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前西方人为何不能随意笑？

我这萌萌的家

1948年，世界精神卫生组织将红十字会创始人亨利·杜南的生日定为“世界微笑日”，人们在5月8日这天庆祝微笑这一行为，用这种愉悦的表情促进人际与社会的和谐。
微笑在现代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几乎所有广告上都会出现这种表情。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人类社会到20世纪后才普遍将微笑视为一种积极、健康的表情，在此之前，微笑则是愚蠢、轻浮、粗俗和没文化的标志，如果你是一个正派的、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最好不要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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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法国大革命开始的两年前，1787年，法国新古典主义女画家伊丽莎白·维杰·勒布伦（élisabeth Vigée Le Brun）在巴黎的沙龙里展出了一幅自画像。油画色调庄重，画中的女画家怀抱自己年幼的女儿，姿态优雅，双目炯炯，神态安详，宛若宗教题材作品中的圣母，不同之处在于，女画家嘴角上扬，双唇微张，牙齿清晰可见。然而正是这种现代社会随处可见的广告式微笑触怒了当时的艺术评论家。
评论家认为，勒布伦作为一位有身份的女性，公开展出面露笑容的微笑有违身份、伤风败俗。然而勒布伦并没有为外界的评价所动摇，同年，她为德胡杰侯爵夫人及得佩载侯爵夫人绘制肖像（上）及1790年再次展出的自画像（下）中，人物表情皆为露齿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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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而，勒布伦的微笑在巴黎掀起了一场“微笑革命”。以勒布伦为先驱，法国大革命时代涌现出一批有身份的女性面露微笑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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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有《马拉之死》的著名画家雅克-路易·大卫于1795年为德赛黑载特夫人（Madame de Sériziat）绘制肖像画时，顺应勒布伦掀起的微笑风潮，为夫人增添了露齿的笑容。
笑若露齿，要唇干嘛？
伊丽莎白·维杰·勒布伦活跃于法国大革命时期，曾于1778年（左上）、1783年（右上）、1787年（左下）、1788年（右下）四次为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绘制五幅肖像（其中1783年“持玫瑰的玛丽·安托瓦内特”有两幅），并因此闻名，身份不可谓不高贵。但真正高贵的人通常是面无表情的，就像王后安托瓦内特一样，不仅要笑不露齿，不露齿的微笑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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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年，法国教士、教育家、改革家、天主教组织喇沙会的创办者圣若翰·喇沙（St. Jean-Baptiste de la Salle）在其著作《基督教徒礼仪修养规范》中有言：“有些人的上唇抬得太高，下唇沉得太厉害，以至于他们的牙齿展露无遗。这有悖于礼仪规范。礼仪规范要求人们不能露出牙齿，这是自然赋予我们嘴唇的全部原因：把牙盖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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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徒礼仪修养规范》1703年首版封面
自十七世纪期，笑便成为西欧社会中区分社会阶级地位的标志，无论是在绘画还是生活中，只有穷人、色佬、酒鬼、智力尚未发育完全的人以及戏子才有开口笑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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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画家弗朗兹·哈尔斯（Franz Hals）创作于1633年到1636年的作品《玛丽·芭比》（Malle Babbe）

西欧社会很早就注意到笑在社会交流中的作用，同语言使用一样，笑还是不笑，对于划分社会阶层有着重要的意义。英国作家厄内斯特·萨科威尔·特纳（Ernest Sackville Turner）于1963年出版了作品《管家先生看到了什么：二百五十年间的仆人问题》（What the Butler Saw: Two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of the Servant Problem），书中在描述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主仆关系时重点强调了笑的作用：当时的社会风气鼓励小姐们对自己的仆人进行人文关怀，允许仆人定期休假、教仆人读书识字，但并不鼓励主仆建立过于亲密的关系，要极力避免主仆之间展露笑容这样的事情发生。
十八世纪，社会普遍禁止女仆夸赞自己侍奉的小姐或夫人，尤其不能夸赞她们牙齿的形状和健康程度，直接原因是这种夸奖会催生小姐、太太们的虚荣心，而深层次原因在于这种夸奖会增加主仆的亲密程度，是仆人僭越的表征。鉴于“礼不下庶人”，在有身份的人中间确立不笑的社会规范显然更加容易。
不要笑，严肃点
在作家狄更斯1838至1839年创作的小说《少爷返乡》（Nicholas Nickleby）中，女画家拉克瑞威（Miss La Creevy）如是说：“事实上，肖像画中的人物表情只有两种模式：严肃式和假笑式。画家给除演员以外的专业人士画像时，采用严肃式；对于那些不在乎看上去是否精明的先生小姐们，才用假笑式。”狄更斯的原文措辞使用了“smirk”一词——既有假笑的意思，又有“傻笑“之意，扑克脸或许看上去冷酷无情，但比起那些捉摸不定的笑容，的确看上去更加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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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如此，照片亦是如此。摄影师亚历山大·加德纳（Alexander Gardner）分别于1863年（右）和1865年（左）为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拍摄肖像照，严肃的林肯看上去的确要比面露笑意时显得更精神，也更精明。

