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沉船逃生者：半年来没有得到任何心理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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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沉船逃生者：半年来没有得到任何心理援助

老谢在镇江的新住处。朱秀霞摄

特约作者朱秀霞
从监利回到镇江，正好6个月了。谢龙海在此期间搬了两次家，“我和老太婆一起登上‘东方之星’，但只有我回来了……”睹物思人，他搬出和老伴住了二十年的“家”。老谢开始慢慢适应独居的生活，一个人吃饭、散步、逛超市，“每次逛超市，走到她喜欢吃的东西前，就想着要买回来，可是人不在了，她怎么就没跑出来……”
2015年6月1日21时32分，重庆东方轮船公司所属“东方之星”号客轮，从南京五马渡口起航，开往重庆，当航行至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长江大马洲水道时翻沉。事发时船上454人中12人生还。
谢龙海是12名生还者之一。他是江苏镇江人，1953年出生，健谈，这可能和他丰富的人生阅历有关。“17岁当兵，教过书、务过农，后来就在机关待了几十年。”2013年退休后，老谢和老太婆喜欢出去走走，看看外面世界。两年内陆续去了北京、广州、珠海等地。谁知，原本计划12天的江上之旅，竟是夫妻俩的诀别。
大难不死的人，活得更加豁达，但也得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痛。2016年新年第一天，谢龙海坐在刚收拾妥当的新住处，他的身后，是若隐若现的镇江南山。老谢说，回到镇江后很长时间，他才慢慢清醒过来，往事一件件浮出来。而在事故发生3天时，记者专访他，他痛苦地说，“到现在也想不起老太婆当时在干嘛，他们在哪里。”一别6月，“事情越来越清晰”的老谢，再讲“老太婆”，还是没说两句就低头哭起来，摆着手说，“有些话，这辈子睁着眼，我不会再说。”很多事不能多说，“会加深儿子的痛苦。”
他记起了同船其他旅伴最后的样子。有遇难者家属找他，就是想听听亲人最后时刻在做什么。无锡遇难者家属辗转找到老谢，坐下来，面对面，问老谢在船上的那几天，家人吃得好吗？老谢说，他们父子俩买了一瓶红色大肚子白酒，还买了粽子、咸鸭蛋、包子一堆食物。他们在船上喝着酒、看江岸风景，“可开心了。”老谢还说，出事前那顿午餐，“大家都说特合口味，都夸师傅那天是超常发挥。”有些话，老谢自己咽下去了，“谁会想到，那是最后午餐？”
时间越长，往事反而越清晰。老谢记起来，沉船之前，他路过位于四层广播室时，那个梳着长辫子的女广播员正坐在窄窄的工作间里忙碌。老谢记得同住四层的黄先生。6月1日上午，在参观完三国赤壁古战场后，团队休息时，一个穿着黑色上衣、带着墨镜的人走过来，递给老谢一根烟。他们开始聊天，老谢知道他姓黄，刚退休，家住南京溧水，说到儿女，是满脸的骄傲；说自己生意最好的时候，“老谢，你知道吗？来不及数钱啊。”聊得投机的两个人，约好当晚一起掼蛋，还互相留了电话，“老黄说回家后，要来镇江找我们串门。”事情发生前，电闪雷鸣，老谢踱步去找老黄，正抽着烟、刷着手机看新闻的老黄抱歉道，“他们想睡了，我们改天再掼吧。”不到半小时，船沉了。老谢说，如果有机会，他想告诉老黄家人，那天老黄很开心。
除此之外，这半年，谢龙海很少再和人交流。儿子定居上海，老谢独居镇江，他上午上网看新闻、股市，憋闷的时候，就坐上公交车，回丹徒老家看看，或去妹妹家待着。心里憋闷得快要爆炸时，老谢烟就抽得特别凶。他的妹妹就说他，老谢不管不顾地教训妹妹，“就是莫名发火，我心底那团火，自己排解不出。所以就对亲人发。”有心理学家呼吁，像老谢这样的人，理应得到专业的心理援助。但老谢说，回来这半年，并没有任何部门或专业机构和他联系过。老谢这辈人，不习惯倾诉，也没有向心理医生求助意识。采访中，老谢一直在强调“我可能真的很需要精神抚慰。”
作为仅有的12名生还者之一，曾被多家媒体追访的谢龙海，事故发生后被严严实实保护在监利县下面一个乡镇的宾馆。针对遇难者的赔偿方案早已出来，儿子领了老伴那份赔偿金。但对生还者老谢等人，只字未提，老谢不解地说：“我们这几个死里逃生的人，好像被大家忘了。对我们，没有任何说法。”
情绪慢慢平复后，谢龙海曾去过一趟当初报名的旅行社。织着毛衣的旅行社员工头也没抬，问他干嘛，老谢说“我从东方之星上下来的。”那人忙不迭地说，“赔偿的事和我们旅行社没有关系。”老谢说，“可能法律上是没关系，但什么叫‘没有关系’呢？我和老太婆一起从你这出发，却一去不返，怎么就没了关系？连一句道歉、一句安慰都得不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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