雌雄同体的他，以性欲反叛世界

背着书包耍流氓

[摘要]70年代，他曾渴望颠覆世界，80年代之后，他希望迎合世界，造型则是大卫·鲍伊不变的工具。
作者：叶克飞，腾讯大家专栏作家。
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在杂志上见到大卫·鲍伊，那是一张专辑封面，他脸上画着闪电状红色油彩。那时，我还是个听新歌的少年，尽管我能听到的“新歌”也是几年后的舶来品，比如布莱恩·亚当斯的《Everything I Do， I Do It For You》。
我真正听到大卫·鲍伊，还是网络时代之后的事情。因为当年那张专辑封面的印象过于深刻，我的最先选择便是它——《Aladdin Sane》。其实我并不懂摇滚，那时更分不清任何派别，但却喜欢他的随心所欲，以至于在其中寻找口琴的出现，分辨混音的特征。后来，我见到一个评价，说这张专辑近乎完美。

Aladdin Sane专辑封面

Aladdin Sane专辑封面

之后，便是在无尽的造型变换中寻找他音乐中的变化轨迹。如果你仅仅从“时尚”角度认识大卫·鲍伊，那也许会错过他人生中许多东西，尽管他被认为是“时尚的本质”。比如1974年的《Diamond Dogs》，在夸张的高鞋跟和长耳坠之下，在封面那个上身是人下身是狗的怪物造型之下，你很容易忽视这张专辑汲取了《1984》的元素。

Diamond Dogs专辑封面

Diamond Dogs专辑封面

香港旺角洗衣街215号，又名“二楼后座”，是港乐迷的朝圣之所。当年，这里是BEYOND乐队成名前的band房，因为音乐动静过大，总引来邻居投诉和巡警询问。那时的BEYOND还谈不上独特风格，而是与同时代的其他香港乐队一样，以英式摇滚为主。黄家驹就曾回忆，自己受大卫·鲍伊影响极深。即使是BEYOND大红大紫时，也没有放弃以吉他为主导，也从未放弃对旋律美的追求、对痛苦迷茫的自我剖析。
在那个平庸但却酝酿巨变的80年代，大卫·鲍伊一度因为迎合平庸而如日中天，这种辉煌直到1987年后才开始逝去，并让他的事业开始磕磕绊绊并遭遇他无法容忍的失败，这失败甚至一直延续到了90年代后期。也正因此，许多人惋惜地认为，大卫·鲍伊的前卫尝试仅仅停留在70年代。
但不管怎样，在那个摇滚乐曾改变世界的时代里，以大卫·鲍伊为代表的英式华丽摇滚虽很少直接过问政治，但仍适逢其会，成为其中一股力量。
曾有一位成功翻越柏林墙逃至西德的东德年轻人说：“我们都把史普林斯汀的那场演唱会当成一个记号……在那之后，我们只想要更多的自由。”那是1988年7月19日，数十万东德人蜂拥入场，观看史普林斯汀演唱会。一年多后，柏林墙倒塌。
史普林斯汀和他所代表的美式摇滚文化，曾在怒吼中质问美国梦的破灭。当他来到东柏林时，则成为了一种突破禁锢的象征。但这场摇滚乐与极权之战，其实早在六十年代末期西柏林人的“披头士音乐会”假新闻时便已打响，二十年间从未停息。大卫·鲍伊当然是其中一员，1987年6月6日到8日，大卫·鲍伊作为核心人物，参与了连续三晚的西柏林摇滚音乐会。这场庆祝柏林建城750周年的音乐会名为“为柏林而唱”，其实极具政治意味。

