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不是终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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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不是终级价值

思南读书会活动现场。澎湃新闻记者徐明徽 图
在冷战结束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世界格局出现巨大变化。新技术文明的发展、中国的崛起、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恐怖主义的威胁等等，这些都对西方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欧美思想界的主流正在告别“历史终结”的想象，出现了一系列具有反思与忧患意识的思想论辩。如何理解新技术和全球化条件下的文化变迁？如何展望未来世界的规范与秩序？
3月12日，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擎、《289艺术风尚》杂志总主笔李宗陶做客思南读书会，介绍了当代西方思想文化潮流的新趋势。这些年来，刘擎教授每年初都会写一篇“西方知识界回顾”的长文对上一年西方知识界的变化做一个总结。
关于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
晚清以来，传统与西方文化相遇，无论作为现代化的标准，还是竞争对手，西方从此就是中国的参照。“西方”，于中国而言有时是一个美丽的想象，有时是一个凶险的对手，有时又变成竞争关系，然后又是合作者。对于这样一直存在又若隐若现、如影随形的“西方背景”，无数学者都想一窥究竟，尤其是19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极多争论。
面对历史潮流的冲击，从哪些角度去思考？
刘擎说：“有几个主题可以注意一下，我们需要对西方学术思想界有更全面的了解，也需要常常反思自己的处境，每一个人都会带着自己的局限、偏见、角度，我最挣扎的就是这个。”
“当代发生的事情有的昙花一现，有的则能产生长久影响。比如我们目前进入的这个现代化社会，它有迷人、精彩、富有创新的一面，也有很大的问题和隐患。20世纪大思想家都会谈到这个问题，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的主题可能会很长久。现在主导西方的是自由主义、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这些具有批判性、思考性的主题值得我们关注，这对于中国具有参照意义。中国如何走出西方，又有自己特色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安排，这会是我留意的主题方向。”
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在传统社会，每一个人都是属于一个群体，而且这个群体相对稳定，人们有比较明确的身份，或者几种身份，彼此可以和谐兼容。但在现代社会，在高度流动当中，人很容易离开自己的家乡、不断变换工作，有的甚至改变了国籍。刘擎发问：“那么你属于谁？属于哪一个共同体？这就涉及到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要成为谁？这不仅是个人精神上的关切，同时在政治上也有非常大的影响，比如激进伊斯兰的兴起跟现代全球化大文明的矛盾。”

