艾奇逊国务卿指示美国驻伦敦大使刘易斯·道格拉斯面见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就远东问题——其中“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就是对中共的态度——进行一次坦率的意见交流。艾奇逊特别提到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及不承认共产党政府的后果问题：“特别是中共的统治区域在不断扩大，很可能会在苏联的支持下宣称是中国的政府。”艾奇逊认为，还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与共产党的贸易。他还提到，英国商业界正在接近共产党官员并“建议开展合作”的传闻，使他“颇为心烦意乱”。
作为对艾奇逊这一主动提议的答复，英国外交部助理次官邓宁敦促不大情愿的贝文，以欢迎的姿态就艾奇逊所提的问题和美国人进行磋商。在致贝文的一份备忘录中，邓宁宣称，“在过去的三年里”，英国一直努力使美国人在中国和日本问题上对英国人坦率一些，但这些努力都付诸东流；美国人“一意孤行，结局悲惨”；要使美国政策走上正轨，“最好的办法就是英美之间举行磋商”。贝文对邓宁的观点表示赞同，于是1949年8月至9月英美两国举行了一系列正式的或部长级的会谈，就一系列问题交换了意见。8月16日，邓宁向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林华德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提到交流中的第一个实质性问题，但附带了一个说明，说该备忘录“只是提供了外交部和国务院对中国问题的观点，但不一定就是外交大臣或国务卿的观点”。英国外交部还警告其驻华盛顿大使馆“不要将该备忘录看成英国政府的观点”。不过，无论是贝文还是其他内阁大臣，后来都批准了这个备忘录，并把它作为9月中旬贝文与艾奇逊在华盛顿会谈的基础性文件。
这个备忘录表达了这样一些观点：英联邦和北大西洋诸大国与中共政府的关系，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要“遵循他们与苏联的东欧诸卫星国之间的关系模式”，但是，也有这样一种可能，即这种模式最终会向着他们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模式的方向发展；所以，“西方诸大国应注意，不要一开始就对共产党政权采取公开敌视的态度，以免破坏这一未来的可能”。这份备忘录虽然明确地“反对在政治上仓促承认”中共政权，但又指出，拒不承认一个有效地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政府，不仅“在法律上是讲不通的”，而且还会“对西方在华利益的保护造成严重的实际困难”。该备忘录还指出，“迫使中共接受任何特殊的条件以换取承认，都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因得不到承认而受到严重的阻碍”；因此，“推迟承认”，就有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后“不仅严重地损害西方在华利益，而且也得不到任何利益补偿”。
该备忘录发出几天后，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告诉美国驻英大使道格拉斯：英国“对所有中国问题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过去的历史影响的”。例如，他认为，那样长时间地承认清政府就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还说，英国人相信：“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俄国人。”在最后概括其“基本态度”时，他“倾向于留在我们原先就驻在其间的中国，并努力避免不得已的撤退或是被驱逐，同时努力突破封锁，提供最低限度的物资供给”。道格拉斯一再回答说，对于封锁问题，美国倾向于相反的观点。
英美对封锁问题的不同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双方在与中共的贸易问题和台湾问题的不同意见。从3月到夏季，英美两国一直在就实施所谓的对华有限贸易措施（R程序）问题进行讨论。原则上，英国不反对贸易管制，但要求禁运的物品种类要比美国人设想的少得多。而且，他们比美国人更热心于得到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合作，并且不愿在香港、新加坡等贸易中心强行实施贸易管制。美国人则不然，在他们看来，要防止管制措施出现漏洞，就必须在这些贸易中心也实施贸易管制。
英美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的不同立场，集中地体现在一份备忘录上，这份备忘录是9月12日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和往常一样，这两个盟国就总体目标达成了一致，而在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问题上却出现了分歧。英国的备忘录断言，对于美国提出的贸易管制的总体目标--影响中共政权的方针政策、保证西方的贸易而不增强中共的军事力量，“英美两国政府并无不同”。“实际上”，该备忘录还宣称：“英国政府凭其在香港和东南亚的地位，有着直接的和完全令人信服的理由，可确保上述两个目标的实现。”对于其中的一个目标，英国当然有把握：他们正在采取措施防止武器装备进入中国，或通过香港转口中国内地。对于其他目标的实现方式，英美两国有分歧。对于“旨在改变中共政权的政治路线”的贸易管制的效果，英国甚是怀疑，“不愿意为这样一个目标而实行管制”。