雇佣画家绘制肖像者多数都具有一定的社会身份，即便笑起来更加具有人情味、更激动人，也不愿意违逆社会风尚、受人苛责。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绘画过程中，很难长久保持微笑姿态，几百年保持住，笑容往往也会显得假而僵硬，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不如不笑。
对于创作者而言，笑容更不容易捕捉，也更加难以表现，即便笔触生动，将人物表现得活灵活现，也因人言可畏，往往惹祸上身。意大利著名画家卡拉瓦乔曾与1602到1603年期间创作一幅名为《持小号的丘比特》的画作，画中孩童时期的丘比特笑得天真无邪，但在当时被解读为一种儿童色情，一种对娈童者的引诱，致使卡拉瓦乔陷入恋童癖的丑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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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画家勒布伦在掀起“微笑革命”之前也曾绘制过一幅描绘酒神祭祀巴香特的油画，这是勒布伦第一副露齿微笑的作品，1785年甫一完成便被淹没在评论家的口水中，女祭司在酒精的作用下面露红晕、露齿微笑，展现了酒的魔力，但同样被十八世纪的法国评论家认为表现了一种强烈的性引诱而受到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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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人物的笑容尚且被公众如此解读，何况画中对象是真实而高贵的人物呢？
甜赋龋齿，人人平等
比起庶民，有身份的人更在乎自己的形象。但在龋齿面前，人人平等，微笑意味着暴露蛀牙、黄牙，因而画中人物通常选择闭嘴。
德国历史学者阿诺德·黑伦（Arnold Hermann Ludwig Heeren）在《欧洲及其殖民地政治系统历史指南》（Versuch einer Entwickelung der Folgen der Kreuzzüge für Europa）一书中论述十八世纪的欧洲，称：“自从殖民地的各种产品——尤其是咖啡、蔗糖和茶叶，进入欧洲日常消费以来，殖民地的重要性日渐增长，殖民地在整个商业体系中的地位日渐稳固。上述商品在政治方面、在对社会生活的重塑上，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且不论国家从商业贸易中，以及政府从税收中获取的巨大收益，在欧洲各国咖啡馆作为处理政治、商业及文学的主要场所，什么影响没有发挥过呢？换言之，如果没有这些商品，西欧国家难以具备当前的特征。”
十八世纪，甜点、咖啡、下午茶和可可制品已经完成了从上至下的传播，成为西欧日常消费品，但口腔卫生意识并没跟上上述消费品推广的步伐，牙渍和蛀牙并不因身份的高贵而赦免人，这些有身份的人由于更有钱，更容易获得上述商品，因而出现口腔疾病的几率也更高。
勒布伦画作中从来不笑的安托瓦内特就是一例，这位奥地利公主偏爱甜食，法国大革命后，由于失去了寻求牙医帮助的机会，待1793年被送上断头台之时牙齿已经全完了，这从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当时描绘安托瓦内特的漫画中王后的表情都略显古怪。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身上。1770年到1790年间，华盛顿画像上的容貌改变极大，二十年风云催人老，但更可能的是，1790年华盛顿的牙全完了，致使他的肖像呈现出一种没牙老太太似的戏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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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华盛顿1776年（左）及1795年（右）的画像对比可见，牙齿对人容貌形成的巨大改变。
十八世纪的法国，牙医在理论水平和实操能力上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皮埃尔·福沙德（Pierre Fauchard）被公认为现代牙医的创始人，福沙德于1728年出版《牙医外科》（Le Chirurgien Dentiste）一书，全面地阐述了牙医实务问题。法国牙医已经意识到面对龋齿患者应该做的不是等待他所有的牙都烂掉，而是及时替换掉那些坏牙。
而其他地方，例如美国仍然热衷于收集儿童健康的牙齿，为那些牙齿烂透的富人提供精品假牙。无论是高水平牙医还是高水平假牙制造者都无法解放当时人们僵硬的面部表情，缺牙、假牙都不宜被表现在肖像画上。这也是为什么在十八世纪，描述小姐、太太健康的牙齿亦能成为一种恭维，一口好牙真的太珍贵了。
女画家伊丽莎白·维杰·勒布伦是为数不多值得被恭维的有身份的女性，她和她灿烂的笑容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掀起了短暂的微笑高潮，但随着恐怖政策的来临，法国各阶层人民都无法在面对严峻现实时会心一笑，“微笑革命”很快夭折，直到二十世纪，微笑才得以在西方被广泛提倡。或许正是因为人类微笑历程的曲折，才使得这一表情看上去尤为真诚且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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