刘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不是终级价值

科学、技术文明的变化，技术条件会深刻改变人们的存在感，如现在的互联网。
刘擎谈到的第三个主题是科学、技术文明的变化，技术条件会深刻改变人们的存在感，如现在的互联网。
城市化、工业化将陌生人聚集在一起，用更加有效的方式生产，这一切改变了最本质的东西——人从属于一个稳定的共同体。“你在乡村中生老病死会有归属感，当这个背景破碎，每个人的存在都产生了荒诞感，虽然这是人为的，一旦长久就会变成自然。在我看来，‘现代性’是将许多负担、责任交给个人，而不是分担的时代。高度自由选择的另一面是巨大的负担。不同的人在一起生活，怎样才能维护既保证个人多样性又和平共处的状态？这就是自由和秩序的问题，在古代相对来说容易解决，在现代则困难很多。对中国不易，对西方来说也不易。”
“冷战结束后，西方过度自信”
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不是终级价值，是有条件的。自由主义如今面临的困境，西方思想学者早已开始思考和反省。刘擎介绍：“十几年下来有一个变化，冷战结束时期西方的状态是过度自信，包括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福山（日裔美籍学者）提出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历史故事不管怎么上演，结局已经决定，大家都殊途同归要走向民主。冷战结束后，西方忧患意识加重，这与几个因素有关：1989年后的十年，左派低迷；等到《21世纪资本论》出现时左派再度抬头，资本主义能不能像自由、民主那样公正兑现，这也成为一个问题。外部因素是中国的崛起是否会改变历史进展。第三个问题是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兴起，这是被历史遮蔽了很长时间的问题。冷战后的两种现代秩序，西方阵营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淹没了另外一个秩序，就是伊斯兰文明秩序，它的坚持和现代性，所有观念高度紧张。冷战时期，美、苏在阿拉伯世界将其肢解，但伊斯兰文明秩序一直潜伏着。全球化之后，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伊斯兰秩序问题就爆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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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是二战以后，德国分裂和冷战的产物。图为柏林墙被推倒，东部的居民涌向西部。
“冷战终结后，我与几位自由派思想界学者交流。其中一位认为，之所以成为自由主义并不是要当自由主义者，而是爱一个好的政府，后来发现自由主义是能够把共和国的精神跟现代兴起的个人权力机制结合起来，但没有意识到它是有特定条件的，比如自由贸易。如果真的坚守自由主义信条，西方竞争得过中国吗？打得过印度吗？所以西方社会做了很多贸易保护的事情。所以也有声音认为‘自由主义的鼎盛就是我们的悲剧’。”但刘擎表示，自由主义将来的发展暂时看不清楚。
刘擎还介绍了一位同行的观点：“这位朋友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比较谨慎的自由主义者，他曾和我提到一个问题，‘民主’从古希腊后的几个世纪里都是个坏词，到了17、18世纪才开始变成一个政体，到19世纪才转变为一个比较好的政体，到了20世纪末期终于被说成唯一正当的政体。美国人觉得其他国家的百姓难道不要人权、自由、法律公正吗？不要政府好好地管理百姓吗？问题很简单，都需要，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这些人愿意承担相应的代价吗？个人主义的文化有种对传统的颠覆，甚至摧毁，对共同体忠诚感的破坏，这是大家都愿意接受的现代性的代价吗？自由民主，大家只看到成功的，还有无数失败的，有的转变更糟糕。也有人说，这是转型阵痛，要更坏才能更好。但更坏的时间是多长？这位同行认为，美国将民主制度强加给他人是错误的，暴露了政治想象的贫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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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机械姬》剧照
关于人工智能的思考
近日， AlphaGo与世界围棋冠军职业9段李世石进行了举世瞩目的“人机大战”。开始并不被外界看好的AlphaGo取得首胜，并连胜三轮，在第四轮时才败给了人类。这一对战掀起了社会对于人工智能的关注热潮。
机器人的智能不仅能模仿人的智能，而且可能将会超越人的智能，甚至机器人可能反过来控制人类，这对人类前景意味着什么？在思南读书会上，刘擎对这一热点话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争论的背后有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人是不是机器？什么是思考？”
18世纪中叶，法国思想家拉美特里在《人是机器》中认为，所有可见的生命与非生命的存在形式，都源自粒子和力，在物理的生命力量之外没有其他空间。也就是说人的一切行动，包括意识、情感等等“神秘” 的灵性活动，被转换为物理的、神经的、粒子的运动。持有“物理主义” 立场的学者，相信人没有什么神秘的部分，一切都是物理性的，只不过更为复杂而已。
“另外一种二元论看法，人有身体的一部分、有物质的部分、有生理的部分，我们也有神秘的意义，有自我意识、感觉、直觉、想象，这些东西我们说不清楚，但是它们存在。这是两种关于人的本体论的看法。但现在相信‘物理主义’的人越来越多，这个挺可怕。”刘擎说。马克斯·韦伯（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祛除魅力” 的过程。人类本身最后的神秘性似乎也要被祛魅了。很难说这到底令人欣喜还是沮丧。
“现在还有一种极端的观点，比如英国皇家学会前主席、剑桥大学天体物理学家里斯（Martin Rees）甚至认为，从长程演化论的观点看，人的出现似乎只不过是为了发明出更卓越的超级智能的存在。无论我们如何界定‘思维’，人类的有机体思维只是超大尺度的演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其思维的速度与强度终将被机器智能所淘汰，尤其在量子计算机诞生之后。生物大脑的抽象思维奠定了所有文化与科学的基础，但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前奏，是通向‘非有机体的后人类时代更强有力的智慧’。”
刘擎指出，人类正处在新的技术文明大突破的前夜，可能会改变世界图景，改变人类的自我理解方式和存在方式。这对我们传统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安排，都有难以估量的影响。但无论如何，技术文明让我们重新思考——人作为道德的、文化的、精神的和政治的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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