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墨家店”取代“孔家店”？胡适、梁启超为何弘扬墨学

罗油

【编者按】

上海商务印书馆重版的民国著名墨学家方授楚墨学名著《墨学源流》系“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系列一辑，该书根据中华书局1934年版重印，为汉语学界首个通识简体本。本文系香港墨教协会主席黄蕉风为该书所作导读的部分内容，注释从略，略有删改，作者授权澎湃新闻刊发。来源：“墨教Mohsim”公众平台（mojiaocn)。

《墨学源流》与墨学复兴

方授楚是民国时期著名墨学家，他的《墨学源流》是墨学研究不可绕开的重要著作，代表了民国墨学的最高水平。该书系统探讨墨学诸核心价值与关键问题，辨正墨学发展史上诸误解和谜团，熔义理发微与拨乱反正于一炉，值得治墨学者一再研读、思考。自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四月首发于沪上中华书局，尔来七十又九年矣！今商务印书馆重版此书，对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方先生治墨路径、方法论以及彼时墨学复兴浪潮，大有裨益。于墨学界而言亦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以“墨家店”取代“孔家店”？胡适、梁启超为何弘扬墨学

[size=15.5555562973022px]《墨学源流》。

迄今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国学术范式几经转型和迁移，作为传统学术主体之“国学”，亦随外部局势、思潮的变化而勃兴、而沉沦。此“国学”也，亦非铁板一块，即便在“全盘性反传统”（林毓生语）、“打倒孔家店”的文化激进主义浪潮冲击下，还存在“国学”内部的“路线斗争”——最典型的当属“经学的瓦解”和“子学的复兴”。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到胡适的“六经皆史料”，几千年来古儒指导人们日用伦常的隐微义理被悬隔，经书被置于近代西方学术分科之历史学和文献学的范畴之下，徒余“个案”与“材料”的价值。加之不敷应对民族危亡和西学冲击，儒家所谓的“通经致用”进一步遭到动摇，其由“活着的传统”滑向“死掉的文本”，自然不可避免了。

与之相对的，清末以至民初，中国知识界始终存在着子学复兴的潜流与冲动（需要指出的是，子学之“子”，乃诸子百家之“子”，非经史子集之“子”）。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中与儒学并称“世之显学”的墨学应时复兴，可谓这股思潮的显著代表。彼时学人，致力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能够与西方“民主与科学”精神若合符节的资源。由于儒家文化的衰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支流和小群的墨家就被知识分子重新发掘出来，用以比附和对接西方先进文化——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称为子学复兴的时代，蒙尘千年的墨家思想一度得到重视。

两千年蒙尘，绝学墨道法；十数载开新，诸子百家言！方是时也，国家由闭关锁国转入国际争竞之局面，国人莫不内求统一，外求独立，有若春秋战国然。中国学术亦面临先秦之后第二次“道术为天下裂”，“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墨学源流》著成于国难日深之际，书中饱含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墨子学说的温情与敬意。方授楚自言“墨子之道，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而救世之急；今内忧外患深矣，守御无方，利之无术。若腐心于区区文字之末，而曰此墨学也！是则辱我子墨子于地下矣！尤愚之所万不敢存此心，而惶悚无穷也！”。梁任公于《子墨子学说》中亦疾呼：“杨学遂之中国。今欲救亡，厥惟学墨”。然墨学果能救国耶？果不能耶？

方授楚《墨学源流》中多次提及的胡适、梁启超，皆是民国新文化运动的健将。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中重新发掘先秦名家、墨家的名实之辩，使得国人破除了中国传统文化无逻辑思维的误区；梁启超则撰写《墨子学案》、《墨子校释》、《子墨子学说》、《墨子伦理学》等墨学论著，开启民国墨学复兴浪潮。胡适、梁启超弘扬墨学的动机，是期望引入墨家“兼爱非攻，苦行济世”的群体模范和墨翟“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伟大人格，以此改良国人长久形成的冷漠、自私、麻木、残酷的民族劣根性和国民性格；以墨学中所展现的科技精神、逻辑精神、实证精神、牺牲精神来接引西方的自由、民主、科学与人权。一言以蔽之，以“墨家店”取代“孔家店”。他们寄望以墨子学说来振衰起弊、救亡图存，是否成功了呢？

《墨学源流》与尊墨学风

“尊墨”学风之流布，一方面提高了墨学的思想地位，一方面也造就诸多谬误和偏见；学人多勇于天马行空的疑古和发明，疏于谨严笃实的考据辨析，正是有所明、有所见、而弊亦随之。方授楚认为弊在三端：

