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忧伤解甲归田：帕慕克以及他的“凡人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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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忧伤解甲归田：帕慕克以及他的“凡人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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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忧伤解甲归田：帕慕克以及他的“凡人歌”

  与帕慕克同国的土耳其小说家，起码有一点是要羡慕他的，那就是，他的书在海外出版，不用担心书名被贱兮兮地改成“伊斯坦布尔的XX”——“伊斯坦布尔的激情”，“伊斯坦布尔的爱与死”，“伊斯坦布尔的爱恨情仇”……帕慕克的书，起码在字面上，可以保留他希望给人留下的印象，比较安静，克制，让人心怀期待。
诺贝尔文学奖素有“诅咒”一说，其实每一个引人瞩目的大奖都有所谓“诅咒”：得过奖的人，会从之前的高度上跌落，从而在表面上吻合了物极必反的定律。帕慕克是克服了诅咒的少数人，他在2005年后出了两本厚厚的小说，2009年的《纯真博物馆》，还有就是最新的《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他刚刚凭它入围了今年的曼布克国际奖候选名单。是得佩服他的勤奋和专注，不过，你也得承认他得益于年龄：获奖时他才54岁，在诺奖历史上，只有吉卜林（42岁）、加缪（44岁）、布罗茨基（47岁）、渥雷·索因卡（52岁）等寥寥几人，获奖年龄比他小。
《我的名字叫红》是第一部引进大陆的帕氏小说，但当时给他获奖加下最大一块砝码的，是2002年初版、充满了讽刺性政治隐喻的《雪》。在《红》、《雪》、《黑书》、《新人生》之类作品里，帕慕克尝试了很多现代派手法，例如《雪》中的卡夫卡式隐喻，《红》的纳博科夫式谜局，《白色城堡》套一个历史事件的外壳玩“王子与贫儿”式的身份互换游戏。奥斯曼帝国盘踞欧亚六百年之久，经由帕慕克的阐释，直接与现当代土耳其挂起钩来，这个土耳其压制言论自由，迫害少数民族，宗教和政治混在一起，分不清楚，制造出许多蒙着一层忧郁色彩的悲惨事件。
帕慕克得诺贝尔奖，或可跟俄国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及布罗茨基相比较。2005年，土耳其政府控告他诋毁国家，瑞典人立刻把奖授予了他。本来，诺奖光环形成的安全保护罩，可以让帕慕克更直接、更大胆地发言，但他在2005年后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却是温情而感伤的《纯真博物馆》。他还在伊斯坦布尔开了一家真正的博物馆，陈列展出书中男主凯末尔收集的、与女主芙颂的浪漫故事有关的所有见证物。
帕慕克说，博物馆跟书有关，跟他本人无关，不过这话大概没几个人会当真。被《纯真博物馆》感动过的读者，都会相信这是他自己的故事。访问过博物馆的人，对它褒贬不一，有说看了展品后更爱故事的，而反感它的浮华、自恋、矫情的，同样大有人在。《纯真博物馆》还给人一个感觉，是帕慕克虽然写出了不错的故事，但与《雪》、《红》、《新人生》等相比，他退得太深太远了，远到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有心讽刺凯末尔，讽刺他的痴情，完全不知道私人世界之外还有更多更大的话题需要关心。
《纯真博物馆》絮絮叨叨四十多万言，说的还是中产阶级的劳什子，无数的晚宴、聚会、舞会，彬彬有礼的对答，精致的礼品互赠，从中依稀能窥见《傲慢与偏见》的遥远魅影。它说出的是帕慕克所属的那个人群的爱与纠结；相反，《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写一个生于安纳托利亚的外省男孩，在1969年来到了伊斯坦布尔，大部分时间做一名流动商贩，在古城的街巷里逛掉了大半辈子。这是帕慕克以前从未写过的主角，他没多少文化，也没怎么受过信仰的感召和折磨。
