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瑞·罗宾：知识分子如何塑造大众？
摘要我们缺乏公众，我们拥有松散的民众。他们兴高采烈、泛滥过剩，但很难想象民众能够持久存在，而公众在国家压迫或社会不妥协面前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更加深入和坚定。
作者简介：科瑞·罗宾(Corey Robin)，布鲁克林学院和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本文是他在美国思想史学会年度会议上的主题发言的修改稿。
公共知识分子作为原型是充满矛盾的存在，被撕扯到两个相反的方向。
一方面，他应该是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演讲中所划定的两种志业的结合体：既是学者又是政治家。公共知识分子不单是学者也不单是积极分子，而是身兼二职，既拥有庄重的目标又不懈追求赤裸真理的修道士。请想想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另一方面，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拥有独特和自我清醒意识到的风格意识，其一举一动都让人关注其风格和体现风格的人。这种公共知识分子更加接近明星，与韦伯所的学者或行动者没有多少相似之处。他缺乏两者的诚信和深刻性。他让我们觉得面前站着一个过分关注观众反应的演员，或过分在乎别人接受自己观点的智者。请想想伯纳德·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
但是，对形象和风格、读者和接受的关注对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来说不仅不是对立的，事实上还可能为此使命服务。公共知识分子居于韦伯的两个使命之间，因为他渴望其写作能够为世界做些什么。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在谈到列宁时说，“他从来没有写过一句本身有趣的话，但是他创造了几乎全新的媒介，一种介于写作和行动之间的表达方式。”
公共知识分子不仅对更广泛的读者群感兴趣，不仅热衷在个人评论版推销自己的观点以便卖出更多著作。她渴望的不是扩大市场或急于塑造自己的品牌。她也不是解释者或思想普及者。相反，她是文学界的史诗般政治人物，她认定自己的写作是具有改造潜力的行动模式，是为世界播下思想的种子。她寻求的转变或许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政策变革，或许是行为举止或者道德品质方面的教育，又或许是人类遗产方面的革新。她的着眼点是明天或今天。但无论其目标或时间框架如何，公共知识分子都渴望其写作产生影响，拥有像权力本身具有的那种威力。
但是，要拥有那种影响力，她必须打动读者的敏感神经。这并非因为她希望按摩或安慰读者而是因为她渴望将其撕裂。她的目标是彻底改造读者，将其变成与从前不同的人，把读者从通常状态中拉出来。我心中想到的公共知识分子并非对读者冷漠无情;其工程若没有读者参与根本就无法完成。但是，存在一个非常细小的界限将她需要读者和她迎合读者区别开来。就是在这个细小的边界上，她必须站稳立场和保持平衡，该边界决定了他是思想家还是演员，是知识分子还是娱乐明显。作家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说过“我想改变两千万人的思想。”并非巧合的是，此人将这个界限拉断了。
虽然公共知识分子是政治演员，是舞台上的表演者，但将她与娱乐明星或者热衷出名的家伙区别开来的是她的读者是并不存在的。与普通记者或者企业学者不同，她的写作针对的是还没有成型的读者。她从来不对现实读者讲话;她对可能的读者讲话。他的共同读者是并不普通读者。
这个现象的原因与其说与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思想有关---我的精英主义不是为先锋派作家或哲学家国王辩护，而是认定公众的存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存在。正如约翰·杜威所说，公众从来不是简单的存在，他们总是被塑造出来的。公众是由所在群体创造出来，同时融合了其他群体的行动。资本作用于劳工，迫使男男女女不停地工作，使其家庭处境悲惨。但是，那些工人还不是公众。当有人说---有人写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后，他们就变成了公众，变成了愿意和能够为共同处境做些什么的公众。正是这些词的写作，正是命名“全世界无产者”或“我们人民”甚至“没有名称的问题”的过程，将民众唤醒，变成了公众。在为公众写作的行动中，知识分子创造了写作的目标对象：公众。
这就是为什么有关专业术语还是通俗话语的辩论没有抓住问题关键的原因。该辩论的隐含假设是公众就在那里，等待有人对其讲话。以文笔晦涩难懂著称的学院派哲学家如阿多诺显然没有面对公众讲话的愿望，拥有通俗气质和效率的随笔作家如哈兹利特(Hazlitt)显然有这种愿望。但是，阿多诺和哈兹利特都对希望出现但并不存在的公众讲话。阿多诺直言不讳地说“瓶子中的信息”是他打算收录在《道德的最低限度:残生省思》(Minima Moralia)中的10篇片段的标题。就哈兹利特而言，正如斯蒂芬·柯林尼(Stefan Collini)所说，
