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盛产五道杠更可怕的，是社会的分裂从校园就开始了
黄艺博
历史总是以令人咋舌的方式重复着。当我们以为五道杠已成昨日黄花的时候，没想到人家就要被武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录取了；当我们以为高校学生会的官僚习气已被教育专家批烂的时候，没想到江南大学的学生会还在操练这种“模仿游戏”。然而说到底，青少年的官样、学生组织的官僚化其实都是中国社会一个缩影，作为某种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它们反映了教育行政化所必然造成的社会病态。当然，这更是官本位文化和官僚主义作风渗入教育领域的必然结果。
官样青少年是如何炼成的？
“五道杠少年”出身公务员家庭，他2岁看《新闻联播》、7岁看《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的爱好想必不是天性如此，很有可能是受了家庭政治习惯的熏染。如果父母以做官为荣，那么孩子的举止也就可以理解了。
当然，学校的规训是更直接的原因。一方面，老师们居高临下、发号施令，使得孩子很早就产生对“权威”的“怕”与“爱”；另一方面，当选班干部可以获得许多权力。当然还有许多实惠，比如破格录取，在此之前，黄同学就是通过破格录取进入水果湖高中。
而将黄艺博推到舆论风头浪尖上的终极力量，乃是武汉市团委少年部的“五道杠”创举。在三道杠上面加上两杠，能产生什么教育作用？无非撩拨了幼小心灵里的“官瘾”，引导孩子误入歧途。可以说，如果不是有行政力量的膨胀，黄同学也断然不会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和质疑。
学生组织官僚化的深层原因
高校学生会，更是行政权力不加约束的重灾区。学生会本来应属于大学生群体的自治组织，在我国目前的体制下，却成了团委领导下的产物。从“自治”到“被治”，学生的主体地位失落了，官场习气和规则却照搬了过来。正如人大副教授陈伟写道：“假民主、假自治，不代表广大学生，而是代表上级领导，代表权力部门对学生进行组织、监控、管理，目前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所具有的种种恶劣做法，在大学里面首先得到了演练。如何看领导的眼神行事，如何陪领导喝酒，给领导挡酒，如何说官话、套话、假话，如何溜须拍马、阿谀谄媚，如何经营自己的权力，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大学生从中过早地学会了中国官场的做派。团委、学生会让大学生侏儒化、官僚化、庸俗化，不遗余力。”
本该为学生服务的学生会常常变成折腾学生的机构。学生会要经常组织大型活动，有时则要按照团委的要求，拉人填场、接待领导。这些活动的教育或文娱意义甚少，却对大学生思想和行为产生十分明显的规训作用。久而久之，导致许多性格乖巧的大学生习惯于“被规训”，而那些稍有权利意识的学生则在内心深处埋下厌恶甚至仇视的情绪。这些情绪一部分发泄在网上，成为所谓的“愤青”言论，而那些发泄不出的情绪则在长时间沉淀之后变为一种消极的犬儒心态：反正我也改变不了什么，不如彻底不闻不问，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好。
更可怕的是，这种规训导致的分裂
《黑镜》
说到规训的极致，不免想起英剧《黑镜》里的情形：在一个封闭的电子化世界，每个人都住在四面环绕电视墙的小格子里，底层的人们靠踏自行车挣取虚拟的货币并以此维生。生活当中唯一的消遣便是看电视，电视的内容则是达人秀和AV。而改变命运的上升渠道只有一个，参加选秀。
男猪脚倾家荡产帮助女猪脚成为选秀达人，没想到等待她的奖赏却是成为AV女优。为了报复体制，彻底改变游戏规则，男猪脚决定参加选秀。当他在舞台上以玻璃刀顶着喉管，声泪俱下地发表完那番控诉现实的言论之后，却迎来了评委和观众的一致认可——他的革命宣讲也被当成了一场颇有创意的表演。连反抗体制的方式也成了体制运行的一部分，最终亦难逃被规训的命运。
想一想，当代青年的生活是否也很类似？就像宋江的落草只是以更忠义的姿势接受朝廷的招安，韩寒的反叛只是以更炫酷的造型赢得资本的青睐，大学生对体制的冲决是否也会被体制吸纳，从而成为维持体制继续运转的动力？
当然，我们不必如此悲观。我们所处的社会毕竟不是《黑镜》里虚构的共同体，而是一个流动的、开放的、公民权利和行政权力不断博弈的场所，但学生群体的分化确实令人担忧。
在学生会、团委、学校乃至更大的行政权力的规训下，大学生内部出现了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裂：得势的学生干部变成积极拥护体制的代言人，日后有可能进化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那些因厌恶而远离的不安分学生则成为体制的批判者。而这种分裂，很难说不是日后影响社会团结和改革难以深化的因素之一。 五道杠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