现在的帕慕克“只转不评”
麦夫鲁特沿街叫卖的是钵扎，一种土耳其人从奥斯曼时代就开始喝的酒。他用一种既亲切又忧伤的嗓音叫喊“钵——扎——”，为了吸引顾客。中国人都知道“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麦夫鲁特是个城里的渔樵，见证了从1970年代以来，伊斯坦布尔市内的快速变化，移民的陋屋盖起来又拆掉，希腊人被驱逐，老楼拆迁给高速公路让路，社区的发展，公寓楼的兴起和中产阶级的壮大……对所有这些，麦夫鲁特也是“惯看”，都没有什么兴趣去探究，他只是记录。
一时间的感觉是：帕慕克老了。
有一些作家，老了以后收起咄咄锐气，调出胸中所有阅历，给他的国家、民族、城市、阶级来个“纪年”，当然，视角还是个体的。比如说墨西哥有位大文豪，卡洛斯·富恩特斯，年轻时以形式创新闻名，故事里有鬼魂，有侦破，有冒险，画面眼花缭乱，老了以后，他写了本长篇叫《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以一个人的经历来勾勒墨西哥半个世纪的历史，笔力分配得十分平均。
但也有很多作家刚好相反，年轻时激进，老了彻底变成极左，1990年代以来的诺奖得主中，南非人J.M.库切，葡萄牙人若泽·萨拉马戈，都是典型的“越老越凶”，库切写下了愤世嫉俗的小说《凶年纪事》，萨拉马戈有随笔集《谎言的年代》面世。意大利赫赫有名的大左派、剧作家达里奥·福，如今将近九十岁了，说起当世的大愤青，人们还是会很自然地想到他。
帕慕克更接近富恩特斯，但又有不同。帕慕克记录社会的变迁，但是无论是《纯真博物馆》里的凯末尔还是《怪东西》里的麦夫鲁特，都彻底不关心政治。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恋妻，痴情，没什么追求。凯末尔心里除了芙颂什么也不想，也没见他好好工作；麦夫鲁特在小说一开始抢来了妻子，从小村私奔到伊斯坦布尔，结婚生女，他的冒险精神在那一抢中就全用光了。除了卖钵扎，他还做过侍者，经营过小咖啡馆，当过停车场看车员，在电力公司做过一线小员工；他一家四口长期住一室户，迟迟没能改善居住条件。他性格柔弱，有一些很基本的忧伤和很简单的快乐，遇到一些比较高档次的家庭，就会感到抬不起头来。
麦夫鲁特，“我们的英雄”，经常被长辈指点，被平辈嘲笑，被亲属发牢骚，他没有鲜明的信念，只有一脑袋的“怪东西”。帕慕克为什么要写他呢？打个比方，看到一个瑟瑟秋风中的路边摊主，有人想到凶神恶煞的城管，有人想到“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有人漠不关心地走过，有人则驻足观看，看他身上的生活气息，看他动作中的趣味。
现在的帕慕克，就属于最后一类。
麦夫鲁特顶多只能自己的生意来思考政治。不过，因为这种绝对中立，他才能够四处走动，履行见证者的职能，听取从极左派到极右派的所有言论。曾因言论而触怒政府的帕慕克，现在“只转不评”。
帕慕克的第一部“女性小说”
他只想证明，凡人的日子也值得一写，凡人才是城市的主人。麦夫鲁特好像始终没有走出青少年期，虽然他经常是在苦撑，可他有一种执着的乐观精神。他有一面很低的“满足天花板”，一抬头就能碰到，他觉得能在伊斯坦布尔活下来就已经很成功了。没有人可以说，这样的人不配出现在一部小说里，还担任男一号。
凡人最需要的是爱情。越是靠近社会底层，婚姻在一个人的人生规划里占据的比重越大，倒不是说，他们会为婚姻挑挑拣拣耗费很多精力，而是说他们会把婚姻看做一个非常大的目标，大到让其他一切，包括婚后漫长的人生都显得无足轻重。凯末尔和麦夫鲁特都是这个意义上的“凡人”。两人都经历了一见钟情：十来岁的麦夫鲁特爱上了十来岁的拉伊哈（其实那是她相貌平平的姐姐的名字）。他给拉伊哈写情书，后来就是私奔。他能成功，能如此大胆，是因为他“天真”，天真的举动总是可以原谅的，而婚后的大大小小纠葛，既是麦夫鲁特为天真付出的代价，又被他凭着不变的天真一边承受一边忽略。帕慕克给了麦夫鲁特一个坎坷的人生和一个好结局，也许现在的帕慕克觉得，文学应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慰藉，而不是挑战与破坏。
