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赓武：以史为镜，文明无界

橘梨

【编者按】王赓武先生、余英时先生、许倬云先生齐名，被誉为是“海外华人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是研究现代中国史、国族主义、华人移民的权威历史学家。2014年北京大学举办的“北京论坛”期间，王赓武先生发表了《文明无国界：以史为镜》的讲话，论述了中华文明具有开放、包容的特点，回应以亨廷顿为代表的西方学界“文明冲突论”的观点。本文采访于王赓武先生2014年访问北京参会期间，采访者燕舞先生特将原稿授予共识网发布。此外，王赓武的最新著作《天下华人》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关注。

【专访】王赓武：以史为镜，文明无界

　　王赓武

　　1930年生于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泗水，祖籍江苏泰州。1957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国大东亚研究所和李光耀公共学院主席，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主席。历任马来亚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远东历史系主任、太平洋研究院院长。1986—1995年任香港大学校长。
　　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历史、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移民研究等。近年在国内出版有《1800年以来的中英碰撞》《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华人与中国》《王赓武自选集》等。
　　11月上旬，当来自亚太地区的高官和领导人们齐聚2014年北京APEC会议时，同期由北大参与主办的第11届“北京论坛”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它的高规格，三百余位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和各界领袖与会。
　　11月7日，恰逢立冬，84岁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特级教授王赓武(Wang Gungwu)先生，与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以及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杜宁凯(Nicholas B. Dirks)等顶尖学者，分别担任论坛开幕式的主旨演讲。
　　在题为《文明无国界：以史为镜》(Borderless Civilizations: Lessons from History)的英文主旨演讲中，王赓武先生指出，以提出“文明冲突论”的美国学者亨廷顿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学界，将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作为与西方文明同等距离的两个对立面，这一观点失之偏颇。在他看来，不同于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不仅没有所谓的“一神信仰”，而且对儒家经典之外的诸子学说也相当重视;中国的信仰结构与知识体系具有开放、包容的特点，西方不应用一个范式去理解它。
　　其实，早在2004年首届“北京论坛”期间，在以“多文化共存下的记忆与遗忘”为主题的历史分论坛上，王先生就曾做报告《民族国家的历史与局限》。十年前后，王先生的思虑与关怀可以说遥相呼应一脉相承。
　　立冬次日，作为今年“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Peking University Global Fellowship，该计划2012年启动以来，陆续邀请过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崔琦和著名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教授等国际知名教授或学科领域内的顶尖学者)所邀请的的国际学人，王赓武先生现身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秋林报告厅，身着灰色西装、银色短发梳得一丝不苟的他，用流利汉语奉献了一场精彩演讲《南方境外——强进与退让》。
　　与作为台湾“中研院”院士主讲2005年该院史语所“傅斯年讲座”时的现身说法类似，此番，祖籍河北正定的王先生也从青少年时期辗转于荷属东印度(今印尼)泗水、南京、英属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半岛)等地生活与求学的经历讲起，将中国南方边境上数百年来各方势力的进进退退、盛衰兴亡娓娓道来。
　　王赓武先生与海外华裔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许倬云先生等齐名——而且三位同属1930年生人，他被公认为当代“海外华人研究”(Overseas Chinese Studies/Studies of “Overseas Chinese”)的奠基人之一，是研究现代中国史、国族主义、华人移民的权威历史学家，其代表性著述有《南海贸易：南中国海华人早期贸易史研究》、《1949年以来的中国和世界：独立、现代性和革命的影响》和《中国与东南亚：神话、威胁和文化》、《1800年以来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交错：战争，贸易，科学与政务》、《移民及兴起的中国》等。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唐世平是与王赓武先生有过数度交往的青年学者，他和另外一些学者强调，王先生其实一直拒绝使用“华侨(Sojourners)”、“流散各地的华人(the Chinese Diaspora)”这样的概念——因为，Diaspora在英文中特指“分散各地的犹太人”且不无贬义;“华侨”一词则意味着“这些人还会回到中国”(这种情形在王赓武的父辈、祖辈及更久远的祖上那里非常普遍——采访者注)，但一个时期以来，绝大多数华侨不会再回到中国且不承认自己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人”，只承认是族群意义、文化意义上的“华人”。
　　1957年，王赓武以论文《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于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同年起，先后任马来亚大学历史系讲师、教授兼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其间，年仅32岁时就成为费正清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1968)中最年轻的作者，33岁即升任马来亚大学教授;1968年开始，先后出任澳洲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主任与太平洋研究院院长。
　　在澳洲人文科学院院长、亚洲历史学家国际协会主席、澳中理事会主席、香港演艺发展局主席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南洋学报》主编等众多管理者角色之外，王赓武先生的一重重要身份是作为教育管理者和教育家，他1986年至1995年担任了近十年的香港大学校长(卸任前一年荣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
　　王赓武先生有着较深的香港情结，早在1980年，他就与人合编过《香港：发展的困境》;1997年香港回归当年，他又编过两册《香港史新编》，两年后又与人合编了《回归中国后的香港：转型的挑战》;2007年6月，又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刊发论文《走向新的现代性：香港回归的历史视角》(Towards New Modernity：The Return of Hong Kong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尽管旅美历史学教授徐国琦2009年才加盟香港大学，但笔者与之谈起王赓武先生，他对这位前辈同行和老校长至为感佩——1992年，王校长任上即捐资成立助学基金;去年，适逢香港大学文学院成立100周年，王先生再次捐资，成立“王赓武本科生及研究生历史奖”。
<p>　　在王赓武先生访问北京期间，我们专访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