其一，以墨书为墨子一人所著，其书又包罗万有，而备深湛广博之思；而其人救世捍患，更具艰苦卓绝之行，则视墨子为全知全能之天帝矣——弊在以墨学为应付万事而无穷的“百科全书”，不察古代学问运用于现代社会的可能性与限度；又以墨学之创发乃截断众流，凌空蹈虚，前后无所承续，犹如犹太教先知口传神谕而不知其学所自。继以西方社会学、宗教学之“信念伦理”“克里斯马”比附巨子制度或尚同、天志，将墨子人格“神格化”，以致于如同宗教教主或者上帝一般。

其二，不察墨学发生之背景与其演变进步之经过，于其勃兴骤衰之理，无所了解。则视墨家如光彩炫目之彗星，乍视而终不复见，俨同神迹矣——弊在割裂墨学源流与传承之间的关系，以为墨学经过秦火和汉武一教独尊之后，早已形神俱灭，于后世中国传统文化全无影响，乃“死掉的传统”、“死掉的文本”， “博物馆化”是其历史命运。

其三，墨家一宗，自有限界，他派若惠施宋钘公孙龙辈，不复稽其异同，均援之以入墨而张大焉。仿若“驱龙蛇而放之菹”——弊在学风疑古过甚，不采信史，好造新说。不但没有让先秦各家文献之学派归属问题得到澄清，反而更陷迷雾。彼时学界不乏以名家道家为墨子后学者的所谓“考据”，本来是要示墨学为深渊大泽，结果反显墨学为偏门左道，失却其本来的面目。

以上谬误多涉及义理与考据，方授楚在《墨学源流》中对之辨析甚详。除此之外，他还回应因“尊墨太过”而引起的“两种反响”：谓“恐墨家夺儒家正宗而丑诋之”；谓“震惊墨家学说之高远，若河汉而无极，则疑为战国时代之中国所万万不能产生者，于是漫然曰墨子非中国人”。特别是他针对彼时学界关于墨子墨学自域外空降中土的奇谈怪论，所给予的出入中西古今、兼摄哲学宗教的“比较研究”的大视野，于今人看来仍显得富有十足的战斗性和时代感，堪称开创墨学文章中“护教体”的新局面。

《墨学源流》分上下卷。上卷《墨子生平及其学派》，追溯墨子学说之渊源，梳理墨子学说之体系，纵论墨学之政治、经济、宗教思想，实为“墨学十论”原典诠释的力作；继而考辨墨经之作者与学派归属、具列后墨哲学之知识论与实用科学、归正墨义在历史流变中的歧出，更兼百科全书式的视野。下卷《墨子之姓氏国籍学说辩》，落力回应近代学人对墨子学说的误解和泼污，以一种雄辩滔滔的护教式文体，系统驳斥墨翟非姓墨、墨子为婆罗门教徒、墨子为阿拉伯回教徒、墨子为邢徒奴役等谬说妄见。于“十论义理”诠释、后墨名辨逻辑学等传统治墨理路外，别开一番“比较哲学”/“比较宗教”的新生面。

以“墨家店”取代“孔家店”？胡适、梁启超为何弘扬墨学

墨子。

《墨学源流》与墨学中绝

墨学中绝的过程乃渐而非顿，于今已成学术界的共识。就外部因素而言，秦火和汉武“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后，墨学的传授始有衰微，但不能谓其全为政治环境所逼迫。淮南王刘安时仍有墨者，其后踪迹莫得其详。胡适之在《中国哲学史》中论到墨学的消亡原因有三：其一，儒家的反对；其二，墨家遭遇政客猜忌；其三，墨家后学诡辩太诡。梁启超在胡适的基础上又增一条，认为墨家之道违背人性，墨子虽能独任，天下人难行。

胡、梁之外，尚有“革命”“反革命”论。李季以墨家为代表秦末农工阶级的革命派，由于陈胜、吴广农民起义遭到镇压而失败，以及革命成果为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刘邦所窃取，以致不能幸存。郭沫若以墨家为反革命派，其自身的消亡正是“自证”了反革命敌不过历史进化的规律。

胡适、梁启超的说法，涉及墨学中绝的内外因。虽不能谓一无所取，确有草率化约之嫌。方授楚认为孟子辟杨墨时“孟学”尚不彰显，“罢黜百家”时墨学久已衰微，所以言儒家对墨家的反对足致墨学中绝，实在过分夸大。至于“诡辩太诡”，乃胡适错把名家当作墨家遗传所造成的歧见，诡辩玄妙乃名家灭亡的原因，非墨家灭亡的原因。由战国末年至西汉初年，中间历时百年，政客偶一为之之事，本不足资证墨学因遭猜疑而致绝灭，不然“秦墨”的历史就不能说清。且儒墨并称先秦两大显学，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墨家昌盛之时门徒云集，声名无远弗届，若真如庄子所言的“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学自应“及身而绝”，何待后乎？

