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文化的未来会回归传统儒学吗？

摆摊卖贞操

中国皇权体制按照儒家的基本原则去组织，已经历经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其结果如何?儒家的这个“基本原则”，连王朝的腐朽溃败都遏制不了，连帝制的周期覆亡都挽救不了，谈何去“组织”人类的未来!

中国思想文化的未来会回归传统儒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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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文化的未来会回归传统儒学吗?
——与王学典教授商榷
不久前，王学典教授将自己于2015年7月在山东省“全省社科理论骨干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上的演讲记录，整理成文，以《中国社会科学高速发展的局面正走向终结》为题在各大网站发表。笔者屡屡拜读，甚为感慨。王教授文中滔滔宏论，确有石破天惊之力。但其主要论点的逻辑支撑，笔者却不敢苟同。笔者虽一介布衣，不学无术，但自认为还懂得一些常识常理，而再高深的学术论证，其基本的逻辑支撑，恐怕还离不开最简单的常识常理。故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向王教授请教。
一，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或“河西”或“河东”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王教授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整个中国正在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他说：“以三十年为界我们至少可以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一个是从1919年到1949年，全盘西化，向西方完全打开了大门，占主流地位的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虽然日渐强大，但并没占主流地位;从1949年到1979年，到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们完全向西方关上了大门;从1979到2009或者是到十八大，整个这30年是在反文革、清算文革、质疑文革的基础上展开的，大的口号叫改革开放，全面向西方开放，向西方靠拢，所以八十年代是个全盘西化占主流的时代，这一点为大家所公认;从十八大之后，一个全面本土化的时代已经开始，我们正在进入新的时代。
我以为，王教授以“西化”、“本土化”为尺度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走向进行这样的历史划分，尽管有诸多不准确之处，但毕竟有其轨迹可寻，其中多少也有些道理。问题是，指导这样的划分总有一种基本的价值取向吧?而在王教授那里，这种基本的价值取向是什么呢?如果笔者说得不错，那就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本土化，应该是中国整个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正流。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王教授以为，从中共十八大之后出现的中国思想文化潮流的“归本正源”，并非从天而降，是有经济政治和现实生活的载体的，这个载体你叫大国崛起、民族复兴也罢，叫“特色社会主义”也罢，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罢，叫“和谐社会”、“盛世小康”也罢，总之，和中国传统儒学中“内圣外王”(尽管由道家率先提出，但却贯穿于儒学精神之中)、举贤荐能、王道仁政、以民为本等等的治国实践是血肉相连、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或许在王教授看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至少经济成就，实质上是执政党重新实践了中国本土具有数千年传统的儒学治国理念后才取得的，而随着整个政治实践向中国本土化回归，那么整个思想文化的本土化回归，也就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了。
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吗?我认为，中国近现代所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真相，和王教授所描述的历史走向，恐怕大相径庭。
我以为，中国近现代发生的这个大变局，之所以为中国三千年历史之未有，是因为三千年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面临着被近代崛起的西方工商文明所取代、所替换的脱胎换骨的历史变迁。华夏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甚至是唯一的由古代轴心文明延续至今的实体文明，如果说，一个文明实体的独特的生存方式构成了这个文明的全部内涵的话，那么，这种生存方式中的生产方式，显然是处于整个文明实体中的轴心位置，或者对这个文明实体的整个物质生活起着支配性的作用;而所谓一个文明实体中的精神文化领域，不过是作为这个文明实体中的全部物质生活的观念形态出现的。因此，可以这样说，当一个文明实体中传统的生产方式被另一种文明实体中更先进的生产方式取代时，它的整个物质生活方式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同样，这种变化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在这个文明实体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中。但是，切不可这样误解：当一个文明实体的生产方式被新文明的生产方式取代时，这个文明实体就会被更先进的文明实体所取代。事情绝不是这样，只要这个文明实体不是被其他文明从整个物质生活形态和地域上所解构甚至所消灭，它就不会被其他文明所取代。正像一个人，他可能整个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但他绝不可能因为改变了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他还是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实体而存在，他的个性、年龄、生活习惯、生命中的遗传基因——总之，所有作为个体生命固有的本质特征仍然没有改变。