9月9日，在会见英国商业界代表时，沃尔顿·巴特沃斯建议美英等西方政府应一道“有选择地控制那些对中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必需品，不一定非要强行阻止这种商品的流通，但可以作为一种象征，表明我们有能力对中共采取惩罚性措施，如果将来有必要的话”。但是，英国人似乎不想以这种惩罚性的行动对中共进行威胁。他们不像美国人那样，认为这种威胁会使中共改弦更张。而且他们还确信，这种威胁政策会动摇英国在华的商业地位。英国人认为，尽管一开始并不顺利，但一个理智的时期是会到来的，在这个时期内，中共需要贸易、航运、银行、制造业等行业的外国专家。英国在华商界及其驻伦敦的代表、英商中华协会等都坚信这一点。英国的政策还受到一个因素的影响，即英国希望保持香港岛及与之毗邻的新界的地位，因为香港和新界之存亡，有赖于其与中国内地的持续不断的贸易。
英美不仅对各自在华商业利益评估不同，而且对贸易管制或经济威胁的政治效力的评估也不同，这显然影响到两国政府对国民党的封锁的态度。和英国相比，美国不大愿意对封锁采取什么行动，因为封锁对美国造成的贸易损失小于英国，而且美国比英国更相信把经济压力作为政治工具的效果。
英美两国政府对台湾和国民党的军事实力的不同态度，也影响着它们对封锁的看法。本书第四章曾指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虽然美国军队犯不着为台湾的防御承担义务，但对美国来说，台湾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职是之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政策是：用政治和经济的手段，努力使台湾及澎湖列岛不落入共产党手中。
8月4日，美国国务院“鉴于目前仅靠政治和经济手段已无法阻止那些岛屿为共产党所控制”，故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重审其2月10日提交的关于台湾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备忘录。参谋长联席会议依言照办，于8月27日再次向国防部部长提交了一份有关台湾问题的备忘录，重申台湾“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但“只要我们的军事力量与我们的全球义务不相匹配”，就不应该由于其战略上的重要性而采取公开的军事行动。
在9月9日的英美官方会谈中，美国国务院的马礼文（他不久前为执行特殊使命在台湾待了几个月）解释说：“美国目前无力承担保卫这个岛屿的军事义务……在外交上将全力支持在台湾岛的政府，并为对该岛提供经济援助。”巴特沃斯指出，即使给予这样的支持，“也不能排除该岛最终被共产党占领的可能”；但“共产党要占领台湾，须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
英国也认为台湾岛“极有可能”落入共产党手中，但它的态度更带有宿命论的色彩。在英国人看来，既然这种占领不能被有效地阻止，剩下的就只能是祈祷共产党对该岛的占领“不会是灾难性的”。邓宁认为，目前最好的办法是让台湾人向联合国呼吁“举行公民投票，或由联合国托管”，但他和巴特沃斯都感到，只要蒋介石仍控制着在台湾的政府，出现这种呼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美国国务院对台湾的态度和英国外交部对维持英国在华商业利益的态度，简直如出一辙：美国国务院相信台湾岛最终会落入共产党手中，但仍极力阻止其成为事实；英国外交部认为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把英国商人赶出中国，但又极力推迟这一天的到来。由于两国都致力于短期目标，英美两国在封锁问题上的分歧更加严重了，国民党实施的封锁妨碍了英国人的商业目标，却有利于美国人实现其政治目标。
9月13日，艾奇逊和贝文继续在华盛顿就对华政策的方方面面举行了会谈。艾奇逊告诉贝文，他应该选读一份有关中国形势的备忘录，因为它“极为清晰地表达了我们的观点”。随后，艾奇逊自己选读了几段标号为“1994”的电报，这是9月3日美国驻华使馆参赞约翰·卫斯利·琼斯从南京发来的，其中建议说，美国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必须考虑下面三个因素：（1）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会持续“一个时期”，抵抗运动不会成功，除非抵抗运动完全是中国人发起的且不依赖任何外援，而可成功地发动一场反对中共的革命领袖还没出现；（2）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只能等待“中国走向铁托主义”，以实现把中国与苏联分离的目标；（3）在这一等待时期，美国不应“对中国的统治者”采取“公开的敌视”政策，因为这只会引起中国人民的反美而不反俄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且也无助于实现分裂中苏的目标。