李季、郭沫若的说法，方授楚据史料驳之甚详。秦末农民起义，墨家未见热烈参与；倒是暴秦统治，反有拥护的嫌疑，因此不能说“革命的”；同时若曰墨家敌不过历史进化的规律，何以其不亡于庄孟荀韩百家争鸣之时，而亡于儒家取得“一教独尊”的地位之后。方授楚谓郭沫若斯论乃落井下石，墨家诚非因“反革命”而亡矣。须知历史留下的不尽都是精华，历史淘汰的不尽都是糟粕。

方授楚认为墨学之流传中断于四因：自身矛盾、理想过高、组织破坏、拥秦嫌疑。今人看来，墨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国若其国，超越一己血亲，突破五伦关系，走向互动现场式的“第六伦”（兼相爱，交相利）。兼爱非攻交利，是走出自己，迈向陌生他者的别异的行动，这正是孟子批评的“无父”，于亲亲尊尊的社会遗传和习惯法之下，本来难行，无法作为一普遍范式推而广之，适用性似乎不如儒家同心圆式的“推恩”。非攻而赞诛，杀盗非杀人，为了证成止战非攻而陷入目的论和方法论的循环论证，最终流于诡辩。墨子学说为彻底役夫之道，以贱人阶级的道德来教化平民百姓，尚有可为；若推自其它阶级，如贵族、君王，则非善法。其于经济建设上，节流有余，开源不足，对保持最低生活水平或有可为，于扩大再生产实乏善可陈——这正是墨家理论逻辑上不自恰、墨家理想陈义过高而难以实行的原因。

又《韩非·显学》篇云“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墨子、禽子死后，墨家学派后继无人，再无一具号召力凝聚力之领导，后墨时代墨家组织分裂崩解之征兆，几可见也。至于墨家西入秦国一事，学界历来存疑。仅依传世经典儒《吕氏春秋》或极其有限的出土秦简的记载，仍不足征，文献不足故也。著名学者何炳棣先生认为秦制的建立，是在政治上实现了墨家尚同的理想；秦国转弱为强非商鞅变法，实为墨者功劳；墨者入秦助秦，为国史一大事因缘，是大一统帝国的隐秘先声。何炳棣先生此论与方授楚暗合，方授楚于几十年前已有如之想象，可不谓学人之间“心有戚戚焉”？

《墨学源流》与国学未来

中国学术最昌明的时代，除了民国之外，就是据今两千多年以前诸侯割据战乱频仍的先秦，彼时百家齐放，诸子争鸣，大抵有“六家九流”“九流十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实为华夏文明的第一个历史高峰。传统意义上，统摄先秦至汉初的主流学派为儒、法、墨、道四家。而自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之后，儒家之外的诸子逐渐沦为旁支，不再具有主导话语权的地位。当然这不代表儒家之外的诸子传统彻底消亡，它们有的以“民间”和“在野”的“体制外”形式继续存在（如汉初墨侠），有的走向士人内心深处成为修身养性的不二法门（如魏晋玄学）；有的借壳上市炼成君王独门家法，所谓“儒表法里”、“霸王道杂之”。儒家自此确实成为了中国文化“大传统”的精神底色，其他诸子学派大部分汇入了中国文化的“小传统”当中，作为文化潜流，影响至今。道家之于道教修仙丹药养生服气的原型意义，阴阳家之于葬师风水堪舆五行数术的原始价值，墨家之于民间会社绿林帮派江湖豪侠的精神原动力等等，大抵皆属此类。如今人们对儒学成为“王官学”之后的中国历史都比较熟悉，却对“一教独尊”之后诸子百家的发展状况不甚了解。尤于在先秦与儒家并称显学、后“中绝千年”的墨家而言，更显面目模糊。加之相关墨学出土文献稀少，学派归属成疑，似乎真是蒙尘千年，一朝而斩，再无余续。

然墨学果以成前世劫灰耶？诚如方授楚所言：墨学非真能亡也！一圣人死，其气化为数十贤，子墨子学说泽被儒法道兵农等诸子百家者，何可胜数！发而为行动者的，有许行及任侠一派；尚同、重功利，则见取于法家；节用平等，为道家所吸收；甚至儒家士君子念兹在兹的乌托邦——《礼运·大同》中所描绘的“大同盛世”，更是受墨家兼爱理想所启发而作。

