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乡村：一个农村儿媳引发的思考

香蕉

近日，《十月》以“回馈乡村，何以可能：文学与乡村的对话”为题，发起第四期十月青年论坛。会议由宁肯、黄纪苏主持，李陀、梁鸿等数十位社会学者、文学研究者就这一话题展开热议。
春节期间，一篇《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引爆社交网络，这篇文章作者是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黄灯。面对严峻的现实，面对“待不下去的城市，回不下去的乡村”，很多人心底都会有一个追问，正如这篇文章的原名——《回馈乡村，何以可能》，它发表在《十月》杂志2016年第1期。
此外，《十月》也曾经发表罗伟章的《声音史》，小说以声音的消失为线索，暗示着今天乡村的空壳化现实，具有一种天荒地老的苍凉感。
这两部作品正是这次论坛的缘起。
文学常把农民问题化乡村景观事件化
（梁鸿：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书写者易于悲情，因为你是用事件的眼光来看待乡村，这时候看到的都是问题。实际上行动者反而有一种态度，这就是我的生活，我要面临一个一个问题，问题是非常具体的，所以没有那么悲观，因为他们面临的是一个个具体的生活场景。我是2011年写的《中国在梁庄》，作为乡村建设的一个书写者，我受邀请跟他们跑了几个月。我非常尊敬他们，他们在创造一种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性是以失败告终，最后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把可能性消解掉了。但我觉得他们至少拿出了一种失败的可能性。
这个春节看了黄灯的文章，特别感慨。实际上写梁庄的时候，我一直在反省，包括2012年写了一篇长文叫《艰难的重返》，我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反思，四五年来书写梁庄，思维的局限在哪里。
社会学和文学有区别，文学是我们不想成为这样，我们想找到更应该的那个样子。更进一步说，如果文学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我们要试图找到一个更合理存在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是文学应该解决的问题。悲情吗？我觉得悲情太多了，这几年，每年都有这样的文章，也有许多记者来采访我，就像出疹子一样，出完以后发发热，大家都散了，该干吗干吗去了，生活没有丝毫的改变。文学应该在这里止步吗？
具体实践者跟农民交流的时候，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是一个个体，他很开心，他在说笑话、在跟她交流，没有任何的障碍。但一回到我们文学现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作为问题的农民，一个原形的、悲怆的，实际上夹带了我们所谓知识分子很多的概念在里面。文学怎样才能使得农民成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问题？这样才能把农民纳入历史的长河里面，纳入我们人类的声音里面，使其作为人的一份子存在。
我在写《艰难的重返》的时候，突然觉得我在模仿鲁迅，模仿鲁迅并没有错，因为我们是从鲁迅出发来思考中国，但在模仿中我们是在建构一个村庄的原形，这原形是值得我们反思的，我们在按照鲁迅的眼光思考现在的村庄。这是我们以后应该注意的问题，也是我这几年来一直在想的。文学乡村里农民的存在，在于把农民过于问题化，把乡村的图景过于事件化，这是特别大的问题。包括我偶尔回乡，我每年春节都回家，放假也回家，无比厌倦，难受，心情非常复杂。我觉得自己要反思这种难受，因为身在其中的人还在生活，还在喜怒哀乐，还在按照自己的样态生活，难道他们就愚昧吗？难道他的起点比我们低吗？并不是要遮蔽问题，而是说我们怎么看待他们的时候，我们自身潜在的视野和世界观，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黄灯因为写了这篇文章，中央电视台专门去找她，你写的是不是真实的，做了严格的调查。这点我自己也很惶恐，哪一种真实是文学的真实，哪一种真实是现实的真实，现实的真实和文学的真实中间，到底是什么样的距离和样态，才能保证你能经受审查？我们怎么敢说，文学的真实就是一个全面的现实呢？这是有很大差异的。过了这么多年，我写梁庄文章也有五六年了，我才慢慢地有一种释放，我觉得我不必要纠缠这个问题。我保持我做一个学者的权利，我有我自己看待这个现实的角度，我有这个权利。