因此，追踪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所发生的历史变迁的轨迹，就离不开西方工商文明取代华夏农耕文明这个基本的历史真相。而从这个基本的历史真相出发，那么，对于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走向问题，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几个基本判断，以构建认知这个历史走向的逻辑框架。第一，在中国的整个国土上，西方工商文明取代华夏传统的农耕文明，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否则，中华实体文明就会被开除“球籍”，这一点，无庸置疑;第二，两个文明生产方式的碰撞，必然引起两个文明作为观念形态出现的文化的碰撞。而在两种观念形态长期的较量之中，双方都以走极端的方式——即彼此以全盘否定或彻底颠覆对方的极端方式进行，是不可避免的，是符合事物发展往往以两极矛盾运动方式进行的规律的，甚至在某些历史时段成为常态。但是，这种“否定之否定”之哲学过程的结果通常是“既克服，又保留”，即以将对方全盘否定的方式来保留其中有价值的东西;第三，随着新的生产方式被移植过来，那么为这个生产方式服务的所必须的文化体制、文化观念也会被移植过来，但是，这种移植仅仅是价值观念、思维和行为方式的转变，而不是外科手术式的“换头术”，也就是说，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文化形态不可能整个地被西方文明所替换，而是紧紧围绕生产方式所必须的那一部分文化观念、文化体制、价值取向被替换，而且这种替换是植入式的、嫁接式的，即经过异体排斥的考验而自然地成活在原来的肌体上。比如，围绕工业化进程，西方近现代各门自然科学必须植入中国传统的文化体制，在学术研究领域，广泛设置自然科学的各门学科，以及与工商文明紧密相关的经济类、法学类、政治类、人文类、社会类等学科，在教育体系尤其高等教育体系中设置相应的课程。但是，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无论怎样全面占领中国传统文化的阵地，但它们却无法占领由中国数千年文明基因组合而成的、作为民族基本生活方式而存在的文化领地。比如，中国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习俗文化，伦理文化，心理文化等等，这些，都是作为文明实体个体生命的特质和个性而永存，尽管它们也发生变化，但只能沿着基因遗传的方向变化，决不可能被其他生命的异体基因所取代;第四，然而，即便那些围绕生产方式所必须的西方文化观念或文化体制的移植，也面临着和中国传统文化相搏的生死决斗。这个生死相搏的过程就是“异体排斥”的过程。当然，无论这个过程如何曲折和反复，西方文化的成功植入是迟早的事，除非中国不要工业化，不要现代化，重新退回到农耕文明。
二，现代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历史使命是什么?
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在中国的繁荣局面将告一段落，是王教授此文中语惊四座的推论，且言之凿凿，无懈可击。请看，这一推论的主要理由是什么：“近30年中国社会科学高速发展繁荣的局面正在告一段落。大家注意，不是社会科学在走向终结，而是社会科学高速发展繁荣的局面在告一段落。1949年前30年是人文学术占主流、人文学术主导的30年，像经济学，只是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及若干个大学得到保留，其余全部取消，山东大学只留一个政治系，另外还有中文系、历史系、外语系，文科就这几个系，其余的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包括人类学，这些学科都被取消，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学科都是西方的，我们1949年向西方关闭大门的时候，我们把所有西方文化等同于帝国主义文化，一起关上了大门。院系调整是一次非常大的调整，把全国的法学、经济学、政治学集中在几个高校保留下来，其余的学校全部取消了这些学科。所以，前30年是人文学术主导全局的30年、主流化的30年，前30年站在前台经常出面发言的都是哪些人物呢?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周扬，都是这些人物，就不要说冯雪峰、丁玲这些人了。处在国家核心领导机构中枢的那些智囊们是谁?张春桥和姚文元，姚文元是文学评论家，张春桥也是个写杂文的，办报出身。总之，你找不到一个社会科学家。而近30年站在前台发言的已经完全是另外一拨人了，是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樊纲。处在中枢领导机构的也是政治学家。所以近30年来，一有重大发言机会，在前台上活跃的全部都是社会科学家，要么经济学家、要么政治学家、要么法学家，很少看到人文学者在发言。的确，近30年学界的一大变化，如同陈平原先生前几年所言，是社会科学的崛起，在我们身边悄悄地崛起了一大批学科，而且这些学科出尽风头。经济学崛起了，各个大学都争先恐后地办法学院，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也是这样。近30年在高校发生的一个巨大变化是学科结构的变化，社会科学高速崛起、全面崛起，不但崛起，而且主流化，这是大家所感受到的一个显著事实。在高校，在我们的身边，原来没有的学科出现了，原来没有的人物也出现了，原来大家收入都差不多，现在突然校园内部贫富悬殊。”
我想，王教授的这一段推论过于直观和机械，因而充满了认识论上的逻辑错误。而这一类错误最根本的要害，就是没有把现代社会科学的核心价值或核心成果，看成整个人类认知自身历史和自身社会发展的过程、方法、环节和路径，也就是说，它提供了人类自我认识的钥匙。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科学为人类自我认知而探索成功的那些方法、路径，是人类认知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任何一个时代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就像人类对电的认知成功的那些过程、环节、知识、原理和方法，永远是人类进一步认知电、使用电的必由之路，因为人类不可能也不需要创造另外一套知识、原理、方法和路径进入对电的探索。