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理会“五常”出手，“定居点”决议为何让以色列愤怒
这几天，因为联合国的一份决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很生气，甚至下令暂时限制以色列外交部与12个联合国安理会成员的工作关系。这份让内塔尼亚胡大动肝火的联合国第2334号决议，由联合国安理会于23日通过，决议重申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定居点活动“违反国际法”，敦促以色列停止一切定居点活动。
更让内塔尼亚胡恼火的是，一向被以色列视为外交政策“保护人”的美国，在此次表决中投出了“弃权票”，变成了袖手旁观的“路人甲”，实际上是给决议通过亮了“绿灯”。众叛亲离加上又被兄弟插两刀，内塔尼亚胡的愤怒也就不难理解了。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资料图）
难以制约的定居点
既然这份决议涉及到了限制以色列在定居点的活动，那我们就首先来说说定居点的事儿。
长期以来，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修建犹太定居点，是以色列国内一个十分敏感的议题。很多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学者认为，以色列扩建定居点，是为了“有计划地兼并约旦河西岸”。从客观效果上看，犹太定居点的修建，确实压缩了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似乎是以色列历届政府“有意为之”。
一方面，一些犹太定居点是经过以色列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批准建设的，而这些批准往往并没有得到巴勒斯坦方面的允许，更不会受到国际社会社会的支持。
另一方面，除了以色列国内“审批”的定居点之外，不少犹太定居者会选择在大的定居点周围兴建小规模的定居点群落，居民少则十几户，多则几百户，依靠来自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的捐款，建立事实上的“定居点”。为数众多且不断扩张的犹太定居点，不断压缩着巴勒斯坦人在被占领土上的生存空间，更促成了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敌视的不断加剧。
但是实际上，以色列定居点建设，并不是阿拉伯学者口中“有意为之”或者“秘密规划”的结果，而是由于以色列内部政治社会特点所决定的一个“无奈结果”。以色列由于自身的社会和政治限制，对犹太定居点建设，也确实存在某些无奈。如何管理和规范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者，也是以色列国内一个棘手的难题。
从法律上讲，在约旦河西岸存在着的为数众多的犹太定居者（截至2015年，大约70万左右）面临着安全威胁，毕竟将自己的家安在争议地区，容易遭到巴勒斯坦民众的袭击，而这也会进一步促发巴以本就紧张的关系，因此以色列国防军和边境警察也面临着巨大的安全压力。
另一方面，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中，也时常发生一些违法事件，而如何处理这些违法事件，尤其是适用于以色列法律还是适用于巴勒斯坦的相关法律，也会成为一个敏感问题。今年以色列国会就试图通过一项法令，即将以色列法律适用于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点地区，这项法令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是为了进一步规范以色列定居者的行为，但如果放在巴以冲突和土地争议的大背景下，就显得敏感而复杂。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如此复杂，那么为什么以色列政府不能遵守国际共识，将自己的定居点拆除，撤离到国际公认的1967年控制线（即“绿线”）之内呢？这其中的原因和以色列内部的社会及政治分歧有关。以色列尽管是一个以犹太人为主的仅有800多万人的小国，但是其国民构成受到了来自种族（欧洲犹太人、西班牙-拉美犹太人、非洲犹太人、东方犹太人）和宗教（世俗主义者、改良派和保守派等）以及政治意识形态（左、中、右）的分割，而这些不同的背景要素，相互之间重叠组合，加上犹太民族特有的“辩论”“自由”传统，形成了以色列国内碎化的社会认同。
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点
因此，在对待犹太定居者问题上，很难做到社会认同的统一。以色列左翼政治和社会力量，往往会批评犹太定居者，认为这些定居者是在破坏巴以和平和以色列未来。而以色列右翼则认为，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对于以色列的威胁犹存，以色列需要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更有右翼定居者认为，约旦河西岸、加沙和西奈半岛等地区，都应该属于历史上的“大以色列”的范围，在这些地区兴建定居点，实际是为了“光复国土”。
以色列对定居点也束手无策
也正是因为以色列国内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使得以色列国会从1948年建立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单独一个政党超过半数议席“独大”政坛的场面，各个政党都需要与其他政党进行妥协，组成联合体执政。因此，当犹太定居者跃跃欲试之时，以色列政府的反应往往是消极回避。而当犹太定居点扩张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时，以色列政府往往担心触碰导致自己的政府联盟破裂，不愿意切实解决难题。
历史上两位强力大规模拆除犹太定居点的以色列领导人——上世纪80年代拆除西奈半岛犹太定居点的贝京，和2005年“单边脱离计划”拆除西奈半岛犹太定居点的沙龙——其最后的政治命运都毁誉参半——贝京最后郁郁而终，而沙龙不仅造成了利库德集团的分裂，自己也中风长期昏迷（以色列右翼不少定居者认为，这是上帝在惩罚敢于拆除定居点的政治人物）。
最近的一次以色列国内定居点之争，是在2334号决议案出台之前不久约旦河西岸阿莫纳定居点之争。