所以谈论文学里乡村的真实问题，其实不应该过于纠缠现实的认识是否真实，而是要对我们的悲情有所警醒。尤其是今天我们打着真实的名义写乡村的时候，你确实要承担你的某种责任和重任。
老母鸡的威胁不解除玉米粒的焦虑难安顿
（李松睿：文学博士，青年批评家）
春节期间除了黄灯老师的文章，还读到了好多假新闻，比如上海姑娘到江西男友家过年，吃了一顿简陋的年夜饭就赶紧回家了；再比如城里的儿媳妇在农村辛辛苦苦做了一桌年夜饭，吃饭时婆家不让上桌，一生气把饭桌掀了，等等。这一系列假新闻甚至比黄灯老师的文章影响力更大。
我自己是在城市长大的，不过有一个现象我注意到了，那就是这类关于农村问题的文字在城镇居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我身边有不少朋友，他们的生活情调、审美趣味都特别“小资”，怎么看都不像是会关心农村问题的人。但他们也同样在微信朋友圈中转发农村儿媳这篇文章，而且表示自己特别能够理解那种辛酸与无奈。这就让我思考，为什么城市中“小资”群体会对《回馈乡村，何以可能》这样的文章感兴趣，是什么东西让他们产生感同身受的感觉。我基本的判断是：今天生活在都市的“小资”群体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安，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岌岌可危。这样一种焦虑使他们不断寻找那些关于农村衰败的书写，并以此印证他们不安定的感觉。他们之所以会选择农村，主要是因为发生在农村的种种惨剧和城市“小资”的生活是有一定距离，那些远方的故事不会对他们的心灵造成直接的冲击。如果是发生在城市中的悲剧，会让他们感到无法面对。
我觉得广大农村面临的种种问题不能仅仅从农村的角度去考量，而是要从更大的社会变迁的背景去了解。因为农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要想真正解决，只能建立在对城市与农村关系的重新改写之上。我们不可能仅仅在农村内部建构出一个美好的乡村。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变得那么焦虑不安，感到生活的不安定，以至于从来没有农村经历的这样一个人，他见到了对农村生活的残酷书写，会感同身受，并以此验证自己的焦虑。
精神分析学家在谈到焦虑的时候有一个经典的案例：一个病人老觉得自己是一个玉米粒，精神分析医生治疗这位病人一段时间后，病人终于承认他自己不是玉米粒了。但当病人离开医院后，马上又跑回来了。医生问你为什么又跑回来了，病人说我在街上碰见一只老母鸡。医生说你经过治疗已经不是一个玉米粒了。可病人回答说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玉米粒，但老母鸡不知道我不是一个玉米粒。我注意到，春节期间那些有关农村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产生巨大影响后，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纷纷去调查那些新闻是真还是假。虽然有些新闻最后被证明是假新闻，但又有多少人会去关心呢？在这里，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充当的是那个医生的角色，精神分析医生不断告诉病人说你不是一个玉米粒，但问题在于病人真正的困惑并不是自己是不是玉米粒，而是老母鸡带给他的巨大威胁。中国的城市“小资”群体就如同那个病人，他们其实并不关心那些发生在农村的极端案例究竟是真还是假，他们自己的生活才是焦虑发生的根源，只是这种焦虑会以关心农村问题的形式表达出来。即使知道那些新闻是假的，焦虑并没有获得真实的解决。
于是，那些发生在中国各地的凋敝故事，包括东北老工业区的衰败、农村的衰败等等这些事件，不断构成微信朋友圈中的热点。这些都是中国人在面对自己的生活时感到的焦虑的反应。人们通过不断寻找他者，利用那些发生在他者身上的遭遇来印证我们自己的焦虑与困惑。因此真正要解决的农村问题，必须从中国的发展模式那里找到问题的根源。
当资本与资金都流向城市的时候，农村肯定是很难的，有可能会出现被抽空的局面。我们今天能以什么样的心情面对那个曾经美好的乡村呢？大概只能是怀旧。读罗伟章老师的小说《声音史》，最能触动读者的大概就是里面那种浓浓的怀旧。尤其是里面的主人公，他固执地坚守的空荡荡的乡村，当其他人都弃乡村如敝屣的时候，只有他默默地收集各种乡村的声音，以一己之力去“复活”热闹的乡村景象。这个写法我特别感兴趣。读完之后我就感觉到了卢卡奇，他的《小说理论》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他认为：“只有单纯接受的主体性才能在谦恭中把自己变成纯粹接纳世界的器官，并能分享对整体的恩赐。”也就是说，小说家只有放弃浪漫主义式的对个人的强调，不断收缩自己，退缩成一个器官，才能感受生活的真相，在作品中创造出生活的整体感。而罗伟章的小说里的杨浪恰恰就是一个“器官”，几十年前那个活生生的乡村、那个充满烟火气的乡村、那个蕴含了无尽活力的乡村、那个充满希望的乡村一下子复活了。这个意象非常精彩，有生活的质感。