如此，王教授这一段推论的逻辑错误便显而易见：其一，将现代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对人类自我认知所具有的内在价值和永恒的生命力，和专制政体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打压而造成社会科学发展的迟滞，混为一谈;其二，现代社会科学所提供的对人类发展具有“普世价值”的那些政治理念、原理和原则，比如自由、民主、宪政等等，实质上揭示了人类摆脱兽性、从而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获得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而不是沦为奴隶、猪狗的文明进程，正因为这些普世价值遭遇了严峻的挑战，所以今天更需要人类更多的理论探索和政治实践去验证它，充实它，完善它。比如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从事实现这些普世价值的探索和实践已经超过了一个世纪，至今仍然处于迷茫中。但是，当今的中国普通民众的权利意识是进一步觉醒了，还是越来越多的民众正在昏睡过去?如果是前者，就说明具有人类普世价值的那些理念、原理、原则所拥有的强大、永恒的生命力，就说明这些理念、原理、原则面临的将是中国民众更加深入、广泛的探索和实践去证明它，丰富它，充实它，拓展它，完善它，它绝不会因为当权者的不悦和打压而“蔫”下去，即使暂时的挫败，也会在历史前进的步伐中顽强地显示自己的生命力;其三，正因为中国本土没有产生出现代社会科学，所以中国四千年文明的整部历史以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生活，恰恰是必须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重新审视和认知的处女地，否则，我们对中华四千年文明的认知，将永远停留在“天圆地方”、“内圣外王”、“君权天授”、“万世一系”之类的幼稚层面;其四，是的，社会科学在中国大地上的“扎根”，并非表现为对其在西方已经得出的理念、原理、原则、结论的反复咀嚼，而是表现为将其原理在中国具体实践的运用上。比如现代社会科学中的法学，各国的法学实践都是不同的，因而各国法学理论发展的根本宗旨根本不是什么对法学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反复咀嚼，而是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对本国法学实践进行指导，以建立本国的现代法学理论体系。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虽建立起了市场经济的总体框架，但围绕这个框架的相应的法律体系，是否真的建立起来了?在理论上有没有完备的市场法律体系文本?或者这个理论文本虽然完成，但是否符合中国市场经济的实际?抑或围绕中国市场经济的法律实践还没有真正起步，还停留在文本阶段?或者中国市场经济的法律实践和其理论体系及法律文本根本就是两回事?而要解决这些问题，还不够中国法学界的同仁们忙活的吗?其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的空间还不够大的吗?
当然，王教授并没有将社会科学在中国未来的作用说得一无是处，他仍然很客观地说：“从较长时段来看，这些学科的生命力和出路，就是把中国经验理论化。这些学科不是没有自己的发展余地。30年中国高速发展的秘密在哪里?中国经验给人类社会提供了哪些西方没有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如何被抽象化，或者提炼成带有一般意义的理论原则?这应是下一步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所要面对的课题。我们都说中国崛起、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特征在哪里?西方如此不看好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而恰好这30年，中国走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秘密在哪里，道理在哪里?我个人认为，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在更强烈地面对一个本土化的历程，这个本土化就是把中国经验升华为一般的理论原则，从而修改、修订被我们视为一般法则的那些经济学和政治学的预设。但是这是短期内能做的吗?即使有这种抱负和雄心，短期内也做不了这个事，没有十年、二十年的准备时期做不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个人一个悲观的观察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这些学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陷入停滞阶段。最近到杂志上去读，拿着放大镜也找不到一篇很好的富有理论深度的经济学文章、政治学的文章、法学的文章。……所以我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它高速发展的局面已经结束。这和我们的精神气候相关，对西方价值的警惕、拒绝、审查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这些学科研究者的自由度，而在一个非自由的心态下，创造性的劳动是无法被期待的。这是我从上面那些现象得出的第二点结论。”
我总感觉到，王教授在上文中所表达的对西方社会科学在中国命运的悲观结论，存在一个逻辑上倒置的错误。不错，如果执政集团为维系自己的权力而打压社会科学中的各门学科，那么这些学科立马就会蔫，这样的结局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打压者会遭到历史必然性的报复的，社会科学内在的强大生命力，总会随着历史必然性的不可抗拒而“卷土重来”，届时再强悍的执政者也必须为它让道，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时代的开启，已经无可辩驳地验证了这一真理。而王教授悲观结论中的逻辑倒置就在于：不是中国经验需要西方社会科学将其理论化，而是中国经验本身就来自于西方社会科学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的运用。如果改革开放之后执政党关于重建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战略决策的理论依据和思想资源不从西方社会科学中来，还有别的来源吗?因此，只要中国继续坚持市场经济，继续走现代化道路，就一步也离不开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提供的理论支撑和路径指引，而在这个过程中所取得的中国经验也更充实、更丰富了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因为所谓现代社会科学，根本就不只属于西方人的，尽管其原创权属于西方人，现代社会科学的创建，代表了人类自我认知所达到的进度和高度，它是属于全人类的。
三， 传统文化怎样才算进入主流文化?
