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三钱”：最是春风得意时

王师傅

“三钱”是对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三位著名科学家的美誉。据说，“三钱”之雅称，是在1956年春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期间，因周恩来总理即兴叫出而得名。
“三钱”还真的是有缘。三人逐年而生，钱学森生于1911年12月，钱伟长生于1912年10月，钱三强生于1913年10月。钱学森和钱伟长都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冯•卡门的得意门生，一同创建了中科院力学研究所；钱学森与钱三强分别是导弹工程和原子弹工程的领导人，工作中多有交集；钱伟长与钱三强则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一段时间一同执教于清华大学。对于“三钱”而言，1956年是个特别的年份，这要从那年年初的两件大事说起。

50年前的“三钱”：最是春风得意时

1985年4月17日“三钱”参加全国交叉科学讨论会，比邻就坐。2002年10月钱学森为祝贺钱伟长90华诞，复制了这张珍贵照片赠送给钱伟长。这也是目前很少能见到“三钱”同坐的照片。

1956：革技术的命，向科学进军
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1956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的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发出了“向现代化科学进军”的号召，毛泽东也在闭幕会上作出指示：“现在我们要革技术的命，要革愚蠢和无知的命。没有他们（知识分子）不成，说‘没有他们也行’是愚蠢的话。现在是超音速、原子能……没有他们不成。我们必须要有大批知识分子，大批红色专家。”毛泽东的这一定调，注定了“三钱”的1956年必将是心情舒畅的一年，工作繁忙的一年，收获满满的一年。
这一年春天，“三钱”都被委任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重要成员，堪当大任。科学规划委员会是应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精神而生，任务是制定1956-1967年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后称“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三钱”与“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密不可分。钱学森是规划委员会综合组组长，钱伟长是综合组主要成员。钱三强当时正带领“热工实习团”在苏联学习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技术，未能直接参与讨论与起草。

50年前的“三钱”：最是春风得意时

1956年6月14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前排）毛泽东（左5）、周恩来（左4）、朱德（右6）、陈云（右5）、林伯渠（右4）、邓小平（右3）、聂荣臻（右2）等在中南海与参加制定全国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的全体学部委员和科学家合影。

