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频繁举行公投的国家一定在哪里不对劲

背着书包耍流氓

[摘要]每一次公投都是为了解决一个或数个在政党之间及其所代表的国民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分歧。然而，每一次公投实际上都会在国民情感中造成新的更加难以弥合的裂痕。
作者：陈季冰（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目前就职于《上海商报》。）
对于那些没有机会选举的人来说，投票，是一桩令人想起来就激动莫名的事情。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关心投票所产生的结果，因为投票这件事情本身便是一个崇高的目的。
而在所有类型的投票中，他们关心的主要是国家领导人的选举。因为它看上去最直接，也最能体现出民主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力量。这里有必要稍作解释，实际上，议会制国家的领导人选举都是间接的。也就是说，一个英国或日本选民是没有权利直接投票选举卡梅伦或安倍晋三为首相的，他们只能通过投票给自己选区的保守党和自民党国会议员候选人而间接地将卡梅伦或安倍推上首相宝座。
还有一种可能更让人热血沸腾的投票，只是它不常有，也不固定，所以人们对它的关注和研究不多。它就是公投，或曰全民公决。光看名称，你就会觉得它代表了民主的最高境界——每个选民都有机会对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作出抉择，而非听凭利益集团和政客们将自己排除在公共政治之外。

那些频繁举行公投的国家一定在哪里不对劲

资料图：希腊全民公投最终结果出炉，反对者庆祝胜利

不知怎么，以往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里都不一定能遇上一次的这类全民公投，近来却成了家常便饭。仅仅数一下过去5年间，从埃及到克里米亚，从苏格兰到加泰罗尼亚，从希腊到瑞士……一场又一场公投轮番登场。它们的目标也是五花八门，有的是为了通过或否决一部新宪法，有的是为了脱离或继续留在一个国家，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或加入另外一个国家，还有的似乎只是为了决定一件并不十分重大的事，例如本国可否新建清真寺？……本月，还有一场更为引人瞩目的公投即将隆重上演，那就是决定英国是否脱离欧盟的全民公决。