在王教授看来，和社会科学繁荣局面走向(暂时)终结相应产生的另一个局面，就是传统文化的复兴，并极有可能进入中国的主流文化。对此，王教授提出了如下几点依据：其一，一大批权威学者正在努力将中国传统文化回归主流文化：“最近确确实实表现出，像我刚才提到的陈来先生这一批学者正在努力使儒学、使国学、使传统文化重返主流地位，要从冷门变为显学，要从边疆走向中央。传统文化研究、国学研究、儒学研究的春天确实已经到来，最佳机遇已经到来。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要想成就一件事，特别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三者平衡与配合，而在这三大要素之中，最重要的是天时，天时现在已经到来。”而所谓的天时，就是执政党的权力核心开始关注并支持传统文化的复兴;其二，“儒学的复兴、国学的复兴、中华文化的复兴，人文学术的复兴，不但具备了主观上的可能性，客观上的物质基础看来也已经具备。”那么，这个物质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民众正在从贫困走向小康，文化教育正在面对全民普及。也就是说，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丰富及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必然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其三，从政治上讲，执政党之所以重视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国学的复兴，是因为其“已经开始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从绿林文化到庙堂文化的转变。要想从造反的异端走向执政的正统，必须走向秩序，必须走向长治久安，必须走向保守，而儒家的文化、传统的文化恰好是强调血缘亲情、强调秩序、强调权威，反对革命，强调和谐，所以恰好在这个时间，儒家文化满足了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空白，社会对长治久安和稳定的渴望，这为执政的合法性提供了强大的基础。”
实质上，上文中第一条依据和第三条依据是一回事，即执政党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国学复兴的提倡，只是第三条从其执政规律方面讲，所以“深刻”些。而第二条却颇为别致，是否人们物质精神生活提高丰富了，和儒学、国学的复兴有着必然的联系，这倒是一个十分新鲜的问题。笔者不才，想就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学、国学是否能回归中国主流文化，谈一些不够成熟的看法。
何谓主流文化?百度一下有如下定义：主流文化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受到倡导的、起着主要影响的文化。那么，由谁倡导的文化，才能成为主流文化?当然由统治集团倡导。那么，在人类社会的专制时代，当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都被统治集团高度垄断和控制时，其主流文化当然是统治集团倡导的、能够为其维系权力发挥巨大作用的“主流”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专制政体中，所谓主流文化或主流意识形态都是由统治者钦定的。因此，如果执政党如今真的把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拿下来，将中国传统儒学、国学顶上去，那么后者成为“主流文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专制政体的统治者在“钦定”主流文化时，也不是随心所欲、信手拈来的，如果你钦定的这个“主流文化”和时代相背离，和“国情”不吻合，和一个民族的精神成长足迹相脱节，和一个时代社会成员个体和家庭生活的具体情状不搭界，和绝大多数民众物质文化生活发展的内在需求相矛盾，那么这个“主流文化”是不会持久的，它被顺应时代发展、四溢而出、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新的文化潮流所取代，也就势在必然，统治者无论使出什么招数，都无法阻挡这一潮流。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兴起的文化潮流，和统治者以宗教禁锢为旨归的“文化主流”就格格不入，但无论统治者如何打压，西方近现代人文主义不还是成了“主流文化”吗?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否能够真的进入中国的主流文化，就要看在当今这个时代，中国传统的国学、儒学，是否和时代、国情、民族精神成长足迹以及民众物质文化生活发展的内在需求相吻合，还要看今天的当政者复兴国学、儒学的真正动机何在，这种动机是否真的和历史发展大趋势相吻合。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们不妨从王教授提出的第一、第三两点说起。
