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做智库第一要务不是追求影响 而是说真话|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说真话|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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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新浪财经讯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于3月19日-21日在北京举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出席并致辞，做智库的第一要务就是说真话，说真话也许有影响，也许没有影响，说真话有人喜欢，有人可能恨你，但是做政策研究的人，第一要务不是追求影响，而是说真话。
　　以下为演讲实录
　　郑永年：谢谢李扬院长给这个机会讲讲智库。实际上我做中国政策研究已经很多年了，但是现在中国很多政策现象我不是那么能看得懂。举几个例子，我们的政策，国有企业老总工资成功减下去了，但是国有企业老总不干活了。政商关系，以前旧的政商关系不好，但是现在搞的没有政商关系了，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不敢碰面，更不敢吃饭了，经济怎么发展？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可以生二胎，但是很多人不想生了。还有现在因为老龄化，要延长退休年龄了，在东亚的环境里面，新加坡、日本大家都经历这样的，大家都非常开心，因为人的寿命长了，多干几年是好事，但是中国一提出来，中国反弹很大。我一直关注中国政策的变化，我们现在的政策看起来满天飞，我也是有一个博士学位的，很多政策看起来，一个没消化，第二个就来了，第二个没消化，第三个就来了，很多很多。
　　我到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去，地方政府最头疼的就是文件太多，我们一个文件没读完，第二个文件就下来了，一个文件没消化，新的文件又来了。新旧文件之间也不是那么一致性，充满着矛盾。我总觉得我们的政策研究，当然李院长不好意思，他们写了很多非常有用的，非常好的一些政策报告，我总觉得我们的政策研究可能不能产生有效的政策支持。当然每个国家的智库扮演不同的作用，我们国家是知行合一，我们现在知和行之间脱节非常厉害。好多政策很难转化为现实，原因很多，我觉得我们都是研究政策的，我们得自我反思，我们做政策研究为什么不能产生很有效的政策支持？当然也有很多的条件，刚才张主任也讲了，需要很多的财务上的条件。我们研究政策自我反思还是需要一点的，我们自己从自己本身怎么样能做的更好。
　　我一直关注中国的政策，研究政策变化，我没有时间展开讲。我们经常犯的九个或者我们经常使用的九个廉价的方法论，九个毛病，阻碍了我们生产出有效的知识。我就把这九个东西，没有时间讲，列举一下，供大家讨论。
　　第一个，我们知识的道德化非常严重，我们做政策，它的可行性有没有，我们老是抢占道德制高点，我做的是道德的，为人民服务，但实际是不是这样，不去考虑。
　　第二知识权力化或者权力崇拜，有权力的人更多，有权力好像就有知识，我们所作的都是论证有权力人说的话，这也是一个问题。
　　第三，知识的金钱化或者金钱崇拜。我们衡量很多现在智库做的，能不能弄来钱，能弄来钱的就是好的，弄不来钱的，他就怀疑了，到底有没有价值。
　　第四是知识的名誉化，追求名誉，各个地方做智库，最希望领导能批示一下，那荣誉就有了，领导不批示，好像你的政策就没有价值。
　　第五，我把它称为知识的神秘化或者兀术崇拜，这一点我很头疼。现在我们讲金融改革，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很多解释不通的东西，我们总认为外面的美国或者西方国家有个阴谋在对付我们，解释不通了就说阴谋，这个就很麻烦。其实知识领域是没有阴谋的，什么东西都是阳谋。
　　第六是世俗主义的宗教化，我们有很多世俗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主义都是加以客观分析的，但是我们把它宗教化，作为崇拜的对象，很难应用到我们的政策研究。
　　第七是社会问题的政治化，我们所说的社会问题，一套制度也好，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是作为社会物体，但是我们总是把它政治化，国有企业就是国有企业，一个两个国有企业倒闭了，共产党不会倒，中国社会主义不会倒。很多人总把国有企业的东西跟所有的东西都绑架在一起，这个太政治化。
　　第八就是我们的知识娱乐化，现在很麻烦，现在社交媒体，大家都喜欢把自己这些东西娱乐化，大家传来传去。我觉得社交媒体给我们带来很方便的工具，但是我觉得社交媒体对我们知识创造是非常有害的打击，越来越不能理性的思考。
　　加起来，最后导致了我们知识的虚假化。我们很多知识都是虚假的，并不是真正要解决实际的中国存在的问题，我是研究政治很多年，我总认为社会科学是没有理论的，实践观察通了以后，再把它概念化、理论化，是这样一个过程。我总觉得我们智库要产生影响，我永远相信追求影响力，及不应当是我们的第一要务。我们做智库的第一要务就是说真话，说真话也许有影响，也许没有影响，说真话有人喜欢，有人可能恨你，但是我觉得做政策研究的人，他第一要务不是追求影响，而是说真话。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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