我反对浪漫化的乡村叙事
（常培杰：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博士后）
黄灯老师这篇笔记为何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我觉得要放到这两年对乡村问题的持续关注和随之涌现的大量“返乡笔记”这一大环境里来看。
2015年春节，上海大学王磊光博士的《回乡笔记》首先在“澎湃市政厅”栏目发出，因为赶在春节这个节点，在社会中引起极大反响，很多人参与讨论。此类题材在这两年火起来，首先是大众媒介的推动。其次是春节很多人返乡又返城，对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诸多问题有着切身的感触，情感上很容易引起共鸣。然后就是农村问题的持续发酵，已经到了必须深入讨论的关节点。最后，就文体而言，返乡体写作与传统农村题材写作的差别在于，它具有极强的写实性，或者说是乡村生活实录，这与带有较强情感色彩的随笔和虚构特征的小说差别明显，语言通俗易懂，受众面广。
在农村题材书写中，我们较为熟悉的是鲁迅以来的小说传统，这条线一直延续到当代的余华、莫言和阎连科等。小说就是虚构的，一旦涉及虚构，读者会觉得小说中的农村图景是一个想象出来的虚假世界，是很遥远的。但笔记体不是，笔记体的前提是真实，它会让现实与读者的情感经验短兵相接。也正因此，今年春节冒出来的诸如“上海姑娘”、“东北媳妇”、“不让上桌，城里媳妇掀桌子”等虚假的返乡笔记，才会让大家信以为真。抛开文体，我们也要问，为何这类虚假的返乡笔记会让大家信以为真？因为它以虚假的方式揭示了真实存在的问题，或者说它们作为一种“症候”揭示了读者的情感经验，也就是大家认为现实就是如此的。此类文章叙写的事件本身是虚假的，但是作为一个现象它也揭示了一些社会真实，值得分析。
就黄灯老师这篇文章而言，我过年的时候很早就看到了，本来也想做一个回应，但是后来又忍住了。为何不做回应呢？我觉得就当下各类返乡文章泛滥的情况而言，不适于再继续写呈现农村负面状况的笔记体文章。因为这会使得大众，包括知识分子群体，进一步固化自己对农村的负面印象和认知。农村图景是复杂的，总体上是在不断改观的，但是笔记体文章却造成了大家认为农村生活在不断恶化。我们今天在这儿讨论此问题，听到最多的词是什么？溃败、没落、贫困化、空心化等等，都是负面词汇。对此，我们要想的一个问题是，我关于农村的经验是真实的吗？我觉得不是。苏格拉底说过，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去过的，但问题的另一面是，经过反思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而是你从某个角度或立场想象、建构起来的生活。此类生活图景离我们的真实经验有多远？
此外，我们总是说农村在衰落，似乎农村曾经很美好，如陶渊明描写的桃花源一般。然而，无论文学叙写，还是现实经验，都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在小说和返乡笔记里描述的那些问题，农村一直都存在，只是长期以来没有被知识分子用一种知识性的话语呈现出来，并推送到大众的视野内，或者说没有推送到在城市生活的人群的视野内，没有成为他们的话语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农村都被偏见所遮蔽，农村生活经验也多在知识话语中发生了畸变。
其实，农村问题说到底就是现代性问题。当代中国，尤其是近三十年，中国社会处于一个急剧现代化的过程中，个体经验也是如此。在此过程中，社会结构急剧调整，大量农民涌入城镇，这就造成他们的生活经验的剧烈调整。城市短暂经历获得的体验与农村长久生活积累的经验发生着对撞，造成这样那样的问题。此类经验是一种多么复杂的经验！就此而言，怎么样通过一种恰切的文学叙写、文学表达，去呈现和思考此类现象，就是文学必须要回答的课题。
我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基本立场是：不能试图以文学艺术这类浪漫的手段来解决社会现实中的复杂问题，社会问题必须社会地加以解决，现代化带来的问题也必须通过深入的现代化来化解，因而我反对浪漫地叙写乡村问题，渲染乡愁，更反对在社会层面过于文学化地讲述关于乡村的故事。

文学与乡村：一个农村儿媳引发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