在民族复兴的具体语境中，执政党是否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等同于儒学或国学或人文学术的复兴呢?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如果说国家领导人数次表示出对孔子及儒学传统的尊重，那么这个“等同”照王教授的意会，也姑且似乎能够成立，因为儒学的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流地位。然而，下面一个问题恐怕更难回答，即执政党是否真的要把儒学、国学请进中国当代的主流文化之中呢?王教授是否敢拍着胸脯作出肯定的回答呢?这里要作一个小说明，当代中国的执政集团即便再糊涂，也绝不会将所谓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各门学科对立起来，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引进文化对立起来，并且将一方捧进主流文化行列，将另一方贬入边缘化冷宫。因为中国眼下的经济发展，一步也离不开西方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比如经济学，国家每一次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如果离开了来自西方那些最前沿的经济学研究成果，那就等于成了瞎子;比如法学，中国的法治建设刚刚起步，整个社会现实生活中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远远没有缓解，如何解决，极为纠结，说实话，执政党如果真想在这个问题上哪怕前进一步，都离不开西方现代法学成果的借鉴和指导，因此，说执政党会将这些学科从“显学”位置上贬下去，而将孔孟之道取而代之，恐怕是一厢情愿的梦呓。因此，仅仅凭执政党领导人对中国传统儒学或“国学”的几次表态，就断言儒学复兴的“春天”已经到来，恐怕未免太牵强了，而即便执政党凭借权力真的把儒学抬到“显学”的位置，但如果儒学的“复兴”和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大“时宜”不合拍，那也是暂时的风光，是没有“持续性”可言的。
然而，王教授所说的第三点依据，倒是说出了一些道理的。比如，“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从绿林文化到庙堂文化的转变”，至少在中国皇权时代取得改朝换代成功的新皇帝及其统治集团，通常都要经历这样一种转变。也就是说，推翻旧王朝的无论是农民起义军也好，还是剪灭群雄一统天下的门阀、贵族、军阀也好，他们做起了新皇帝，都有一个由马上打天下到马下坐天下这样一个转折，而要坐稳天下，就必须请来“孔孟之道”，因为正像王教授所说，“要想从造反的异端走向执政的正统，必须走向秩序，必须走向长治久安，必须走向保守，而儒家的文化、传统的文化恰好是强调血缘亲情、强调秩序、强调权威，反对革命，强调和谐”。那么，中共十八大以来即中共“马上打下了天下”六十年之后，所碰到的局面是否是一个“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时期?难道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共在执政六十年以后才想到由“绿林文化”向“庙堂文化”的转变?在王教授看来，是否主张阶级斗争的马列主义属于“绿林文化”，而唯有孔孟之道才属于“庙堂文化”?如果说到由“异端”到“正统”，那么是否可以说，早在三十多年前，中共已经完成了由“阶级斗争为纲”的“异端”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统”的转换?同样，是否早在四十年前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侯，中共就开始力图使经过“十年浩劫”后的中国，“走向秩序，走向长治久安，走向保守”，并“强调秩序”，“强调权威”，“强调和谐”?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中共在经过四十年的“走向”、“强调”之后之所以突然青睐起以儒学、国学、人文学科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只有两种解释，一种，四十年的“走向”、“强调”并不成功;还有一种，并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指导“走向”、“强调”的思想理论武器用错了，因此，必须另起炉灶，将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改换成老祖宗的不二法宝：孔孟之道。
也就是说，如今执政党突然间态度明朗地尊起孔来，是否真的因为其执政近七十年后，才突然想起了走向秩序和长治久安，强调权威、保守、和谐?而之所以想起这些，是否真的因为当年造反起家的“绿林文化”已经将中共的天下弄得“国将不国”，一片混乱?如果真的这样，那么王教授言之凿凿的三十年巨大成就又从何说起?取得这些成就的“中国经验”又从何而来?看来，如果上文对中共突然尊起孔来的两种推论还有一些道理的话，那么，这两个推论就只能在这个地方出错：中共突然尊孔的主要原因不是什么当年造反的“绿林文化”弄得举国上下没有秩序，权威尽失，既不“长治”，也无“久安”，“革命”不止，社会动荡，缺少“保守”，更难“和谐”，而是另有其因。笔者不才，窃以为，如果把孔孟之道捧进“庙堂”，并同时将马列主义请下圣坛，那么只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靠谱的，那就是吏治腐败病入膏肓，官民对立愈演愈烈，贫富差距惊人悬殊，伦理道德全面溃败，社会诚信危机重重，正义公平难以伸张。而由这种种因素造成的最大的危机，则是人心“不古”，人心涣散。而这种从社会到人心全面溃败的局面，在中国皇权时代任何一个“长治久安”的王朝，都遭遇过，或者往往在王朝的“盛世”之后即王朝的中后期出现得更为严重。而造成历代“王朝”生命周期的“末世景象”的根本原因或那个有名的“王朝周期率”，大抵就是专制政体不受制约的权力寻租和权力滥用达到极致的必然结果吧。因此，每当“王朝”统治者面临着这种“礼崩乐坏”局面时，他们所想到的第一要务就是如何“收拾人心”，而收拾人心的不二法宝，当推复今为古，“孔孟之道”了。当年孔夫子面对“礼崩乐坏”局面时气急败坏中想出的招数，不就是复古，恢复周礼，回到西周吗?