数千东德人聚集在柏林墙下聆听David Bowie演唱

数千东德人聚集在柏林墙下聆听David Bowie演唱

如果你去当年音乐会的现场——前德国国会大厦（没错，就是帮助希特勒登上权力顶峰的国会大厦纵火案的发生地）看看，免不了会心一笑——当西柏林人将现场1/4的扩音器对准柏林墙那一头的东柏林时，难怪会有数千东德人守在柏林墙前倾听。
这不是大卫·鲍伊第一次与柏林结缘。1972年，他的专辑《The Rise and Fall of Ziggy Stardust and the Spiders from Mars》备受好评，尽管与此前有别，他已显示出了迎合的一面，但仍有缥缈灵魂，而且这个缥缈灵魂依旧会适时宣泄自己的种种不满。这不同于我们熟悉的摇滚，并非简单的反叛，他也就此成为了华丽摇滚的象征。随后便是《Aladdin Sane》，足以使他留名于史。但几年后，他便受毒瘾困扰。1975年，他推出《Young Americans》，形象大变，以西装革履示人，只是化妆依旧触目，与衣着形成巨大反差。之后，他“隐居”西柏林，追随他最爱的德国电子音乐先驱发电厂乐队的脚步。
就是在那里，他推出了《Low》《Heroes》和《Lodger》三张专辑，即“柏林三部曲”，多半低吟浅唱，如怪诞的梦呓，《Heroes》专辑中的同名单曲，也被一些人视为他最伟大的单曲。
如果你想在柏林寻访大卫·鲍伊的故迹，难度极大。那个汽车修理店上的二楼公寓，不像香港“二楼后座”那般可供人朝圣。早在希特勒上台前，那一带就是魏玛共和国的同性恋者根据地，至今仍聚居大量激进分子——毫无疑问，那是所有旅游攻略中建议游客远离的柏林高危区。但曾公开承认自己性取向为双性的大卫·鲍伊，也许对这里的反叛气息甘之如饴。
也正是因为“隐居”柏林，大卫·鲍伊与席卷伦敦的朋克擦肩而过。The Clash乐队于1979年推出了《London Calling》，成为80年代另类风潮的某种根源，尽管朋克自己在八十年代初便已告别短暂辉煌。与之相反的是，大卫·鲍伊渐渐走向了妥协的一面——也有一种说法，将摇滚界的妥协称为“成熟”。在之后那个迪斯科流行的80年代，他也开始蹦蹦跳跳起来，迎合着那个年代的无比平庸，也导致了他之后的屡屡失败。
也是1979年，他开始接触电影和电影音乐。首先是从德国电影《Just A Gigolo》，他在片中扮演一个舞男。之后便是离婚和赴美，还有三年沉寂，但之后是又一个高峰——被许多人视为堕落的高峰。
他在造型上的追求倒是永无停歇。虽然我更喜欢他在1969年时的卷发和沉静，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造型上的突破其实从1971年的《The Man Who Sold The World》开始。在那张唱片封套上，大卫·鲍伊穿着黑色长靴和丝缎长裙，以玩世不恭的慵懒唱法抹杀性别界限。那独特风格搭配着魅惑曲风，以妖冶造型为表征。从那时开始，不管音乐成败如何，他都能在造型上引领潮流，启发各路大牌设计师。他的艺妓装扮、魏玛复古颓废装扮、渔网连体衣造型、“白瘦公爵”造型以及波普风黑胶连体衣造型等，都已成传奇。

David Bowie的渔网连体衣造型

David Bowie的渔网连体衣造型

但还是前文那句话，如果你仅仅从“时尚”角度认识大卫·鲍伊，那也许会错过他人生中许多东西。造型只是他用以触动世界的工具，70年代，他曾渴望颠覆世界，80年代之后，他希望迎合世界，造型则是不变的工具。每个造型背后都有大时代的因素，“白瘦公爵”也许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白瘦公爵”也许是大卫·鲍伊在雌雄同体造型中最深入人心的一个。多年后，他曾慨叹：“我知道，在70年代早期，人们更关心的是我那根东西怎么用的问题。”但这并不是他个人的事。
1969年6月，纽约爆发“石墙事件”，象征着同性恋者平权运动的开启，其背后则是60年代各种思潮及运动带给性解放的种种动力与支持。70年代，性别认同在价值观崩坏的大时代下出现混乱，并深切影响着华丽摇滚。备受滋养的华丽摇滚又反过来将摇滚的青春骚动发挥到极致，将性欲视为反叛的一部分。
也正因此，“白瘦公爵”的西装加化妆造型，尽管不被大卫·鲍伊的许多老歌迷接受，却能迎合同性恋解放运动，乃至于他亦公开自己的双性恋倾向。

雌雄同体的他，以性欲反叛世界

“白瘦公爵”造型

性倾向问题始终伴随着大卫·鲍伊，乃至成为怀旧的一部分。如果你对70年代摇滚史感兴趣，又只想浅尝辄止，那么1998年的电影《天鹅绒金矿》或许是个选择。对于乐迷来说，也许没有什么比世纪末的回忆更为动人，当年的华丽是一种颠覆，如今已成记忆，尽管大卫·鲍伊对自己成为片中主角原型十分不满。此片导演曾说：“70年代初期，关于情欲最有趣的部分甚至不是同性恋，而是各种相对的东西彼此吸引：男人和女人，同性恋和异性恋。尤其，双性恋其实是和每个人都相关的。”而大卫·鲍伊的雌雄同体，吸引着女性粉丝，扩大着摇滚乐迷的外延，也成为了这种相互吸引碰撞中的焦点所在。
尽管他曾迎合主流，尽管他不可避免地“长大成熟”并最终老去，尽管一切狂乱激进都终究化为严肃沉闷，但曾经华丽的那一切，都是永恒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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