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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杨绛先生走了。尽管她生前曾再三表示,不希望去世成为新闻,但公众还是营造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刷屏运动。书评人唐山认为,这是因为公众需要逝者,需要消费突发事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暂时地重拾起感动、真诚和理想。但这种感动是外部世界赋予的,而非真我的思考产物,在追寻感动之前,我们应先去追寻真正的自我。我们都生活在尘世中,唯有主动与它保持一段距离,才能给自我腾出空间。尘世越进逼,我们就越要退后,相比于杨绛先生那一代,今天的我们毕竟还是有处可退的。纪念一个人,就不如多去读她的书。
人人都说悼念杨绛先生,却又不肯听从她的嘱托
少女杨绛
杨绛先生走了,这一次,无法再“万人如海一身藏”。
在信息化时代中,私密已成奢侈品,虽然杨绛先生生前曾再三表示,不希望去世成为新闻,不希望被打扰,可事实是,尘世最终还是狠狠地纠缠了她一把。
据说,有的媒体几年前就已经准备好了稿件,专等这一天,还美其名曰“预案”。
实在搞不懂:该有怎样强大的内心才能做到一边祝寿,一边却在偷写悼念文章,且盼着能早日发表。也许,我们确实习惯了这种分裂,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面向:今天是伪君子,明天是真小人。
生与死,本是偶然事件,应该上帝说了算,可有了B超,生就成了必然事件,同理,有了“预案”,死亡也成了必然事件。于是,不论怎么挣扎,最终都无法免成为他人的工具。我们亵渎了上帝,所以活该再亵渎彼此。
这能埋怨媒体人吗?当然不能。
媒体人面临两难:不追这种新闻,会被视为缺乏职业精神、漏报选题;而追这种新闻,又在良心上难以过关,会遭受访者斥责。媒体只是一种职业,如果社会不需要,谁肯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问题的关键,在于公众需要逝者,需要将死亡这种个人事件变成一次集体狂欢。
因为我们都太繁忙,被各种压力催跑,生活日渐变成单调的朝九晚五,甚至丧失了时间感,而没有时间感,也就没有了意义感。
回想10岁到20岁,一幕幕是那么清晰,再回想30岁至40岁,连前后顺序都经常记错。时间长度相同,感受却完全不同,因为前者我们要面对太多新鲜事物,后者则多是重复再重复。
于是,我们才需要消费突发事件,通过突发事件,我们才能暂时地重拾起感动、真诚和理想。
这,并非某个具体的人的责任,而是现代性的客观结果。现代性是一种组织方式,它不断在攫取资源,不断在扩张——它一方面加速改造着外部世界,一方面又加速改造着每个人的心灵世界。
正是在现代性的挤压下,环境不断恶化,世界日趋单调,甚至连我们的睡眠时间都在迅速缩短……一切可能的领地都被最大化地占用了,则敬畏、隐私、安宁之类,又如何能抵抗?于是便有了这样的滑稽局面:人人都说悼念杨绛先生,却又绝不肯听从先生的嘱托。
表面看,我们都在头上标出“利他”的光环,可结果却是,我们共同塑造了一个“害他”的氛围,而这样的恶性循环,何时才能终结?
突破现代化的困境,只有一种方式——自我醒觉。即: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们脑海中所呈现的那些东西,很可能是外部世界赋予的,而非真我的思考产物,在追寻一份感动之前,我们应先去追寻真正的自我。
我们为什么会沉浸在现代性中不知自反?因为从小到大,教育、社会、文化等都在告诉我们:世界从来如此,世界只能如此,这才是最正确的结果。并通过考题、命令、习惯、成功案例等方式,内化为我们的主动行为。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每次波澜,都会有那么多激情洋溢的“智者”站出来指点江山,为什么在我们的网络上,总有无数激情洋溢的评论家,为什么再渺小的话题,都能演变成两派对骂……当语言已沦落为一种发泄工具,只为追求更麻辣、更犀利而存在时,我们事实上再一次被现代性所套牢。
我们真能醒觉吗?真配拥有自我吗?
于是想到杨绛先生在《隐身衣》中写下的话:“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每个灵魂都需要一件隐身衣,可懂得这一点的人,实在太少。
“二十五年间,我是一个零。我开始有点困惑,后来觉得自在,所以改革开放以后,还自觉自愿地把自己收敛为一个零。”杨绛先生的这份清醒,正是通向自我的法门。我们都生活在尘世中,唯有主动与它保持一段距离,才能给自我腾出空间。尘世越进逼,我们就越要退后,直到退无可退为止。
不被裹挟,不受诱惑,不因宏伟理想而迷醉,也不因众人如此,便随波逐流。看上去,这并不复杂,但又有多少人能真正践行?天下熙熙,却难见见独立人格。
其实,杨绛先生那一代可退的空间并不多,甚至连家都是不尽安全的。多少夫妻互相告密,多少父子反目成仇。好在,钱锺书与杨绛是一种相遇的关系,可即使有了相遇,也注定无法逃脱时代的风吹雨打。在《我们仨》中,杨绛先生曾写道:“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从理想出发,忍受着种种苦痛,却发现一切只是骗局,当自由与尊严都已失去时,才发现,原来谋一个容身之所,竟是这般艰难。早知如此,我们又何必当初?但,相比于杨绛先生那一代,今天的我们毕竟还是有处可退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像个呆瓜那样向前拥挤呢?为什么仍不愿给逝者最后的安宁呢?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从没有所谓完美的人,却有完美的创作。那么,纪念一个人,就不如多去读她的书。
人人都说悼念杨绛先生,却又不肯听从她的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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