如果说，不受有效制约的权力寻租和权力滥用已达极顶而导致了“民心尽失”，因而急需“收拾人心”以挽颓势，在“马列主义”信仰、理论失效的情况下试用一下老祖宗的老方子，也不失为一种尝试。问题是，这老方子究竟管不管用?因为中国皇权时代历代王朝的君王们都曾试用过这老方子来收拾人心，无奈这吏治腐败如同晚期癌症，病入膏肓，不可逆转，因而真正挽回王朝颓势达到中兴并逃避王朝周期率的范例恐怕一个也没有。但是，不管如何，总要试一下再说吧?好吧，我们不妨来看看王教授后文中推举的这老方子，从药理到药效上，究竟如何收拾人心和是否能够收拾人心。
四，古代的儒学能否救今天的中国?
我知道，关于我在上文中提出的执政党近七十年之后才开始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换、由绿林文化到庙堂文化的转换、由政治革命到长治久安的转换的质疑，王教授在其下文中自有解释。这种解释就是：由于中国皇权时代历代新王朝的创建者一开始就面对着“一个强大的儒学力量”，因而新王朝很快就被这儒学力量同化了，它若不被儒学同化，就会很快完蛋;而夺取政权后那个“强大的儒学力量”已不复存在，它所面对的已经是“强大的西方化的意识形态”，“所以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异常地艰难”。言下之意，由于“强大的西文化的意识形态”不能像“强大的儒学力量”那样促使“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换，“绿林文化向庙堂文化”的转换，激情革命向长治久安的转换，所以中共耗费近七十年之久才重归孔孟之道。一句话，中共要实现上述三种转换，还得回到老祖宗的招数上来。
然而我想不通的是，既然儒学能够如此神奇地将新皇帝们送入“庙堂”，建树“正统”，进行“长治”，实现“久安”，消除“革命”，趋向“保守”，稳定“秩序”，推进“和谐”，那么为什么中国一套二十四史所记载的几乎每一个王朝，自始至终都充满了宫廷政变、手足相残、血腥杀戮、权力倾轧、暴力革命、农民起义?就拿开国皇帝朱元璋创建的明王朝来说，开国皇帝在朝数十年，杀了多少人?一个胡惟庸案就杀了三万人，这个嗜血皇帝哪有半点归化儒家“仁者爱人”的意思?而朱元璋死后不久，其四子燕王朱棣就发动靖难之变，硬生生用武力夺了侄子朱允炆的皇位，其间杀人无数，这难道也表现为明朝皇权集团归化了儒学的“血缘亲情”，实现了举国“和谐”?至于明朝往后数代皇帝推行的严酷的特务统治，比如东厂西厂之祸害，弄得人人自危，冤狱遍地，民不聊生，“强大的儒学力量”对遏制残酷血腥的特务统治又何曾起到半点作用?而我更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中国古往今来的儒家，尤其像王学典教授这样的现代新儒家，为什么总是将充斥仁义道德的儒学文本和这个文本在皇权统治中的政治道德实践割裂开来，一味把玩欣赏儒学文本中那些崇高完美的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信条，而对儒学在皇权社会政治生活中那“惨不忍睹”的实践现状却闭眼不看，充耳不闻，难道他们不懂得这样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人类社会中任何冠冕堂皇的政治理想，道德信条，理论文本，它们是否能立得住脚，是否具有普世价值，是否能够“走向世界”，完全取决于它们在人类的认知活动中能否达成共识，完全取决于它们在人类社会实践中实现的效果和取得的成果能否获得普遍的认同，完全取决于它们的文本和实践之间的吻合程度，完全取决于它们对于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的实际贡献。试问，儒学在中国两千多年皇权专制政体下的政治、社会、伦理道德的实践，和儒家学说文本中那些崇高完美的政治理想和充满仁爱道义的伦理道德信条吻合多少?背离多少?是吻合得多?还是背离得多?如果一个充满“普世价值”的理论文本的理想追求近乎于幸福天堂，而这个理论文本在实践中呈现的现状却近乎于人间地狱，那么，这样的理论文本又何以立足于世，“普渡”于人?