“熟悉的风格”被有意作为不适合新时代的声音使用，那是重新塑造向已经感受到陈旧过时的读者讲话模式的尝试。这种风格为渴望重新创造与受过教育的读者建立“已经丢失”的亲密关系的后代批评家服务。
要认识桑斯坦的观点是多么反公众，请允许我回顾历史绕道论述一番。请让我带领诸位回到75年前，约翰·杜威(John Dewey)创造的世界，并向诸位介绍罗斯科·费尔伯恩(Roscoe Filburn)。
罗斯科·费尔伯恩是俄亥俄州第五代农民，不喜欢被人呼来喝去，所以不愿意把自己局限在种植11英亩的麦子，仅仅因为联邦政府规定他不应该种植更多。1938年的农业调整法案授权政府确定年度收成限额---如果受影响的农民投票支持这些限额，在政府组织的全面公决中得到三分之二超级多数的支持。1941年，81%的农民赞同政府的11.1英亩限额。费尔本不是支持者之一。他种了23英亩麦子，因而遭到起诉，并被罚款117美元。该案一直打到最高法院。
1937年后，法院一直依靠对商业条款的广泛解释来为联邦政府扩张干预经济的权力辩护。但是，费尔伯恩种植的麦子完全是为自己农场使用，不会对本地市场或其他州的经济造成影响。在维卡特诉费尔伯恩(Wickard v. Filburn)中，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判定，虽然费尔伯恩为自己农场种植麦子产生的影响或许“本身微不足道”，但若考虑到“类似情况下的许多他人集中起来”就绝非“微不足道”。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聚合效应”(aggregate effects)原则为政府干预经济开了绿灯。
在桑斯坦的《轻推》的背景下，维卡特诉费尔伯恩案读起来就像消失的古代文明的记录。像农场种植限额这样得到全体一致支持的规定，可能影响到每个人(不管个体情况差异如何)，是轻推政治的其他形式，恰恰因为它们影响到每个人，无论你的具体情况如何。但是，那是公共权力：他们创造了共同体，通过强加在每个人身上一个问题，却没有提供桑斯坦一直寻求的其他选择。要求经济行动者将自己看作“众多起来类似情况下的”阶级的一部分，重新将选择退出市场的私人决策作为集体授权书的选择，迫使男男女女从政治上思考问题。它们将我们变成了公众。
那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工作的方式。通过给读者提出要求，他们强迫人们算算账。他们唤醒了公众---如果没有别的，至少是集体起来反对其写作的公众。民主公众总是在反对和冲突中形成：杜威说“公众要形成，就需要打破现有的政治构成。”读者大众也是如此。有时候，其构成是反对作家提出的目标：想想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或亚历山大·米歇尔(Michelle Alexander)的《新种族隔离主义》的读者。有时候，公众是因为反对作家而形成的：想想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读者。不管负面影响如何，公共知识分子强迫人们思考问题，确认分裂存在，要求读者就分歧问题表明自己的立场。
恰恰是公众意识---被作家要求所唤起的;由分歧和被迫表明立场而构成的---是桑斯坦的写作所逃避的东西。不仅是桑斯坦的写作而且是其背后的庞大知识界和他试图挤入的政治界都有此问题。
任何熟悉美国黑人作家塔那西斯·科茨(Ta-Nehisi Coates)的人都会充满期待地阅读其《在世界和我之间》：不仅是作者可敬的思想、卓越的天赋而且是公众在当今文化中没有见到过内容。从他的博客、文章和不同层次的评论家的交往，我们知道科茨是位才华横溢了解读者口味的作家。不是任何读者而是渴望获得美文享受和将智慧应用在当今最具争议问题上的读者。
任何一位阅读过《在世界和我之间》的读者都将发现这些期待得到了满足。本书第一页就是以一具尸体为开端，最后一页让人带着恐惧结束。从马基雅维利到朱迪丝·施克莱(Judith Shklar)，尸体和恐惧都是现代政治经典的试金石。考虑到这本将才华与热门话题相结合的书，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将《在世界和我之间》作为对公共生活和学界的主要干预，或者是当今公民文化的标志性读本。
但是，那些政治主题---尸体和恐惧的存在本身应该令我们感到警惕。因为科茨的写作背景是充满了公共辩论带来后果的谨慎故事的悠久传统，令人恐惧的尸体成为道德探索之所。
该传统的一极站立着霍布斯，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多地将身体作为调查的起点;正如《利维坦》的读者所知，其终点是政治和公众的消亡。只有能够解决所有道德和政治争议问题，并在不受抗拒的情况下将其判断强加在国民身上的君主，才能够提供对身体的保护，在必要时为人提供免于恐惧的自由。
传统的另外一极站着马克思，他明白在工厂劳作的劳工的身体是有关人类支配的文明冲突的战场和人类生存的终结。霍布斯在身体上看到可能为了和平和繁荣而毁灭政治和公众的一系列主张;马克思在身体上看到一系列主张，它可能开启全新的政治形式和全新的共和国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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