那些频繁举行公投的国家一定在哪里不对劲

（当地时间2016年2月20日，英国伦敦，英国首相卡梅伦在欧盟峰会后，召开紧急内阁会议。会议后，他正式宣布英国将在今年6月23日举行脱欧公投。）

我们或许可以将近年来公投的频繁发生，解读为世界范围内民众的民主意识觉醒的标志，但遗憾的是，我并没有在公投数量的激增与民主化程度的提高之间寻找到任何正相关。我所观察到的情况还可能是反向的——公投越多的地方往往也是政治越混乱无序的地方。至少可以这么说：那些频繁举行公投的国家一定是在哪里有点不对劲。
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审视公投这种政治程序的本质。
在实行代议制宪政民主的国家，议会（国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它的议员是人民的政治委托人。议员由选民直接选出，代表选民去治理国家。他们被认为是道德品行可靠且具备治国理政专业能力的人，他们负责立法和任命行政官员，并监督后者的具体工作。正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所有大政方针决策都应该在议会中完成。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会出现（需要）公投呢？理论上，它的逻辑是这样的：当一些政治决策重大到直接关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时，国家领导人和国会议员们认为自己已无法代表民众来作决定，于是他们将决定权交还给人民。这种逻辑的另一面是：当国家面临极其重大的抉择时，人民已不再信任他们选举出来的代理人的德性和才智，于是他们决定临时收回赋予议员和领导人的权力，自己直接去做决断。
但这样一来就立刻产生了两个绕不开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决策重大到必须由全民公投来解决？放眼世界各国的宪法，没有一部对这个问题有过清晰的规定，事实上也不可能制定得出这样的规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要不要加入反对德意法西斯同盟的阵营，对它们宣战？这件事情的重要性难道比今天英国应不应该退出欧盟更低？但当时的国王乔治六世和他的首相丘吉尔并没有把如此关乎国运的大事交付全民去公投；上世纪70年代西班牙终结法西斯军事独裁、实现民主化、修订新宪法，这件事情的重要性难道比今天西班牙该不该接受欧盟的某个财政纾困方案更低？但当时年轻的胡安·卡洛斯国王和他的首相苏亚雷斯也没有把它付诸公投……
所以说，公投看似庄严神圣，实则充满了随意性。而随意是法治的天敌。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上述认为在一些紧要关头必须保留公投这一政治程序的逻辑是成立的，那就是不是意味着民众投票选举出来的议员和领导人很可能在道德或能力上是令人怀疑的、不称职的？既然这样，选民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做自己的政治代理人？选民应该或是选举更合格的代理人，或时干脆凡事都自己去直接决定。后者就是所谓“直接民主”。
有人也许会说，日常的国家治理事务繁琐而专业，民众既无精力，又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所以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这的确是直接民主难以在任何稍微大一点的社会共同体内推行的最重要原因。然而，如果连年度财政预算这样的事情一般选民都不具备专业知识去审查的话，对于英国留在或退出欧盟这类牵涉面极广的复杂而宏大的问题，他们反倒有能力去准确识别？而在埃及这样一个40%成年男性是文盲的国家，让全体人民去甄别一部新宪法的优劣并决定是不是要采用它，其结果会比掷骰子更好吗？
因此，从政治家的立场上说，动辄交付公投，不是审慎和有责任心的体现，而恰是无能和典型的推卸责任之举；从选民的立场上说，动辄要求公投，不是政治参与度高的表现，而恰是典型的政治不成熟症。
过往的人类政治史也清晰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成功的民主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建国240多年从未举行过一次公投，美国宪法没有就可不可以举行全民公投作出过只言片语的规定。历史上也从未有美国领导人、国会议员或民众提出过要为某个事务进行全民公投的提议，然而，从独立战争、费城制宪，到南北战争，从大萧条到二战……那么多重大的考验美国不都经受过来了吗？再看看即将举行公投的英国，在当年大英帝国横行于世的两个世纪里，从没有人想过要搞一次公投。亚洲最成功的民主国家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经历过多少起落歧路、浴火重生，但150年来从没有人出过主意要为什么事情搞一场公投……
因此我一直认为，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根本不应该产生全民公投这种奇怪的政治诉求。民众应该通过正常的程序来选举他们认为称职的议员和国家领导人，并通过既定的换届选举、独立的司法体系和自由的新闻舆论来监督他们尽心尽职地为自己服务。相反，公投不仅不是民主程度高的表现，反而是一个国家民主宪政的缺失，以至于没有办法提过正常渠道解决政治分歧。事实上，我一开始就说了，频繁举行公投的国家，往往也是政治权威缺失、政治秩序混乱的国家。在那些国家，民众与领导阶层之间充满不信任，本该按部就班的严肃的政治经常像是儿戏，甚至闹剧。
对从来没有机会投票的人来说，民主大概就是投票，投票越多就越体现民主。我认为产生这种想法很正常，但可惜它是错误和有害的。认为投票的频率应该尽可能多、范围应该尽可能广、深度尽可能深的想法，是典型的“青春期民主派”的幼稚病。
在成熟的民主社会，有头脑的人普遍赞同一条原则：凡是能够不用投票箱解决的分歧最好不要投票。因为他们深知，投票也是一种强制。虽说比专制独裁下的强制多了一次选择机会，但投票必然意味着多数对少数的强迫，必定会造成被压制者的不满。而协商和妥协虽也不一定能达到皆大欢喜，但最后的结果至少是各方自愿接受的，不致留下很多后遗症。这条原则的反面其实是：一旦决定启动投票箱，结果必须受到无条件的尊重。而在不成熟的新兴民主社会或民主失败的国家，人们恨不得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摆满投票箱。然而，假如开票的结果不是自己的选择，他们就会立刻倾向于把自己经过浴血奋斗建立起来的投票箱一脚踢开。
与常规的议会选举不同，公投的对象不是一个个有血有肉（很可能还有过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或近距离接触）的具体的人，而是一份抽象难解的一揽子方案，公投的选择也只有“是”（赞成）或“否”（反对）两个截然对立的结果。因此，公投经常会造成沉重的政治和社会代价，甚至远大于其收益。
具体地说，每一次公投都是为了解决一个或数个在政党之间及其所代表的国民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分歧。然而，每一次公投实际上都会在国民情感中造成新的更加难以弥合的裂痕——公投解决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眼前问题，制造的却是一大堆复杂的长期问题。那些在一次公投中失利的政党和选民并不会心甘情愿地服输，他们会时刻准备抓住机会掀起有利于自己的下一场公投。
因此，公投就像一个潘多拉魔盒，一旦被打开便很难再合上，它所不断制造出来的分歧会把一个正常的政治秩序撕扯得四分五裂。

那些频繁举行公投的国家一定在哪里不对劲

（当地时间2016年6月5日，瑞士伯尔尼，民众参加公投投票，决定是否实施每月无附加条件地向每位瑞士公民给予2500瑞士法郎(约合1.6万元人民币)。如果公投获得通过，瑞士将成为全球首个给全民发无条件基本工资的国家。）

【注】本文原标题为《政治的潘多拉》，写于2016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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