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界上了“影响因子”的当吗？

背着书包耍流氓

中国学界上了“影响因子”的当吗？

上周，《读书》杂志微信公号发布了一篇《“影响因子”是用来赚大钱的：揭开“影响因子”的学术画皮(一)》，成为热转文。

“影响因子”在今天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中，究竟有多重要，恐怕无需赘言。不但科学界将它奉若神明，而且人文社科学界，也对它顶礼膜拜。但它的权威性真的无可置疑吗？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江晓原、穆蕴秋两位学者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与研究，惊人发现“影响因子”只是美国一家私人商业公司推出的盈利产品，从一开始就没有“学术公器”的性质。直到今天，它制造出的学术评价体系，也几乎没有真正代表过学术科研的真实水平。然而国内许多科研机构的管理部门，长期强调并用各种考核手段要求科研人员尽可能将论文发表在国外的高影响因子刊物上，却完全没有看到，这种要求不仅在学理上极为无理，而且正在实际上对中国学术造成极大伤害。
在这组系列文章的第一回合里，作者从“影响因子”及其商业公司的背景、重点产品、盈利模式入手，对这套评价体系进行了一次大起底。
“影响因子”其实是美国一家私人商业公司推出的一项盈利产品。“科学情报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简称ISI )逐年发布的“科学引用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简称SCI)和“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简称JCR)，被当今科学界视为两种最权威的学术评估数据。SCI可用来检索科学论文被引用的情况，JCR本质上是SCI的衍生产品，它是基于对SCI(后来包括SSCI和A&HCI)“引用索引”数据进行整合处理后得到的结果，就是期刊的“影响因子”。
许多人误以为它们是由“国际权威科学机构”发布的，而实际上这家“科学情报研究所”从一开始就是一家地地道道的私人商业公司，1992年又被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收购。只是ISI的这一商业性质，多年来一直不太为普通公众和许多学界人士所知。

中国学界上了“影响因子”的当吗？

“科学情报研究所”及其创始人尤金·加菲尔德。
其创立者尤金·加菲尔德1925年生于纽约，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化学学士学位(1949)和图书情报学硕士学位(1954），从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结构语言学博士学位(1961)。1956年，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加菲尔德已经注册成立了一家小公司，推出了第一款信息产品《目录快讯》，是一种对管理类杂志目录进行定期汇编的小册子。
1960年加菲尔德迎来了他事业的转折点。这年他将公司改名“科学情报研究所”，与美国国家健康学会合作，获得国家科学基金(NSF)三十万美元，共同承担建设“基因文献引用索引库”项目。该项目对1961年28个国家出版的613种期刊两万册以上的140万条参考文献建立引用索引，进行编目，最终结果共五卷，其中基因类文献引用索引独立成一卷。1963年该项目顺利结项，加菲尔德原指望国家科学基金继续提供资助，将余下四卷一起出版，但他的申请未获批准。加菲尔德于是决定自己来干，独立出版，并将五卷统一命名为“科学引用索引”，即科学界现今奉为圭臬的SCI。
加菲尔德在推销他的产品时，手法高明而且不遗余力。他的关键手法之一是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SCI可以预测诺贝尔奖。他利用1964年首次出版的1961年度SCI报告，统计了1961年257900位学者的成果被SCI论文引用的情况，又统计了1962、1963年产生的十三位物理、化学和医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论文引用情况，数据表明，该十三位学者在获得诺贝尔奖的前一年，他们的成果被SCI论文引用的平均数量和次数远高于一般水平。
从表面上看，这确实表明优秀科学家群体有着更高的SCI论文被引用数，但这并不足以支撑加菲尔德的论断：SCI论文引用数可以反过来用于评估单个学者的学术水平。江、穆两位作者详细研究了加菲尔德这篇文章所提供的数据，发现他对数据的处理和使用至少存在着三个问题：第一，加菲尔德非常明显地对数据进行“选择性呈现”。第二，加菲尔德没有说明“高引作者名录”人数的选取标准。第三，没有明确预测的有效年限。
1988年，加菲尔德把“科学情报研究所”超过50%的股权卖给JPT出版公司(JPT Publishing)。1992年4月，汤森路透以2.1亿美元价格收购了JPT出版公司。据汤森路透首席运营官说，这项交易主要是为了得到“科学情报研究所”，当时“科学情报研究所在全球拥有三十万客户，每年净利润约为一千五百万美元”。
至于如今汤森路透旗下“科学情报研究所”的盈利规模，作者披露了一所国内著名“985”高校的有关情况以见一斑：该校目前订阅了汤森路透七种信息产品——Web of Science(包括SCI、SSCI、A & HCI 等)、JCR、BIOSIS Previews(生物科学数据库)、CC、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德温特专利情报数据库)、EssentialScience Indicators(基本科学指标,ESI)、ISI Emerging Market(ISI新兴市场信息服务)，该校每年为此支付的费用超过两百万元人民币。
想想全中国有多少所类似的高校，全世界又有多少所类似的高校，而且国外许多高校在购买此类数据库时往往比国内高校更为慷慨，再想想“科学情报研究所”在1992年就有30万客户，就不难想象加菲尔德创建的“信息帝国”如今的盈利规模了。
此文只是起底“影响因子”系列的第一篇。作者以《琅琊榜》作比：加菲尔德就好比学术江湖的梅长苏，“科学情报研究所”就好比学术江湖的江左盟，而他们卖信息赚大钱的行事倒很像琅琊阁；那么“麒麟才子，彼岸加郎”有没有暗中辅佐的靖王殿下呢？至少在客观效果上也是有的，那就是Nature杂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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