是的，应该承认，儒学在中国皇权时代的确发挥着巨大的社会教化作用，对统治者建立的社会秩序和所谓“长治久安”，也发挥着巨大的“维稳”功能。然而，第一，千万不要相信历代王朝的皇家集团能够恪守儒家学说关于血缘亲情的伦理道德信条，不错，儒家学说中的血统等级和血亲秩序理论对于皇家集团如何维系统治有着极强的针对性，对历朝历代皇家的“长治久安”也的确发挥着巨大的教化和道德震慑作用，但是，皇家集团内部的剧烈的权力斗争从来都不是按照儒学的政治道德和伦理道德出牌的，恰恰相反，其权力斗争的目的、手段、用心极其冷酷险恶，和儒家的仁爱价值完全背道而驰，因而皇家集团内部的手足相残、血亲恶斗往往特别残忍血腥，特别六亲不认，远远突破了人性底线，而皇家集团内部权力斗争对儒家学说“核心价值”的疯狂践踏，则在全国政治生活中起到了篾视道德、颠覆人伦的巨大表率作用;第二，千万不要相信儒学的核心价值是推崇人类个体的自由和解放。儒学核心价值推崇的，是以血亲为基准的等级差序，这种等级差序是紧紧围绕家庭(家族)和国家两个权力核心和权威统治服务的，一个是以家长为权力核心和权威统治的家长制，另一个是以皇帝为权力核心和权威统治的君主制。而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和尊卑贵贱，都是根据其在血缘关系中离这两个权力核心的亲疏远近和等级差序决定的，因此，儒学倡导的核心价值和等级差序恰恰和“人人生而平等”的人类个体解放的政治原则背道而驰，它将每一个社会成员按其与生俱来的血统等级和血亲关系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分为奴役者和被奴役者，分为高贵者和低贱者。而儒学核心价值所维护的那两个权力核心和权威统治，是永远走不出人类愚昧、奴役、相互压迫、彼此相残的黑暗，也永远走不上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大道;第三，千万不要相信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即等同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千万不要相信儒学恢复国家学说的权威将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实质上，我个人就从来不相信当今执政党会将儒学重新捧为国家学说。儒学成为国家学说的历史条件、政治环境、社会土壤以及时代因素，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因此，儒学无论怎样被当权者和当代新儒奉为至尊，让它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是根本不可能的。不仅如此，儒学在两千多年中国皇权时代赖以立足还有一个决定性的社会因素，就是广大民众的愚昧。儒学的核心政治理念，不就是君权天授吗?不就是忠君孝长吗?而人民大众只有在愚昧状态下，才相信君权天授，才相信“天子”的权力神圣而至高无上，才相信忠于最高政治统治者是他们的本分。而今天的中国老百姓，还相信这些东西吗?可见，人类精神生活发展的总方向，绝对不是向愚昧退化，而是向自我认知和思想觉醒前行。因而自我认知和思想觉醒无疑将成为人类思想文化前行的内核。如此，以人类精神愚昧为生存环境的儒家学说，怎么可能成为今后中国甚至世界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呢?当然，儒学中并非没有有助于人们思想解放的人文主义因素，也并非没有具有一般或普世意义的伦理道德规则，但这两样东西都无法构成儒学的核心理念，也无法在儒家学说中占据主体地位，因而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在淘汰儒学中糟粕的同时，不会将儒学中的人文因素和普世伦理道德规则同时淘汰掉，而是将其保存在新的思想文化成果之中。
至于在王教授那里，儒学究竟会通过什么路径，取得收拾人心、拯救中国的显赫地位，我们不妨再剖析一下。请看王教授怎样说：“我有这样两点认识需要提出来与大家讨论，一个是，我认为，儒学要想最终拯救中国，必须首先走向世界，因为人类现在是在同一个地球村内生活，不是在一个个封闭的帝国内生活。而传统文化要想走向世界，并成为国际思想界的主流，或者是被国际学术界认可和尊重，我觉得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必须与在这个地球村内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展开深度对话。”
真奇怪，中国传统文化要想成为当今国际思想界的主流，只需要和当今世界占主流地位的思想文化“深度对话”，就可大功告成。这是一种怎样奇怪的逻辑呀!再看：“……因为你只有和主流对话，你才有可能成为主流，你和主流对话，你即使失败了，不占有利地位，但这不妨碍你成为重大的思想流派之一。你和边缘对话，你永远是边缘，你成功了也是边缘。”照这个逻辑，一个普通人只要和名人对话，而不管他是否具备“名人”的素质，就会成为名人，即便对话不成功，也可成为重要的“知名人士”，而你如果只和普通人对话，即便你拥有名人的素质，也永远只能做普通人了。这样的逻辑只有极其有限的合理成份，即在对人才压制的环境之下，千里马如果没有伯乐发现，恐怕永远出不了头，但是，不具备千里马素质的庸马、懒马，即便和伯乐对话一千次，它仍然成不了千里马。思想文化也是这样，要想成为国际思想界的主流，起决定因素的是看你有没有千里马的素质，而根本不是你能否和国际主流思想文化对得上话。