今人从近代思想史的角度回看，会感到清末民初的墨学复兴浪潮对于墨家思想价值的真正重光，作用是有限的。1949年以后的墨学研究学者治墨的方法论很大程度上摆脱不了本质主义的窠臼，无法以人类文明史观来超拔阶级斗争史观，墨家与儒家的学术论战被描绘为底层向贵族的阶级斗争。几十年过去了，仍然停留在我称之为“小乘墨学”老路的训诂考据校勘、“十论”义理诠释外；在介入当下时代的社会议题，例如民族主义、宗教对话上也十分无力。未来的墨学复兴必须在身位上有“信心的一跃”，从未济迈向既济。当代墨学复兴应当发挥想象力，哪怕先作为“思想实验”，从旧思想中开掘新资源。

即便是在今天，相比从事儒学研究的学术群体而言，像方授楚这样对墨学进行专题性研究的学者，并不算多数，这实在是汉语学界的遗憾。然而“道待人而后传”。距先秦千年有余的周敦颐，就曾以“心传”之方法，接续道统千载不传之秘。故蒙尘之绝学虽有如上之困境，也并不妨碍后人思接千载。1997年，时任湖北大学政治行政院教授的张斌峰和供职于山西省教育出版社的张晓芒发表了当代新墨家的宣言式文章《新墨学如何可能》。这篇以康德式发问为起头的“宣言”，阐述了新墨家须在“建本—文化的全观与深层透视”、“创新—对墨学的创造性诠释”上做两方面的工作。文中更提出对墨学做现代性诠释的三重方法，即“作者意”“文字意”“精神意”。七年之后，时任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研究员的彭永捷又发表了《“现代新墨家”的文化解读》。彭永捷在肯定张斌峰、张晓芒对墨学开拓之工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批评。如究竟是“援西入墨”还是“援墨入西”；“草创而未明”的新墨学如何与当代文化中的各家显学互动；新墨学是否可能沦为应付万事且应之无穷的“高大全”“万金油”等。彭永捷的责问可谓切实中肯。新墨学的发明，除了“儒墨比较”中的常规议题，如“境界性内向反求”的“内圣”与“实践性工具理性”的“法仪”，“家族相似性”的泛爱和“视人之家若视其家”的兼爱的辨析之外，必须超越“墨学的现代价值”“墨学的现代意义”“墨学对构建和谐社会有什么作用”“墨学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之类的应用性的、即时性的肤浅层面。

墨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偏统”、支流，本身不具备和儒家一样的文化当量，历来不为人所重视。其实以一种“大国学”的视野观之，墨家作为儒家最早的“反对派”，其站在“在野”立场的“他者”视角，非常有利于以文化“偏统”的地位来看文化“正统”的不足，好比以“个体言说”的“独一”来弥补“宏大叙事”的“同一”。毫无疑问，随着当下的国学热潮，墨学又一次面临复兴的机会。其重点也在于促进国学内部的一种反思和批判，给大家提供一种墨学之维。不应该让人们以为国学就是儒学，这是把国学狭隘化。国学不仅是中国之学，更应该是普世之学。墨家的兼爱非攻就是中国特色的普世价值，是最中国也是最普适的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历万代而常新。墨家学说经过现代化的诠释，以及原典义理的重光，完全可以开出超越政治儒学的兼具中国特色和普世价值的政治哲学；而墨子精神力的千载相接，更是提振国人道德信仰、民族士气的应有之义。某种程度上，当代墨学复兴正是要继承方授楚、胡适、梁启超等前贤未竟的事业。

几十年前，当代大儒、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曾经慨叹“中国文化花果飘零”，而今随着大陆国学回潮的境况，似已不必再如是悲观。中国文化是支撑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文化神髓和思想肌理，一种文化的传承，赖有前人播下种子，方有后人收获果实。方授楚有感时人于墨学有所蔽，发愤而作《墨学源流》，凡两卷十五章，显白墨家微言大义，接续墨学千年道统，足可资后代一窥民国墨研成就之格局，亦可资当下新国学、新墨学的创新发明。民国以降，近百年来，我国渐入全球化之新战国时代，将何恃以为国际竞争之才具，将何恃以为立身处世之资本，尤当审慎思之。方授楚已开出一条进路，即参考西方思想，酌采墨家学说，以墨子之道，来应付时代的变化。《墨子·大取》云：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犹在！诚哉斯言！方授楚的《墨学源流》就是这样一枚种子。只要种子不死，无虑花果飘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