另外，美国也不应对中国新的统治者表现出“调和的姿态”，因为这种姿态不仅会遭到美国公众舆论的反对，而且还会被中共视为对“共产党的理论即美国外强中干”的证明，视为美国“对市场和原料的极度渴求”。琼斯认为，中共只有“走过一段弯路之后”才会醒悟：与苏联结盟，中国“失去的远比获取的多”。因此，美国不应做任何“有助于巩固中共政权”的事情；只要中国是苏联的卫星国，就别指望得到美国的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承认中共是否有助于实现离间中苏关系这一共同目标的问题上，贝文和艾奇逊的看法是不同的。贝文认为：“如果我们太冷淡，就会把中国人赶到俄国人一边，而若审慎从事，就能削弱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吸引力。”然而，对于承认中共是“使中国不为俄国人控制的有效手段”的说法，艾奇逊持怀疑态度，因为无论如何，中国人都要倒向俄国。艾奇逊赞同贝文的看法，即英美在中国问题上的分歧是“策略上的，而不是战略目标上的”。
美英只是在策略上有分歧的说法不能不令人怀疑，但华盛顿和伦敦在基本目标上又确实是一致的：两国都要使中国与苏联分离，都期望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与共产党政权建立关系。过去几个月的事态发展表明，英美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艾奇逊与贝文的会谈几乎没有提出消除这些分歧的任何办法。但是，即使如此，英国外交部仍于9月30日发给其驻南京外交机构一份电报，乐观地宣称：“在对华政策上，英美之间发生明显分歧的危险已经解除……那种认为我们必然和美国在承认问题上出现分歧的看法是不成立的。”
英国外交部的乐观情绪，或许是受到美国打算留在中国这一事实的鼓舞而产生的，因为这清楚地暗示着美国最终要承认共产党政权，并愿意就这个问题与英国和其他大西洋盟国进行磋商。英国人则要使美国人确信：他们不打算匆忙承认中共，而且他们非常愿意就承认问题和他们的盟国及英联邦成员进行磋商。然而，美国人却认为，承认可以，但最要紧的是讲清承认的条件，尤其重要的是，共产党必须担负中国的国际义务。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人的这种先决条件，实际上只能是通往承认的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在艾奇逊和贝文会谈期间，巴特沃斯曾一语道出了中共与美国在承认问题上的冲突。他说，共产党声称，他们准备单方面废除一系列条约，不管这些条约何时到期，而美国无法容忍这种单方面废除条约的做法。虽然当时贝文说“必须让共产党表示愿意担负起他们的国际义务”，但英国人在后来放弃了这一立场。
美国人和英国人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也有可能使他们在承认问题上发生冲突。道格拉斯大使在8月26日曾与贝文就对华政策问题谈过一次话。根据贝文就这一谈话所写的备忘录，道格拉斯曾说，英美两国之间的主要分歧点，是美国“认为应想方设法把中国共产党和西方大国之间的贸易往来降低到最低点，从而使共产党承受压力……这样一来，共产党就会充分认识到，和西方建立适当的贸易关系对他们是何等的重要”。如此看来，承认共产党政权，虽然和英国关于扩大贸易、避免限制（武器控制除外）的政策完全一致，却和美国试图通过施加经济压力迫使共产党改变其态度的政策相抵触。如果套用“胡萝卜加大棒”这种为人熟知的政治术语来说明的话，那么，承认中共虽是英国的“胡萝卜”的一部分，但却削弱了美国“大棒”的威力。
非常明显的是，英美各自对香港和台湾未来地位的关注，也使它们在承认问题上难免出现分歧。英国人希望香港免遭共产党的控制，方法是强调香港在对华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并表示愿意就香港的政治前途问题与共产党进行讨论。他们认为，只要承认共产党政府，就能促进上述两个目标的实现。出于战略考虑，美国人也想尽可能地使台湾免遭共产党的占领，但承认共产党政权不可能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事实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共产党是不会放弃武力进攻台湾的政策的--即使三十年后，中共仍未放弃这一原则。总之，由于英美两国对各自利益的不同考虑和关于影响中共的方法的看法不同，他们在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承认的问题上，做出了不同反应。

中共的胜利，让英美这对盟友打起了各自的算盘

《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美】埃德温·马丁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共的胜利，让英美这对盟友打起了各自的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