这里还有一件趣事。“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喷气和火箭技术”是规划的核心内容、重中之重，前者实际上就是研制原子弹，后者实际上主要指导弹和飞机。因涉及国家机密，这两项任务是不公开的。为了确保这两项重大任务的完成，中科院牵头搞了个“四项紧急措施”，钱伟长就是“四项紧急措施”之一的“自动化”规划说明书的执笔人。尚在苏联的钱三强对“四项紧急措施”并不知情，他回国后发现原子能竟然不在“四项紧急措施”里，非常着急，直奔张劲夫办公室，生气地对说：“张副院长，我对你有意见，对你们的科学规划有意见。你搞了一个‘四项紧急措施’，怎么没有原子能措施？”张劲夫语重心长对钱三强说：“你这个原子能研究是中央任务，是第一位的任务，比‘四项紧急措施’还要重。‘四项紧急措施’是为你服务的呀！”
钱学森闪亮登上政治舞台，在军中掀起“火箭热”
钱学森于1955年10月历经艰辛回到祖国，新中国对这位在国际上具有极高声誉的著名科学家给予了特殊的安排。也正因为如此，1956年的钱学森尽管是刚刚回国，但却极为忙碌，日程满满。
新年伊始，钱学森就有“单位”了。在那个年代，城里人都是要有单位的，一个人若是没有单位，可以说是寸步难行，更不要说发挥作用做贡献了。钱学森不仅有了单位，而且一上任就当了“领导”。1月5日，郭沫若主持召开了中科院新一年第一次院务常务会议，第一项议程就是讨论成立力学研究所。没有悬念，会议通过了成立力学研究所的决定。不仅如此，钱学森还被任命为所长，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同门师弟钱伟长出任副所长。1月6日，力学研究所筹备组召开了全所人员大会，钱学森作了题为“关于力学研究方法”的讲话。1月7日，中国科学院《关于成立力学研究所的报告》呈报国务院。1月16日，陈毅副总理亲笔签署批复了这一报告。
钱学森在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和头衔，也成为日后他在媒体上公开露面的身份。那时候，新中国还没有电视台，媒体主要是报纸。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有着较高的出现频率。其实，从1950年钱学森在美国遭遇迫害时开始，《人民日报》就开始报道钱学森。那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在报道钱学森遭到美国政府扣押时，称之为“力学专家钱学森博士”；1955年10月10日、30日，《人民日报》报道钱学森抵达广州、北京时，称之为“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56年3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力学所成立时说：“由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已经在北京成立”；同年6月11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署名“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的文章《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总之，在当时的话语体系中，钱学森被称为“力学家”、“物理学家”、“科学家”，而避讳“火箭专家”之类的敏感字眼。
1956年，钱学森还闪亮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1月30日至2月7日，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召开。那个时候，政协刚刚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时被剥离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功能，但在国家事务中仍是举足轻重，由周恩来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刚刚从美国归来三个多月的钱学森被新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钱学森还应邀在大会上做了发言，这是钱学森首次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亮相。2月1日，毛泽东设宴款待全国政协委员，特意安排钱学森坐在自己身边，他们两人同处一桌亲切交谈的照片，已成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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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钱学森
当然，1956年钱学森最主要的工作还是为新中国的导弹事业而殚精竭虑。1955年10月他甫一回来，彭德怀、叶剑英、陈赓等将帅们都纷纷会见他，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新中国怎么样搞导弹。1956年新年之际，应陈赓大将之请，钱学森给高级将领们作过多场有关火箭技术的讲座，一时间北京刮起了一阵“钱学森旋风”，军界掀起了一股“火箭热”，以至于此后周恩来也邀请钱学森前往中南海，为中书记处书记、副总理以及部长们作《导弹概论》的报告。在与军方高层，特别是在与周恩来的交流基础上，钱学森于2月17日写成《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递交中央。3月14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钱学森向新中国的将帅们系统阐述了自己关于“发展我国导弹技术”的思想。这次会议决定建立导弹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5月26日，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正式作出发展导弹的决定，在航空工业委员会下设导弹管理局和导弹研究院，也就是后来的“国防部五局”和“国防部五院”。10月8日，在钱学森恰好回国一周年的日子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任院长和总工程师。新中国的火箭和导弹事业，由此正式起航。钱学森领导下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也因此成为“中国火箭和导弹的摇篮”。
钱伟长频繁出访国外，当选波兰科学院院士
“三钱”之中，钱伟长是没有参加“两弹一星”工程的。这倒不是因为他水平不够，恰恰相反，钱伟长是国际著名力学家。1956年同样是钱伟长人生中的辉煌一年。
这一年，钱伟长在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的出色表现，为自己的人生赢得了高分，他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同时仍兼任教务长和力学教授，其在清华大学的地位和重要性可见一斑。此外，如上文所述，这一年他还和师兄钱学森搭档，创建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并任副所长——尽管他的人事仍在清华大学。其实，力学研究所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51年钱伟长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创办的力学研究室。所以，钱伟长任力学所副所长，可谓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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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
