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英国公投的教训是未来应提升风险溢价|黄益平|产能过剩|国有企业

致我们逝去的梦

　　新浪财经讯 2016年夏季达沃斯峰会于6月26-28日在天津召开，在28日的“全球经济展望：亚洲视角”分论坛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在发言中表示，英国公投的短期和长期影响要分开看。公投的教训就是，这个世界什么都可能发生，所以我们的风险溢价未来应该提升。中国只有一个出路，就是继续加快经济增长，产业升级，侧重更多国内需求，而不是过度依赖外部需求。
　　以下为发言实录：
　　主持人Stephen Engle：黄益平先生，是不是对中国的结构改革产生了影响，如果另外一轮危机会对中国的改革产生冲击？
　　黄益平：
　　如果的确有另外一轮冲击，这个会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但是我觉得对中国改革的冲击应当是两方面的，从一方面来看，最近的确有一些不稳定性，大家可能更加关注于如何促进增长，中国的领导也致力于保持未来5年6%的增长，因此大家会放更多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支持增长。
　　但是与此同时，大多数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他们都意识到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很好的支持增长，从长期来看支持增长，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改革。
　　政府给今年也定了五项任务，第一，减少过剩产能；第二，稳定杠杆；第三，减少房地产库存等等。我想一段时间之内会有积极的力量促进中国改革。
　　主持人Stephen Engle：但是会不会整个扭转我们总的全球化趋势呢，走向横跨的合作呢？
　　黄益平：
　　我不认为，短期和长期的影响要分开，这点非常重要，尽管我的分析恐怕并不是那么乐观，我自己感觉，全球化恐怕现在在全球经济危机，我们看到英国恐怕在美国也会看到，证实了这样一点。这个公投什么教训呢？这个世界什么可能都会发生，所以我们的风险溢价未来应该提升。
　　我也同意李晶讲的，中方恐怕会继续开放，真正产生影响是这样，中国在全球化，在过去的40年主要是受益国，现在恐怕放缓了，甚至会走向了对立面，如果真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的确更多思考如何重新来界定我们自己的增长引擎，所以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恐怕不是正面的、恐怕是负面的。
　　但是对我们来说，只有一个出路，这就是要继续加快我们的经济增长，来升级我们的产业，侧重更多的国内需求，而不是过度的依赖对外的需求。
　　主持人Stephen Engle：我们再看一下美元和人民币，这个其实是带来很多政治的影响，你刚才说到，一揽子货币，包括一揽子货币的稳定性，还有日元的增强，这个和一揽子货币都有关系。
　　黄益平：
　　我没有太多要补充利率的问题，刚才你讲的这个观点，我们的公司债，全球非常担心中国的高负债率，我自己的感觉是，高杠杆率，实际上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原因，只是一个症状，看起来总的负债率比较高，但是它的分布横跨各种各样的部类，非常不平衡，政府没有高度负债，家庭也没有，但是公司方面负债比较高，整个的公司借债大概占了GDP的160%。
　　在公司内部，你也看到各种不同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它的负债率下降，而且国有部分大大的上升，这是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一直这样。如果你再看看这些具体的指数，这两个方面你就会发愁了、会担心了，好的负债并没有增长，而且比较差的这种负债率比较上升，但是不良贷款比较高。
　　我们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怎么办？这些在国有部分的高负债率，也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相对来说是好事，意味着政府仍然提供一些指标，但是中国以外的人经常担心，因为你有一个很高的负债，你的金融体系恐怕要垮台，公司部门会怎么样呢？
　　我觉得恐怕实际情况不会是这样。与此同时也是令人担忧的，因为国有企业改革从定义上来说难度很大，我们仍然等待着能够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措施。但是我们看产能过剩这些应该怎么解决？这些公司一般都是在高产能方面，一般都是在负债率高的层面，如果我们侧重于这个领域我们可以做的很好。
　　主持人Stephen Engle：服务为主导的，包括IT方面的行业正在进行这方面的改革，但是要花很长时间，比如说IT他们雇佣员工比较多。
　　黄益平：
　　我想我描述目前中国经济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老旧经济和新经济之间的战斗。旧经济那种劳动力密集的、高工业的正在下降，因为劳动力的成本正在上升，缺少竞争力。
　　另外，产能过剩，所以我们需要发展新解决，但新经济正在增长，你刚刚讲了在服务领域，甚至在制造业也是这样。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升级改造。
　　如果你从中国的北部到中国的南部的话，越往南就会更加乐观，东北方面目前来说有点悲观情况，主要是因为有过度产能、重工业过度集中，这是一个非常难的，解决起来很难。但是你要去中国南部，去深圳，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担心经济充满活力，本地品牌不断上升，创新不断升级，每天都在发生。
　　主持人：我们再听听这几位重要的观点，再过一年你们对经济怎么看法？
　　黄益平：我最大的担心，明年经济，也就是说全球化受到了影响，恐怕这方面负面影响更加严重，我们现在看到只是开始。我并不是非常乐观，但是我希望我们在中国能够把自己的事做好，同时也起一种作用，在国际的领导作用，来反对这样一种负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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