《纯真博物馆》被认为是帕慕克第一部“温情之作”，而《我脑袋里的怪东西》，据他本人说，是他的第一部“女性主义小说”。麦夫鲁特很是惧内，而且陷身于妻子那头的女亲属之间，那些人个个都比他见识犀利，数落起土耳其男人来毫不留情。他自己的父亲、姐妹、朋友，差不多也是个个能说会道，永远在指指点点，让心灵结构比较简单的麦夫鲁特很觉得无奈。
整体来说，凡人的精神状态是偏压抑的，感伤的，即使大多人都像麦夫鲁特一样处在一个单调的生活循环里，我们也不会去欣赏它、羡慕它。但帕慕克认为，凡人身上缩微了他所居住的地方的众多信息，这就构成了写凡人故事的充分理由。前几年，他有一本小文论《天真与感伤的小说家》出版（联系到《纯真博物馆》，说“天真与感伤”是他2005年以来的基本心境是不会错的），在书中，他说他希望其小说能让非土耳其读者，特别是那些没有多少文学阅读修养的读者，看到一些有关土耳其日常的“干货”：土耳其人吃什么，穿什么，平时的市井氛围怎样，人们都喜欢在哪里活动，如何活动。《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中出现了索引、照片等等，虚构里掺入了非虚构，都源于这种明显属于一个老境中人的想法。
《怪东西》里最好看的是细节，相比于设置悬念、设计结构、让叙事富有张力，细节才是帕慕克的看家本事。文学史上有一段时间，故事要比细节重要，但如今是一个人物和故事几乎无足轻重，一本小说完全可以凭“细节为王”支撑起来的时代。只说书中的一个细节：私奔那夜，麦夫鲁特拉着女孩，在黑暗中无法看清她的脸，但他很想抚摸她，亲吻她，而“拉伊哈用随身携带的包袱轻轻地推开了他。麦夫鲁特喜欢这样”——“乡村爱情故事”即视感：即便作家不描写外貌，读者也可以想象出拉伊哈的模样了。
为什么是钵扎而不是别的？
另一个耐嚼的细节，就是钵扎。土耳其人喝钵扎足有五个多世纪了，在北非、在中东、在巴尔干半岛，钵扎都是很普及的饮料。帕慕克自己也喝着钵扎长大。这种饮料处在一个灰色地带，它含酒精，但人们都假装不知道，因为伊斯兰社会长期禁止酒精饮品，人们需要一种替代物。当年，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们就清楚这个把戏，有的人也加入到假装不知的人群中去买来喝，有的人则据守伊斯兰教律法，抵制它的诱惑。对律法的阐释与遵信，虔诚与人的天性之间的冲突，这些在《我的名字叫红》等作品中有过的主题，换了一个样貌又重现了。
对饮食文化格外有兴趣的人，从《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和《纯真博物馆》里能品到一点“舌尖上的土耳其”。例如，小说告诉我们，在1950年代，土耳其的酸奶还不是瓶装，而是盛在瓷杯子里，后来又改用塑料袋装。在区区一个小商贩身上，你能了解到各种食品的做法和包装的变迁，不过，把这些写入小说的小说家，可从不考虑读者愿不愿意了解它们。
帕慕克有一本备受喜爱的书：《伊斯坦布尔》，辐集了一些关于这座城市的散文随笔。不知有多少人——包括我在内——通过它第一次了解伊斯坦布尔，为它的“呼愁”所迷。我还记得，帕慕克说他从小就觉得城里某处生活着另一个自己，另一个“奥尔罕”，后来，他就把分身的主题用像《白色城堡》这样的小说实现出来，但到了《纯真博物馆》和《我脑袋里的怪东西》，这个“奥尔罕”本人出镜了：凯末尔和麦夫鲁特，位于迥然有异的两个阶级，分别是小说家设想的两个平行空间中的自己。他们都是有女性气质的男人，都是“爱的动物”，爱情，似乎是他们奋斗的终点，他们眼里唯爱巢最大，为了它，乐于放弃男人与生俱来的野心。
那个日日游荡的麦夫鲁特，就是帕慕克自己。他小说里一向贯穿的忧伤调调，过去输送着历史感，也掩护他在故事中施行现实批判，现在，这忧伤解甲归田，变成他本性的流露。他老了，需要休息，坐在一座仅供恋旧的博物馆里，翻检记忆，给城市写传记，给随波逐流的凡人们写一首歌，安慰他们说，生活的一切乏味与辛酸，都没有白白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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