作为知名科学家，钱伟长于1956年多次代表新中国科学界出访国外。5月，他赴波兰参加国际固体力学研讨会和波兰流体力学研讨会。7-9月，他还参加了中国科学技术访问团，访问苏联、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亚等8国的科技管理部门和科学院等。8月底，他出席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第六届应用力学及理论力学国际大会，周培源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他任副团长，他还在大会上作了“长方板大挠度问题”和“浅球壳的跳跃问题”的学术报告。10月，钱伟长又参加了中国高等教育访苏调查团，赴苏联访问。因为钱伟长身上没有绝密科研任务，所以能够频繁出访国际科学界。
这一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钱伟长与林鸿荪、胡海昌、叶开沅合著的《弹性柱体的扭转理论》一书、与叶开沅合著《弹性力学》一书，这是钱伟长学术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现。此外，为贯彻落实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加快培养急需人才，钱伟长创建了力学研究班，他和曾昭抡任班主任，并讲授应用数学。
根据1955年制定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例》，中国科学院于1956年进行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评选，钱伟长以“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的研究获得了二等奖。而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则获得了一等奖——钱学森回国晚，这次获奖是因聂荣臻的过问而补上去的。钱学森和钱伟长的工作都是国际一流学术成果，他们分获一等奖和二等奖，也是实至名归。
正因为钱伟长的学术成就及其在国际上的影响，1956年钱伟长被波兰科学院授予院士称号。授证仪式在波兰驻华大使馆隆重举行，钱伟长接受了波兰科学院院士证书，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吴有训参加了授证仪式，这是对他科学成就的另外一种认可。
钱三强负责原子弹研发，在中共“八大”作个人发言
钱三强是法国著名科学家小居里夫妇的高徒，他的夫人、著名科学家何泽慧通常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钱三强在法国留学时就靠近党组织，回国后又拒不前往台湾，受到中共中央高层的器重，参与创建中国科学院，并任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的前身）所长。钱三强的1956年也是春风得意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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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三强与何泽慧在讨论文章
这一年的上半年，钱三强夫妇主要在苏联。起因还要从赫鲁晓夫说起。1954年10月党中央举行国庆五周年庆典，刚刚上任不久的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率团来贺。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赫鲁晓夫拒绝了毛泽东提出的请苏联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请求，但为了博得北京的支持，赫鲁晓夫答应援助中国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用于原子能和平利用的一般科学研究。为了建好“一堆一器”，组织上指定由钱三强率领40人的队伍于1955年10月开赴苏联，以“热工实习团”的名义学习、考察反应堆和加速器的有关技术，直到1956年7月回国。其间，钱三强只有很少几次的短暂回国。因此，他虽是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但基本上没有在国内参加科学规划的活动。规划中有关原子能的部分，是由以王淦昌为组长的规划小组起草的，王淦昌把它带到苏联，由钱三强主持讨论修订。
1956年，也是钱三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出彩的一年。这一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党龄刚刚两年的钱三强被中共中央组织部直接提名为中国科学院参加“八大”的代表候选人。这在当时说来，真的是知识分子莫大的光荣。这也表明了钱三强的社会地位是其他科学家难以比肩的——中国的原子弹工程大幕刚起，钱三强的作用无可替代。钱三强是于1954年在中国科学院入党的，他的入党介绍人是中科院党组书记张稼夫、中宣部科学处的负责人于光远，规格之高，史上少见。据现有史料，钱三强可能是中共党史上从当时著名科学家中吸纳的第一名党员。
钱三强在党的八大会议上作了个人发言，还有幸做了一次毛泽东的法语翻译。党的八大会议盛况空前，有58个国家的兄弟党派代表团出席会议。大会期间，根据部分兄弟党的要求，毛泽东会见了一些代表团团长。经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推荐，钱三强担任了会见时的法语翻译。会见时所谈内容，主要涉及兄弟党对苏联和赫鲁晓夫的不满。能在这种场合担任毛泽东的翻译，反映了组织上对钱三强的无比信任。
这一年，中国科学院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进行了内部机构调整，撤销了原先由钱三强负责的学术秘书处，钱三强改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秘书长由裴丽生担任。这样，钱三强既是科学院的领导成员，还是物理研究所的所长，算得上是中科院的顶梁柱。
同年，原子弹工程全面启动。鉴于原子弹工程过于庞大、复杂，中央对有关工作进展缓慢很不满意。为了加快研制步伐，周恩来提议，在国务院下面设立专门机构，专司负责原子弹研制事宜。当年11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1次会议通过决议，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称第二机械工业部），组织领导我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大将宋任穷被任命为部长，钱三强被任命为副部长。从此，钱三强慢慢淡出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工作——尽管他仍然是科学院的副秘书长。1956年担任三机部副部长，对于钱三强而言，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开始。
“三钱”的1956年，是意气风发、干劲十足的一年，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开放姿态和切实尊重，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对科学知识的渴求，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十年”也由此开启。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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