作为一个仅有40多户人家的定居点，阿莫纳被以色列左翼社团和巴勒斯坦人指责非法占领了巴勒斯坦私人土地，并且将诉状提交到了以色列高等法院。以色列高等法院在2014年12月判决阿莫纳定居点为“非法”，并且要求两年期限内拆除。阿莫纳的定居者们开始行动起来，建立路障，组织法院工作人员和以色列警察前来执法，当以色列中间翼“我们大家”党的建设部长前来安抚定居者之时，也被定居者骂得狗血喷头。
阿莫纳定居点受到了以色列右翼社团的支持，不少公众人物在媒体撰写文章支持阿莫纳，更在耶路撒冷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表示要“坚持到底”。最终以色列政府不得不做出“妥协”，遵守法院判决，迁出定居点，但是予以1.6亿谢克（约3亿人民币）赔偿，并且新的安置地点仅仅距离数百米——实际上还是原地安置，以色列政府也打了一个“太极”。
以色列士兵拖走犹太定居点小孩
面对紧张局势，如果强拆也未尝不可，但是历史上的强拆行动，尤其是2005年沙龙政府“单边脱离行动”中强拆西奈半岛定居点的过程中，以色列军警拖拽殴打定居者民众的照片，大大刺激了以色列社会，最终导致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团体在随后的以色列大选中顺利胜选。而如果单纯地切断资金来源，犹太定居者也并不害怕，以色列社会的基层构建自主性很强，来自于各个团体尤其是海外犹太团体的捐款，基本上足以支持犹太定居者建设房屋。所以，软硬皆施后，以色列政府仍然显得没有什么办法，只能默认定居点一点点扩大。
被束缚的巴勒斯坦
事实上，除了定居点之外，以色列修筑的“隔离墙”，以及在约旦河西岸遍布的检查站，也逐渐蚕食着巴勒斯坦的生存空间。“隔离墙”修筑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占领巴勒斯坦，而是在巴以和谈长期僵局的背景下，如何保护以色列自身的安全。尤其是2002年之后，不少巴勒斯坦极端分子不断潜入以色列内部，策划恐怖袭击行动，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以色列为了能够防止恐怖分子渗透，开始在约旦河西岸修建隔离墙。
隔离墙，顾名思义是高大的墙体，但是实际上隔离墙的“墙体”仅仅占隔离墙工程的一小部分，只是在分割区域情况相对复杂且距离较近的背景下，才会修筑高大的墙体来分割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社区。
隔离墙工程绝大部分是蜿蜒曲折铁丝网、检查站和来回巡逻的装甲车。隔离墙工程在保护了以色列安全的同时，却在客观上分割了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社会的链接网络，不少巴勒斯坦人难以进行哪怕短距离的旅行，因为出行必然要面临层层的审查和安检。
而当一群由毛头小伙子组成的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吆五喝六地检查巴勒斯坦出行者行李、证件和身份时，往往会刺激到巴勒斯坦民众的自尊心，成为巴以矛盾激化的另一个焦点。
以色列犹太定居点建设问题，并不是单纯地“拆除”和“默许”的议题，实际上涉及到以色列国内政治社会的诸多特点。此外在国际上，巴以问题长期持续，巴勒斯坦建国遥遥无期，也让以色列国内对于巴勒斯坦的信任度不断降低。
巴勒斯坦人指责以色列不断蚕食国土，根本没有诚意进行谈判；以色列右翼则指责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控制约旦河西岸）和哈马斯（控制加沙）纵容针对以色列的暴力活动，甚至有些以色列政客认为巴勒斯坦应当被拆分为几个小的“公国”。当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失去了彼此的信任，作为巴以问题的衍生品，“犹太定居点”问题就成为了一个棘手而复杂的难题。
从根本上说，“犹太定居点”反映出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构建的相互矛盾和对立。尽管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不少和平主义者会认为“这里足够大，容得下两个民族”，但在客观上，以色列所秉持的“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在近代以来构建的民族主义，在彼此话语体系中是相互对立的。
“犹太复国主义”认为能够在如今的以色列国土上生存是犹太人继承祖先的权利，是“光复国土”；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建构则是脱胎于“叙利亚人”“约旦人”“埃及人”（比如1948年之前，不少巴勒斯坦人会将当地称为“南叙利亚”，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在社会风俗上更接近今天的约旦人，加沙巴勒斯坦人则更类似埃及人），在独立构建民族主义话语体系的进程中，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更多的是以“以色列”为对立面进行构建的。
因此，当巴以双方真的通过谈判来解决和平问题时候，每一个敏感议题——耶路撒冷归属问题、难民回归问题（这又涉及到谁是“侵略者”的道义问题）、领土划分问题等等，多会从根本上触动“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谁是“正义”谁是“侵略者”的划分。因此巴以谈判也就因为彼此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而难以形成共识。
联合国的决议案通过之后，以色列感到很愤怒，右翼团体认为国际社会“冤枉了”以色列，过于偏袒巴勒斯坦人。但是犹太人又是十分务实的，中止外交上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商业、经贸、学术等其他关系的中断，仅仅是表达愤怒而已。不过正如以色列左翼学者、以色列家喻户晓的著名作家大卫·格罗斯曼所言：“从哲学上讲，武力的强大不可能持久。当我们与全世界作对，其实我们应当反思是不是自己真的错了。” 我来啦 不错啊! 一个字牛啊! 回复一下 顶你一下. 一定要回贴，因为我是文明人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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