那么，关于儒学是否具备“千里马”的素质，王教授并非没有说词，不妨来看一看：“本人还有一个看法，认为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道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它们都企图通过某种信仰、某种修炼而使个人得到解脱。佛教上西天，基督教升天堂，道教成仙，这都是个体解放，着眼于个人。……而儒学所关注的则是共同体的小康和大同，关注的是天下、人类的健康发展和谐相处。”这里，王教授犯了一个常识错误，宗教和儒学完全是两回事。宗教关注的是人的信仰层面的精神解脱，信徒一旦有了宗教信仰，他的个体灵魂便超脱“解放”了，而儒学是政治学说，其主要架构是为统治者权力合法性来源和统治路径、方式提供理论支撑的。而这样的政治学说对人类社会发展所具有的价值全在于它在政治实践中是否真的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政治解放。而这种政治解放至少在当前对人类社会而言，第一步就是将人类从专制政体中解放出来。因为没有这个基本的政治解放，社会成员个体的解放就无从谈起。那么，儒学所关注的：“共同体的小康和大同以及天下、人类的健康发展和谐相处”，在中国三千多年的政治实践中，究竟实现得如何?获得了哪些成果?在历朝历代中是否真的实现了“小康”、“大同”以及“人类健康发展和谐相处”?如果这样的关注只停留在文本中，而在政治实践中完全是一幅相反的图景，那么这样的理论学说还有什么资本、资格、脸皮去和国际思想界的主流对话?还梦呓什么占据国际思想界的主流地位?
接着看：“依我个人的看法，自由主义和儒学的对话谁胜谁负很难说，儒家对于人类社会理想、仁义礼智信的那一套观念在多大程度上能战胜自由主义的理论预设、个人主义的理论预设很难说，假以时日不好说，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未来，到底是会按照自由主义的原则来组织，还是按照儒家的基本原则来组织，现在不好说。《文史哲》杂志前两年开辟了一个专栏，叫‘选举政治与贤能政治：儒家的未来’，贤能政治这个概念是贝淡宁先生提出来的，他要用贤能政治这个概念去来对冲西方的选举政治，当然他举了一些例子像奥巴马，在这之前没有管理国家的经验，通过选举他杀出来了，贝淡宁先生说中国这些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总理、总书记的产生，这一套选拔体制优越于西方的选举政治。”不要再梦呓人类的未来会不会按照儒家的基本原则去组织之类的谵语了，中国皇权体制按照儒家的基本原则去组织，已经历经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其结果如何?儒家的这个“基本原则”，连王朝的腐朽溃败都遏制不了，连帝制的周期覆亡都挽救不了，谈何去“组织”人类的未来!而“自由主义的理论预设”至少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上能够有效解决人类政治专制中权力的寻租和权力的滥用问题，而权力寻租和权力滥用导致的所有政治祸害和人道主义灾难，儒家的“基本原则”是根本无法解决的，中国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的历史，不是充满了这样的政治祸害和人道主义灾难吗?被奉为国家学说的儒学，又何曾解决了这些问题?
其实，王教授大可不必奢谈什么人类的未来，就论证一下当今中国大陆的“新儒”们，能否用儒学“基本原则”这贴祖宗的老方子，来解决一下中国大陆眼下执政党急需解决的“收拾人心”的窘局?比如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剂中国士大夫传统精神的药石，治一治当前大陆官员政治信仰的普遍崩溃这一致命重症?用比选举政治更为“优越”的“贤能政治”来解决一下吏治腐败三十年来从受贿两瓶酒两条烟到吞噬几百万数千万乃至上亿财富的“一日千里”的“飞跃”?来解决一下“老虎苍蝇”遍地以及大老虎们是怎样被当成“贤能”推举上来的制度尴尬?来解决一下这些大老虎们又是怎样把一批一批贪婪成性的贪官们“举贤荐能”至重要权力岗位的难堪现实?是的，如果儒学的“基本原则”真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它在两千多年的皇权政治尤其是王朝中晚期时面对贪官横行、污吏遍地的政治现实，为什么束手无策，“回天”无力呢?

中国思想文化的未来会回归传统儒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